民族融合进程与辽代佛教繁荣

摘 要：辽代作为一个典型的多民族政权，其主体民族从数量上看在国家内部也是居于少数民族地位。辽代统治者对民族问题却处理得比较成功。有辽一代二百年，大部分时间里各民族都能够和谐共处，民族矛盾始终居于次要地位。这一方面归功于其成功的“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没有实行激烈的民族压迫政策，顺应了各民族的传统习俗和政治要求，因而得到各民族的响应和拥护;另一方面，宗教特别是佛教在辽代各民族间的广泛传播，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民族政策的剂，共同的成为维系各民族团结的精神家园。

关键词：契丹;佛教;民族融合

中图分类号：B94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9-0070-02

契丹在建立政权前流行的是本民族传统宗教――萨满教。其后耶律阿保机不断掳掠汉人，佛教也随之传入契丹。太宗耶律德光取得幽云十六州后，佛教在契丹民族中得到了进一步传播。其后，随着辽宋澶渊之盟的签订，辽宋和平局面的形成。两国开始了长期的友好交往，佛教也在辽朝进入鼎盛时期。

一、佛教在辽代兴盛的原因

佛教早期传入契丹未遇到大的阻力，和契丹原有的民风民俗有很重要的关系。辽代契丹人最初信奉本民族固有的原始宗教――萨满教。萨满教是契丹族和其他一些北方欧亚游牧狩猎民族的固有信仰，是一种以信奉万物有灵为内容的原始宗教。我国北方诸多少数民族大多信奉此教。扎奇斯钦在《西域和中原文化对蒙古帝国的影响和元朝的建立》一文中曾说明萨满教的性质：“萨满教是一种泛神的宗教，统治者对于一个为他们自己祈祷祝福的巫师，不管他们所信奉的对象是什么，都一律予以尊重，各宗教也不过就是一种不同的萨满，只要他们是为可汗祈福，当然没有理由予以排斥。”李家琪在《辽朝佛教研究》一文中也指出：“萨满没有排斥其他的宗教，这种传统构成了契丹人自由政策的主因。因而，辽朝对任何宗教，皆任其存在而不加干涉。”由于萨满教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并不排斥其他，所以佛教进入契丹族聚居区就显得非常顺利。

辽代佛教受到唐朝中原佛教文化的深刻影响，唐代是中国佛教极盛时期。高僧辈出，宗派繁多，佛经浩繁，可说是空前绝后。随着禅宗的出现，佛教文化不断中国化，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不但具有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又富于平实浅易的传教方式，如盛行于唐末的变文，就是将深奥的佛学思想转化为百姓易于理解的小故事，特别适合初期文化不高的后起少数民族，契丹民族在全面吸收汉文化的过程中，不能不为佛教所吸引，乃至最后笃信佛教。

二、辽朝统治者大力推广佛教

辽太宗耶律德光时期，佛教开始成为辽国的主要宗教之一。《辽史》卷三七《地理志》载：“兴王寺，有白衣观音像。太宗援石晋主中国，自潞州回，入幽州，幸大悲阁，指此像曰：‘我梦神人令送石郎为中国帝，即此也。’因移木叶山，建庙，春秋告赛，尊为家神。兴军必告之，乃合符传箭于诸部。”太宗所建菩萨堂对佛教在契丹的发展影响很大。《辽史》卷四九《礼志》也载：“太宗幸幽州大悲阁，迁白衣观音像，建庙木叶山，尊为家神。于拜山仪之后，增诣菩萨堂仪，然后拜神，非胡刺可汗之故也。兴宗先有事于菩萨堂及木叶山辽河神，然后行拜山仪，冠服、节文多所变更，后因以为常。”[1]耶律德光改变了祖宗祭祀之法，如拜山仪，原以绕树致意为主，自此后，增加了拜菩萨堂。这说明契丹统治者承认佛教的宗教地位，与萨满教的关系平等。

耶律德光本人对佛学有相当的认识，如陶毂在《清异录》中记载：“耶律德光入京师，春日闻杜鹃声，问李崧：‘此是何物？’崧曰：‘杜鹃。唐杜甫诗云：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涪万无杜鹃，云安有杜鹃。京洛亦有之。’德光曰：‘许大城市，一个飞禽，任他拣选，要生处便生，不生处种也无;佛经中所谓观自在也。’”[2]

辽中期以后历代皇帝，对佛教文化的理解更为深入。如圣宗皇帝“至于释道二教，皆洞其旨”。辽兴宗耶律真对佛学华严经以及净土宗也多有研究。辽道宗耶律洪基作为辽朝最著名的崇佛皇帝，同时也是在契丹诸帝中佛学修养最为深厚的一个皇帝。苏辙《栾城集》中称道宗“能自讲其书，每夏季辄令诸京僧徒及其群臣，执经亲讲”。道宗对《华严经》钻研尤甚，而道宗用力最深的却是《释论》。

随着佛教传播的深入，其政治影响力也有所表现。如景宗保宁六年（974）“以沙门昭敏为三京诸道僧尼都总管，加兼侍中”。道宗年间，以僧人身份位列三公也屡次出现，咸雍二年（1066）“冬十二月戊子，僧守志加守司徒”。咸雍五年（1069）“闰月己未，僧志福加守司徒”。咸雍六年（1070）“加圆释、法钧二僧并守司空”。僧侣位列三公固然只是皇帝赐予的荣誉性称号，而无实权，但也反映出当时僧人社会地位的显赫。上述僧官大多不直接参与朝政，但品位很高，契丹皇帝册封僧官，不但是为了便于与僧人接触，也是为了吸收中原汉族文化，效法中原帝王，拜某些高僧为师傅，以便更好、更便利地学习佛教经法。

此外，辽代统治者授予某些高僧管理僧众的权力，即僧务总管官。契丹统治者设立专职僧官管理广大的僧众，是契丹“因俗而治”政策的具体体现。辽人崇佛，因此境内僧众众多，寺院林立。如果采用传统官僚机构管理，必然带来种种不便。而以僧治僧，便可因人而治，避免差错，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辽帝的推崇下，辽朝社会各阶层上自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也普遍信奉佛教，成为胡汉民众的共同。当辽太祖问大臣事天敬神以何为先时，左右大臣一致认定佛教，由此可见，上层王公大臣崇佛的普遍。当时，“贵戚望族化之，多舍男女为僧尼”。关于佛法的神奇，正史中也有记载。《辽史》卷九十七《孩里》记载：“孩里，之胡辇，回鹘人……孩里素信浮图，清宁初，从上猎，堕马，愦而复苏，言始见二人引至一城，宫室宏敞，有衣绛袍人坐殿上，左右列侍，导孩里升阶。持牍者示之日：‘本取大腹骨欲，误执汝。’牍上书‘官至使相，寿七十七’。须臾还，挤之大壑而寤。道宗闻之，命书其事。后皆验。”另《辽史》卷一百六《萧蒲离不》载：“晚年，谢绝人事，卜居抹古山，屏远荤茹，潜心佛书，延有道者谈论弭日。人问所得何如，但曰：有深乐，惟觉六艺不相攘，余无知者。”如果孩里之事尚属荒诞，那么萧蒲离不笃信佛教应该为辽代民众普遍信奉佛教的缩影了。

三、佛教文化深刻地影响了契丹民族的生活习俗

由于佛教文化的流行，对辽代契丹民族的民族习俗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辽人命名多有采用佛教名称的。其中以佛号“菩萨”为名的，如圣宗仁德皇后萧氏、小字菩萨哥。以“观音”为名的，如道宗宣懿皇后萧氏，小字观音。据王鼎《焚椒录》载：宣懿皇后“姿容端丽，为萧氏称首，皆以观音目之，因之小字观音。”以“弥勒”为名的，如乾统八年（1108）的《耶律弘益妻萧氏墓志铭》载：弘益“夫人萧氏，名弥勒女”。以“天王”为名的，如大安五年（1089）《萧孝忠墓志》中，效忠有女名“天王女”。以“和尚”为名的很多，如耶律和尚，字特抹，兴宗朝为检校太师。萧和尚，字洪宁，圣宗朝曾为唐古部节度使。

由于佛教提倡饮茶，受佛教影响，在辽代民间便形成了饮茶的习俗。由于北方不产茶，契丹人所饮的茶都来自南方，在当时的辽宋贸易中，茶叶就成为一种很重要的商品。1993年在张家口市宣化区八里村发现的大型辽代壁画墓群中号墓内的壁画上有《茶道图》，图中表现出汉人与契丹人饮茶的情景，茶具考究，程序严格，这说明契丹人已经形成自己独特的茶道文化。

另外，契丹族妇女有冬日在面部抹上一层金黄色如佛装的面膜，宋人张顺民《亡辽录》说：“北妇以黄物涂面如金，谓之佛装。”清人严绳孙《西神脞说》亦言：“辽时妇人有颜色者，目为细娘，面涂黄，谓之佛装，以佛装一词命名之。”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佛教文化已经深入民间。

另外，辽代民间还有以纪念佛祖诞辰为内容的节日，名日“佛诞日”，即佛祖生辰之日。《辽史》卷五十三《礼志三》载：“二月八日为悉大太子生辰，京府及诸州雕木为孳。仪仗百戏导从，循城为乐。悉达太子者，西域净梵王子，姓瞿昙氏，名释迦牟尼，以其觉性，称之日佛。”佛教传入中原后，佛诞节就此出现，辽代契丹人便沿袭汉人过此节。

随着契丹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人们生活的富足与安定，文化水平的日益提高，追求精神世界的满足也就成为必然，佛教的博大精深的彼岸世界理论体系，成为满足契丹人民精神需求的有效食粮。佛教逐渐在辽代大兴，这就成为历史的必然。成为辽代胡汉民族共同的精神桥梁。共同的佛教信仰成为胡汉民族彼此融合促进，演变为中华民族一分子的纽带。

参考文献：

[1][元]脱脱，等.辽史・卷四十九・礼志一[M].北京：中华书局，2003.

[2]冯继钦，孟古托力，黄凤岐.契丹族文化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