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时空与中西文化的心灵交响

16年8月12日，在重庆市歌剧院音乐厅，重庆交响乐团在青年指挥家周楫的指挥下演出了由作曲家郑冰创作的二胡与弦乐协奏曲《对话》。这是一部获得了国家文化部中华优秀传统艺术发展计划及中华民族音乐舞蹈扶持发展项目资助的交响篇章。这部充满新意、充满灵性的音乐篇章，以二胡为主奏乐器，分别在第一、第二、第三乐章与大提琴、中提琴、小提琴形成双重协奏曲。演出中担任二胡主奏的是重庆市歌舞剧院院长、二胡演奏家刘光宇，担任大提琴、中提琴、小提琴演奏的分别是重庆交响乐团的青年演奏家黄婷、任韦璇、喻振华。

郑冰在创作这部作品以前，已创作了五部二胡协奏曲。作曲家在创作札记中写到：“以前用不同的技法创作了五部二胡协奏曲，虽然都取得了成功，但是这次一定要另辟蹊径，否则写得再多也没有任何意义。创作之前我就确定了这部作品不拘泥一种风格和技法，不拘泥某种结构和曲式，它一定是杂交、跨界、充满新颖音响（乐境）的作品，倘若不能突破以往的写作方式，写作数量再多也无意义。”作曲家力求寻找一种新的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既不同于传统二胡曲的长旋律线条加悲情的固有特征，也不同于作曲家以往其他五部二胡协奏曲的表达方式，这也就增加了创作中的自我跨越、自我突破的难度。音乐会结束后，我们欣喜地感受到作曲家从音乐形式到音乐风格的煞费苦心；我们欣喜地感受到这部交响作品融合中西文化于一w、古今风格于一身，是一部接“地气”的，可听性很强的交响乐篇章。本文拟就该作品整体构思、音乐风格、主题设计、写作技巧等四个方面研究这部创意独特的交响作品。

一、奇思妙想的整体构思

从本质上说这是一部中西弦乐器的双重协奏曲。多重协奏曲在西方作品中古已有之，在巴洛克时期达到了鼎盛。巴赫及亨德尔曾创作出大量的多重协奏曲，其巅峰代表就是巴赫的《勃兰登堡协奏曲》。其后，随着各独奏乐器演奏技术的成熟，随着乐器制造的高度发展逐渐被独奏协奏曲所替代。作曲家郑冰采取双重协奏曲的形式并以二胡为坐标与西方弦乐器的分别对话，是对两种音乐文化对话的精巧构思。其灵感受汉字“王”字的启发，三横分别代表着三件西方乐器，中间的一竖贯穿整个汉字以二胡来代表。作曲家将诞生于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中西弦乐器以一种平等的姿态如同对话般地交织在一起。它们在音乐中，有时如漆似胶，有时貌合心离，有时各显其能，有时争抢风头，形成一种完全的、独特的、新颖的音乐风格。

在音乐内容方面，三个乐章分别为《与昨天》《与今天》《与明天》，二胡以固定乐思贯穿，犹如《图画展览会》中的“漫步主题”及肖斯塔科维奇作品常见的“姓名标签”。固定乐思具有作曲家第一人称的特定含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作品是作曲家以自己的视角思考历史、审视现状与畅想未来的一部独特的交响乐作品。也是作曲家内心深处跨越时空的告白。三个乐章各有自己独特乐境。第一乐章，悠扬深远的旋律，展现出古丝绸之路的场景，展现出一幅大漠风尘的画面，既有黄沙扑面的灾难性描绘也有盛世中华的辉煌场景，音乐充满戏剧性张力。第二乐章，以多变的节奏把人们带进一个温馨如家和激情四射的生动场景。第三乐章，开始部分充满爆发力的节奏，排山倒海般地冲击着人们的心灵。这段音乐以先锋派技法的数理序列结构而完成，其后具有爵士音乐风格、摇滚音乐风格变奏着歌唱人类大爱、象征人类大同的《欢乐颂》主题，音乐色彩缤纷，完全忘记是一件民族弦乐器与小提琴的双重协奏。可见二胡与小提琴的写法已经达到了水融的境界。最后在闻名天下的重庆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及贝多芬《欢乐颂》主题中达到了乐章也是全曲的最高潮。作曲家关于这一段音乐在创作札记中写到：“怎样使这两首毫不相干的、反差巨大的主题融会贯通呢？这既有难度又很有挑战性。我有意把它们都变成一粒音乐的种子，让它们在音乐的展开中慢慢地长大，当它们长成大树时，音乐进入了最高潮，这时两个主题才完整地呈现，好像谜底才揭开，人们才恍然大悟。也恰好像是两条从山上流淌下来的小溪，经过千辗百转它们终于汇入江河。两个主题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真是一种奇妙的构思，将观众带入一个犹如万花筒般的奇幻音乐世界。

乐曲结束前，出现了令人惊奇的一幕：音乐厅全部灯光在温暖的音乐声中缓缓地熄灭了，无数的节拍器滴答滴答的声音象征着永不停歇的时间，给人以思索与回味。这种类似于“行为艺术”的做法并没有给人以离经叛道的怪异，却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第二天的座谈会上，大家对这种做法给予高度的肯定，并对于演出方面的具体做法分别提出了自己富有建设性的意见。

二、多样化的音乐风格

法国作曲家比才有句名言：“风格就是人的自身。”可见音乐风格是作曲家创作观念、美学取向甚至个人气质的综合体现。

作为中西乐器的对话，这部作品最大的亮点在于音乐风格的多样化，音乐写作技巧的多样性。作曲家不拘泥于某一种写作技巧，在多样的音乐风格表达中寻求自我突破。

作曲家在创作札记中提到三个乐章共有三个乐境：第一乐章与昨天（历史）对话，想象中的对象仿佛是玄奘和马可・波罗，因此两个音乐主题，一个是汲取自中国古曲《春江花月夜》，一个是有着浓厚西方音乐语言。第二乐章与今天（现代）对话的主题，选取于目前比较流行的歌曲《小苹果》，它也许能够代表这个时代的音乐风尚。第三乐章与明天（未来）对话，则选取数列结构、爵士乐、摇滚乐作为第三乐章的乐境，展现出多元音乐文化的并存将一定是未来的发展趋势的复风格写法。作曲家巧妙地将不同的音乐风格存在于万花筒般的第三乐章。三个乐章的具体方式表现为：

首先，音乐整体风格建立在以民族调式基础之上的泛调性陈述，这种独特风格在保持民族音乐气质的同时突破了由单一调性而形成的音乐的张力、戏剧性不足的缺陷。这种创作方式最早出现在新民族乐派的代表作曲家巴托克的大量创作实践中。

其次，作曲家以民间吹打乐的音乐风格再现了昔日大唐盛世中华的辉煌场景。

第三乐章在音乐风格方面如同一个万花筒，首先以现代作曲技法高度逻辑化的数列结构排列出的音高组织和节奏，是典型的纯现代派的音乐风格。其后以巴赫式无伴奏小提琴的写法对《欢乐颂》主题进行变奏。写法本身就是传统与现代的对话。再后，架子鼓的进入及具有爵士与摇滚风格的节奏律动给人以五光十色的色彩感和舞动感，同时也体现出古典与流行的跨界对话。在音乐的最高潮通过“音墙”般配器同时呈现《太阳出来喜洋洋》与《欢乐颂》，体现出人类大同、天人合一的整体构思。

在如此繁杂的音乐风格中，并未使我们产生怪异，或不协调之感，相反带给我们是一种扑面而来的新鲜感和繁花似锦的听觉盛宴，使我们不得不赞叹作曲家处理素材的能力与扎实的写作功底。

三、新颖别致的音乐创作技法

（一）戏剧性、交响性的表达方式

以二胡与西方弦乐器的对话来展现重大的社会题材，这延续了西方自贝多芬、勃拉姆斯、、肖斯塔科维奇等西方作曲家所建立的交响音乐传统。而协奏曲《对话》中体现出的细腻的戏剧性与宏大的交响性，在协奏曲领域中是难能可贵的。这种戏剧性和交响性的表达方式不单表现出气势磅礴的宏大音响，最重要是音乐中所蕴含的戏剧性张力，它集中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调性的张力。作曲家在保持民族风格的同时以不同的调域呈现主题，克服了传统音乐中五声性调式所带来的音乐动力的匮乏。2.动力化的展开方式，中国传统音乐主要以衍展式发展主题，这部作品能感受到作曲家有意识地跳出衍展式的主题展开技巧而借鉴了西方动机式的主题展开。3.复调化主题陈述方式，复调技巧往往是一部作品深刻与否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复调化也是考验作品是否具备交响化的重要方面。

（二）精巧的主题构思

《对话》音乐主题的构思及处理方式是整部作品中最富有个性的重要特征。整部协奏曲贯穿两个主题：一个以钢琴音色奏出贯穿三个乐章。见谱例：

这个主题按照十二音序列的结构原则组成。作曲家并未将其按照序列音乐逆行、倒影等方式处理，而是固定不变地出现在各个乐章的开始或结尾，象征与过去、现在及未来相对接的时空密码。十二音主题音列为：

另一个以主奏乐器二胡贯穿的固定乐思，这个固定乐思在不同乐章出现在不同的调域。其主题出现为：

这个建立在民族调式基础之上不断游移调性的主题，宛如引领着我们穿越时空走进盛世繁华的大唐，引领我们重走千年之前的丝绸之路。

协奏曲第一乐章以古曲《春江花月夜》为主题，作曲家并未直接引用完整的《春江花月夜》，而是刻意在保持古曲中的音高核心及音高进行方向，进行加工提炼，完成主题的呈现，使音乐既有原古曲的风貌又增加了新鲜感。谱例如下：

协奏曲第二乐章，以当前广为流行的歌曲《小苹果》为基调，并以前四音略加改变（将3―4音的纯四度扩大为增四度）提炼出固定动机，贯穿于整个乐章，在具有现代生活气息的同时，闪耀出灵性的光芒。该主题时而出现在独奏的中提琴声部，时而出现在独奏的二胡声部，时而作为对位活跃在管弦乐队织体中。三全音在其中被变形、拉长、变奏，从而产生了晶莹剔透的灵光，引领人们步入一个奇妙无穷的音响世界。

协奏曲第三乐章，以贝多芬《欢乐颂》主题为独奏小提琴主题与二胡演奏的重庆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展开对话。两个乐器一土一洋，两个主题一东一西，在一个类似混凝土搅拌机似的管弦乐队的搅伴下，发出巨大的表现力，两个毫不相干的主题被切割、焊接、分离、组构，鬼斧神工般地发生了奇异、奇妙、奇特的变化。铜管组以对比复调的形式同时呈现这两个主题而将音乐推向高潮，展现出作曲家寄希望与未来“人类大同”的理想境界。

（三）固定动机的贯穿

整个第二乐章就是一部固定音型的变奏曲。以固定基础形成的变奏曲是一种古老的变奏手段，最早为帕萨卡里亚、恰空等三拍子的舞曲。作曲家创造性地将流行歌曲《小苹果》提炼成以下固定动机。

以上主题包含两个核心音程1.大三度，2.增四度，这两个音程成为整个第二乐章的基础。增四度在第二乐章显示出来的不是紧张与不安，而是一种极具个性化的精灵般的生动音响。这个动机经过扩大、变形、分裂等贯穿第二乐章。

（四）复杂多变的节奏、节拍技巧

与西方古典协奏曲相比较而言，协奏曲《对话》乐章之间缺乏明确速度对比。客观地说缺一个真正意义的慢板乐章。给我们的感受是作曲家并未强调乐章与乐章之间的对比，强调的是乐章内部的对比。乐章内部的对比首先体现在速度、节拍及节奏的多变性。整部作品不规则及复杂多变节奏技巧并结合速度的改变，打破了听众的心理平衡，具有强大的冲击力。

（五）缜密的配器手段与音响布局

协奏曲《对话》在管弦乐法上体现出精巧的构思。主要体现以下两个方面。

1.音色的选择上，既保持西方的典型协奏曲架构的基础又具有新意：第一、二、三乐章二胡分别于大提琴、中提琴、小提琴展开对话，在乐曲的尾声中四件乐器以重奏的形式奏出了类似于“天籁之音”的片段，体现出作曲家“殊途同归”的创作思路。此外，钢琴音色，除承担“时空密码”的陈述外，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贯穿全曲。这种写法既不同于以钢琴为主体的钢琴协奏曲写法，也不同于单纯将钢琴作为打击乐及色彩性乐器，它与乐团的其它乐器平等、一致，成为乐团中一种不可或缺的音色方式。再次，第三乐章架子鼓的加入，赋予乐团以新的色彩并具有风格的象征意义。作曲家在谈到这的时候表示：“我仔细地写下架子鼓的每一个音，每一种打法，因为稍微控制不好就会影响到乐曲的整体构思。不允许架子鼓的随意性与即兴性的发挥。”

2.整体音色布局错落有致，张弛得当。在突出独奏乐器的时候作曲家惜墨如金，更多地以纯粹的弦乐队形式伴奏。而当乐队陈述的时候作曲家又洋洋洒洒，浓墨重彩。乐曲既具备室内乐形式的细腻，又具备交响音乐的戏剧化与交响化。二胡与独奏乐器在其中时而引领乐队时而穿梭于乐队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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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作品中也有一些小遗憾，如第一乐章中部高潮的调性与结尾高潮的调性相同（为了使二胡在最有效的音区演奏，而顾此失彼），这可能对听众造成听觉上的误判。第三乐章的高潮出现得较为突然，缺少类似华彩乐段这样一个充分的准备。最后的节拍器的出现，还要有更合理有效的处理，真正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毫无疑问，这是一部具有探索精神的交响作品，作曲家郑冰在音乐创作方面既不局限于学院派的“象牙塔”，也并不降低美学趣味而一昧地迎合大众快餐文化。既不局限于二胡本身所具有的悲情表达及民族特色，也不单纯照搬西方古典协奏曲形式。在打破了古典与流行的壁垒的同时创造性地形成一种新的独特的音乐风格。这也许就是作为作曲家郑冰的独特个人风格吧。

我们需要这样的音乐作品！

黄飞 厦门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