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没了,留下一场人性挣扎

电影《爱的替身》讲述失独家庭与伦理悲剧

这是一个纠缠和残忍到让人无法希冀未来的死结。从中国的“第五代”导演到现在，社会现实作为关注焦点，一直在国内大银幕的边缘斡旋。曾因执导电影《完美生活》获得温哥华电影节最佳电影“龙虎奖”的导演唐晓白，在第三部电影里将镜头对准了计划生育政策之下的“失独家庭”。

《爱的替身》的故事，是两个家庭在遭遇一场车祸后所产生的蝴蝶效应。包工头成永贵唯一的儿子车祸遇难，而农村的妻子却因做了结扎手术而无法再生育。他在悲愤难抑之中，为了再有一个孩子而了肇事司机的妻子李巧鱼。李为还丈夫欠下的命债，忍辱为男主角生下一子。

在刚刚结束不久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爱的替身》入围电影频道传媒大奖，与它同台竞技的还有目前“热火朝天”上映的《小时代》。《爱的替身》最终获得最佳女配角奖和最佳新人女演员奖，但实际上，这部电影早从去年底就已经在海外引起震动。

在第60届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上，《爱的替身》入围官方主竞赛单元，并在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男女演员等重量级奖项上与众多国外大片一较高下。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创办于1953年，在全球仅有的12个A类电影节中排名第四。

圣塞巴斯蒂安60周年主竞赛放映之后，美国著名影评人、美国《综艺》杂志前高级主笔艾德礼曾这样评价《爱的替身》：“这部电影故事激荡人心，演员表现有奇妙化学效应。”而在今年3月的香港国际电影节，两场放映爆满，香港媒体一片赞誉，“《爱的替身》是给了电影节一个偌大的惊喜”。

“我想让大家去了解，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群这样的人，还有这样的生活跟命运，整部电影是对人性伦理的一个拷问。”导演唐晓白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说，她希望通过电影讲述一个人性挣扎的故事，反映当下中国社会所面临的计划生育问题，“而故事用一种斗争和强迫关系，实际上也诠释了当代中国人的道德状态和精神生活。”

“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

《爱的替身》在香港电影节放映后，其后的观众互动环节，一位香港观众提问“本片似乎与计划生育并非有太大关系”，但导演唐晓白恰恰觉得它是这个极端伦理冲击故事背后“最大的内容”。

“可能是香港的观众不是特别明白。在农村如果你已经生了一个男孩儿，你就不能再生育。如果你生了一个女孩，那你还可以再生一个。”唐晓白说，《爱的替身》里，在乡下的梁云珍生了壮壮后，已经没有了生二胎的权利，遂去结扎，失去了再次怀孕的可能。

“其实在我最原始的剧本中这个结扎是被迫做的，后来为了通过审查，把这个改了。也就是现在这样的剧本，模糊了被强制的这层意思，表面上是让观众感觉她因为自己已经有了一个孩子，不会再要第二个孩子了。但其实你只要是个中国人，一看就知道这里面是什么意思。”唐晓白透露。

“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因为总有一个风险比例，让他们中的一部分将来成为失独家庭。”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披露，目前失独者家庭的“数据很难获得，大致有上百万。但这个数字很保守，而且还在累加的过程中。除非老人去世，家庭解体，不然失独者会越来越多”。

根据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分析推算，2010年，全国累计死亡独生子女超百万。如果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未来独生子女死亡总量将增长很快。到2030年，每年死亡10岁及以上独生子女总量将超过22万，2040年每年死亡10岁及以上的独生子女人数超过34万。预计到2050年，全国独生子女总量在3亿左右，每年死亡10岁及以上独生子女总量超过55万，累计死亡10岁及以上独生子女数量超过1100万。王广州的结论是以1990、2000、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通过抽样调查数据和计算机仿真模型估算得出。

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让《爱的替身》里这个匪夷所思的故事，有了最贴近现实生活的基础。“现在有很多社会问题都跟计划生育政策有关系。而且失独家庭在今后10年、20年会不断地出现，以后连带还会有很多诸如养老问题，所以在将来这会成为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唐晓白说。

狗血剧情的“合理”之处

在遭遇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灭顶之灾前，失独家庭里父母大多经历过上世纪50年代的经济困难、60年代的“”浩劫、70年代的上山下乡、80年代的一胎限制、90年代的分流下岗。在遵照国家政策多年之后，唯一的孩子突然离开，他们自身也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孩子是中国父母的希望和保障，所以中国人把儿女看得比天还大。一旦独生子女家庭失去唯一的孩子，甚至会引发一种连锁反应，物质不能弥补。夫妻之间会互相埋怨，感情可能就破裂；悲恸摧毁父母身体，家庭可能就瓦解。”穆光宗教授分析。

唐晓白在《爱的替身》里对这种“连锁反应”有着近乎“极端”的表达。在妻子云珍的痛哭声中，包工头成永贵心如刀割，夫妻二人谁也不知道怎样面对失去珍爱独子的残酷现实。成永贵去医院找因车祸而瘸腿的“仇家”何满，两个男人激烈口角后，后者慌不择言说“要赔，让我媳妇给你生一个”，某种意义上，这句话给了走投无路的成永贵暗示。

故事在这里转向了“一命还一命”的“代孕生子”，巧鱼进城找到成永贵，希望生下孩子后，自己丈夫欠下对方家庭的命债可以还清。

“如果你看电影的话，就会发现其实我赋予男主角成永贵这一包工头家庭很多含义。”唐晓白解释这个被诸多影评人评价为“狗血”的剧情里存在的“合理”之处，“这样一个人，一个小镇上的包工头，以前也是农民，想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到城市里去盖高楼大厦。对于老家的人来讲他像一个英雄，别人会说‘成哥又回来了，又有活儿干了’。因为他一回来就可以带几十个人走，但他其实也承受特别多压力。”

遵循着这个社会“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规律，成永贵必须帮人讨债，应付着更高阶层人的剥削和欺负，同时还要为他的兄弟伸张正义。“这些东西在电影里表现得很多。他因为这样—在城市里受了很多的压力，长久的抑郁，所以对孩子特别看重。他把承受的所有痛苦和歧视都化为对孩子的希望，期盼孩子能到城里上学，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唐晓白说，这是特意加在故事中的色彩，比如电影第一个镜头中出现在学校的标语“明天的我是中华的骄傲”，为后来的剧情发展埋下了伏笔，“孩子没了，人生也就破灭了，所以他会用很极端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成永贵最终如愿以偿地又有了儿子，无论怎样努力，在中国当下的现实里，这个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即将来临的生命根本不能让一切都恢复到壮壮出事前的状态。两个家庭永远偏离了他们从前各自的生活轨道。

“成永贵最终因罪被判有期徒刑6年，小孩的抚养权归李巧鱼所有，她与何满离婚后，放弃了对丫丫的抚养权。”

字幕落下，电影散场。而在现实生活里，一个个“失独”家庭，依然还在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