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户耕地资源利用及效率变化的研究

摘要 根据两个时期农户资料的比较，对近1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户的耕地利用及效率变化进行了分析。农户耕地利用方面主要分析了户均耕地面积、耕地的细碎化、复种指数、种植结构及集约度等的变化；效率方面主要分析了农户的耕地生产率及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结果表明，与80年前相比，目前我国农户户均耕地面积仅为当时的30%左右，但土地生产率却提高了2～4倍，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倍以上。农业生物化学技术的进步及广泛应用是农业生产率提高的最重要原因。因此，我国的农业发展应该进一步重视生物化学技术的应用，重视能够保证生物化学技术得以实施的基础设施和基本条件的建设。同时，我们也应该考虑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在一些生物化学技术的边际报酬已经相当低的地区，要进行制度创新，通过规模的扩大来获得规模经济，进一步发挥机械技术的作用。

关键词 耕地利用；效率；农户；卜凯

中图分类号 F323.2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9)06-0131-06

耕地利用在微观层面上是一种农户的经济行为，这些行为的总体构成了对耕地资源的利用状况及利用效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农户面临各种经济和政策制度的约束条件是不同的，在此条件下农户的耕地利用行为会存在很大差异，表现为耕地利用及效率的变化。耕地资源属于典型的多功能性自然资源，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来自各方面需求的压力不断增大。数据显示，我国耕地资源变化的总体趋势表现为总面积持续减少及不断向其他用途转变，对我国农业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利用农户的平均数据研究我国的耕地利用，对在微观层面上把握我国耕地利用及效率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对揭示我国农业发展过程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卜凯及金陵大学农学院农经系的师生在20世纪20～30年代对中国22个省进行了社会调查，先后发表了多部有重要影响的中国农村经济专著，其中以《中国农家经济》和《中国土地利用》尤为珍贵。本文根据这两本著作的相关数据［1～2］及中日合作课题组关于卜凯当年调查资料的整理数据，与现阶段中国农业的相关统计及调查资料作比较，以分析近1个世纪以来中国农业的耕地利用情况。由于中国20世纪上半期的统计资料的缺乏，现有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从宏观的角度入手，从农户角度进行的研究甚少，这样就很难把握中国耕地利用及效率在微观层面的变化情况，因此利用卜凯的农户调查资料与目前的农户资料的平均数做比较有一定的意义［3］。

1 相关指标的选取及比较地区的选择

在进行对比分析之前，需要对各比较对象及其概念进行厘定，并且给出其具体的比较指标。

耕地利用，是指农户在耕地上进行的各种经营活动，包括农业经营活动和非农经营活动。20世纪20～30年代，我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落后的社会生产方式与特有的社会和土地制度把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农户耕地农业经营的机会成本极其低下，缺少真正意义上的耕地利用的非农经营活动，所以本文只研究农户耕地的农业经营活动。衡量农户耕地利用的指标包括农户户均耕地面积、耕地的细碎程度、种植结构、耕地复种指数及耕地集约度等；耕地利用效率是评价耕地利用绩效的重要指标，是指单位面积耕地上的投入产出或产值、各种生产要素投入的产出率等。本研究中的指标包括农户耕地生产率及农业劳动生产率等。

效率变化的研究在比较地区的选取上，卜凯在调查中国土地使用状况时，根据当时的农业生产的禀赋条件及农作物类型，将调查区域分为两大农业地带――小麦地带与水稻地带，并分为八个分区，分别是春麦区、冬麦小米区、冬麦高粱区、扬子水稻小麦区、水稻茶区、四川水稻区、水稻两季区、西南水稻区。当时调查的区域基本覆盖了各种气候条件的农业区，但是由于当时的区域划分与现代的农业区划有很大差异，因而完全相同区域的资料无法获得。考虑到地理分区的不一致性和数据获取的难度，我们主要对卜凯调查时八个分区中每个区的农户调查资料与现时对应的典型省份农户统计资料进行对比，对于每一个分区选择一个典型省份进行比较分析，这样可以避免运用国家统计数据平均数进行比较分析时对地方和区域特点的掩盖。比较地区的选取具体为春麦区对应甘肃省、冬麦小米区对应陕西省、冬麦高粱区对应山东省、扬子水稻小麦区对应江苏省、水稻茶区对应浙江省、四川水稻区对应四川省、水稻两季区对应广东省、西南水稻区对应贵州省。

2 耕地利用程度的比较

2.1 农户户均耕地面积的变化

经过近一个世纪，我国农户的户均耕地面积下降幅度较大，在2005年已不到当年的三分之一。比较两大农业地带，可以发现两个时期的小麦地带的户均耕地面积均大于水稻地带的户均耕地面积，可以说明我国耕地资源与水热资源分布的不一致性。与80年前相比，2005年的小麦地带的户均耕地面积平均下降了66%，但水稻地带的户均面积的下降幅度更大，江苏、浙江、广东等经济发达省份的下降尤甚。这一方面说明了农村人口的增加使户均耕地面积大为减小，也说明了工业的进步和城市的发展占用了大量的农业用地，使耕地面积下降。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持续增长，人地矛盾将会越来越突出。

2.2 农户耕地细碎化的变化

土地细碎化是中国农业最重要的特性［2］。土地细碎化一般可以用农户所拥有的耕地地块数、地块的平均面积及耕地到农舍的平均距离等指标来衡量［4］。虽然耕地的细碎化程度受地形、土地制度以及技术水平等多方面的影响，但耕地的细碎化客观上也不利于农业生产，具体表现为诸如限制农业机械的推广使用、增加农户农作的运输成本及灌溉成本、增加农作业管理难度等，这将逐渐弱化农业的比较优势。

由于现时数据来源的限制，本文只能以2006年对江苏省苏北地区农户土地细碎化的专项调查数据与1929-1933年的扬子水稻小麦区的相关数据进行简要的对比，表3表明了比较结果。比较两个时期，可以发现经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耕地细碎化的现象并没有得到缓解。两个时期农户拥有的地块数基本相当，而由于人口的绝对增加，使农户耕地面积减少的同时，

也使每块地的面积大为减小。这种土地的零散细碎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国农业生产的机械技术的使用及规模经济的获得。

2.3 农户种植结构的变化

考察农户种植结构的变化可以体现两个时期农户耕地利用偏好及我国种植业结构的变化。1929－1933年的中国农业种植结构的决定性因素仅仅是土壤、气候等自然资源的禀赋情况。加上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较低，社会政治环境也不稳定，因而农业的种植品种主要是以解决温饱问题为主的水稻、小麦、小米、高粱、马铃薯、棉花等。部分地区种植的经济作物如西南水稻区和四川水稻区种植的鸦片也是军阀和大地主所拥有。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业政策和制度的变革，特别是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的确立，农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解决温饱问题不再是决定农户种植结构的重要因

素，市场日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也即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影响了现代农业的种植结构。表4表明，各大农区中大宗粮食品种如水稻、小麦等的种植面积比例与80年前相比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水稻种植面积下降15%，小麦下降14%。而玉米、大豆、油料的种植面积大幅度增加。但从区域特征来看，水稻主产区的长江中下游区、东南区和华南区，其播种面积占全国水稻总播种面积的60％～70%，仍然处于优势地位；小麦以黄淮海区为主，占总播种面积的50%；玉米的主要产区为东北区和黄淮海区，分别占总播种面积的40%左右，产量在全国占绝对的优势；大豆以东北区为主要产区，播种面积比例最大。我国的蔬菜生产由于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再加上由于人们膳食结构的变化带来的需求增加，近年来播种面积不断扩大，蔬菜播种面积占当地作物种植面积的15%以上，在播种面积中对粮食面积的替代最多。果园茶园等面积的增长，与当地资源禀赋条件密不可分，这些优势农产品的生产，形成了各地更为多样的种植业结构。

2.4 耕地复种指数的变化

复种指数是指一定地域范围内一定时期（通常指1年）内农作物播种面积与耕地面积之比，一般情况下复种指数都是大于1的。它反映了农业生产在时间尺度上利用农业资源的程度，其实质是沿时间序列，从对耕地利用次数的角度反映某一种植制度对耕地的利用状况及利用程度。比较农户耕地复种指数，可以看出农户是否采取复种行为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采取复种行为［5］。

与80年前相比，2005年我国农户的耕地复种指数平均提高11%。这一方面说明由于农业基础设施条件特别是灌溉设施的改善，农户能够依靠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来增加对耕地的利用强度。另一方面则说明，由于人们的农产品需求不断增加，在耕地面积逐年减少的情况下，农户依然用“以不变应万变”之策来处理农业生产问题，主要原因是有强大的农业科技作后盾，通过增加复种面积来生产更多的产品，减少了供需矛盾。但是，如果没有适当的政策措施以维护农业生态系统，过高的复种指数只能过度地消耗地力，影响耕地的可持续利用。因此，各地区复种指数需要根据农产品的需求状况，结合环境的承载力等来进行合理的确定。

2.5 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变化耕地利用集约度是衡量单位耕地面积投入的各种生产要素的结构和数量，如单位面积的家畜单位①、劳动力、机械及资本品等的投入。比较两个时期耕地利用的集约度，主要是为了了解一个世纪以来我国农业投入要素数量及结构的变化情况，这也是判断我国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指标。表6表明，在20世纪20～30年代，我国的农业生产中虽然有一定的畜力机械的使用，但从家畜单位来看是比较少的，户均不到1个家畜单位，农业劳动主要靠大量的人力和劳动时间的投入。正如国外学者指出的，与欧洲农业等相比，中国传统农业中家畜利用较少，可谓为“无畜农业”［6］。2005年的数据表明，农业机械与役畜之间已经发生了替代，农业机械在江苏、浙江、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基本取代了役畜，这些地区的总家畜单位的下降幅度非常大。这可以解释为经济发展快的地区其农业机械化的进程也可能比较快。其他地区虽然仍然保有一定的大家畜，但这些地区的总家畜单位中有相当一部分为肉用畜或者役肉兼用畜，由于统计资料的关系无法进一步的区分，因此无法十分准确地把握役畜的多少。

再比较其他中间投入品可以发现，与80年前相比，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得到了大量使用。如果考虑到农户的户均耕地面积仅为当年的三分之一，可以更好地说明单位面积上的农业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程度。这些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一方面在提高耕地单位产出的同时，也使大量劳动力从农业中解放出来，提供了农户家庭收入多元化的可能性。

3 耕地利用效率的比较

3.1 耕地生产率的变化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农业生产技术比较落后，几乎没有任何生物化学技术的投入。同时，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条件很差，农户缺乏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农业生产完全受制于自然条件。建国以后，农业生产基础条件的改善及农业技术的进步使粮食单产得到较大提高。比较两个时期的农作物的单产(见表7)，可以发现耕地生产率的提高是惊人的，2005年小麦的单产为原来的近4倍，水稻等农作物的单产为原来的2倍左右。

3.2 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 农业劳动生产率通常被定义为一个农业劳动者的单位劳动的产量。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计算，一般是依据单位劳动在单位劳动时间（通常指1年）内所生产出来的农产品的数量。在比较两个时期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时，1929-1933年的农业劳均生产量近似地用人均谷物生产量来替代，因为当年并没有更多其他产品的产出。2005年的数据为相应农产品总产量与农林牧渔从业人口之比，这样比较更能说明农业劳动投入对耕地产出的作用［7～9］。 研究发现，谷物的农业劳动人均生产量80年来增长了2～3倍。由于20世纪20～30年代的农产品中，畜产品及经济作物非常少，因此畜产品及其他经济作物的增加，说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不仅是谷物产量的增长部分，与80年前相比，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惊人的。

4 简要结论及讨论

与80年前相比，我国农户经营规模进一步趋于零散。1929-1933年的农户户均耕地面积约为1.51 hm2，2005年仅为0.50 hm2，为当年的30%左右。我国人口的增加带来了农业劳动力数量的绝对增加，但由于耕地数量是有限的，并且社会经济的进步使耕地具有更加多元的用途，使得耕地增加的速度远远赶不上农业劳动力的增加速度，农村劳动力数量的绝对增长使劳均耕地面积下降更多。与80年前相比，2005年小麦的单产为原来的近4倍，水稻等农作物的单产为原来的2倍左右，表明我国的耕地生产率提高了2～4倍，同时农业劳动生产率也提高了3倍以上。

我国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并没有伴随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农户对耕地的复种行为、包括种子、化肥、农药等生物化学技术的进步，是我国农业生产率提高的决定性因素；而利用机械技术来扩大生产规模，却不是到目前为止的我国农业发展的主要技术进步之路。这一方面说明在中国人多地少的自然条件下，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抑制了农村劳动力的价格，进而延缓了机械与劳动的替代。另一方面说明，农业生产要素的合理投入能够增加相对稀缺的资源配置，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在类似我国的人多地少的情况下，要解决农业问题，生物化学技术的应用比机械技术的应用显得更为重要。

因此，我国的农业发展应该进一步重视生物化学技术的应用，重视能够保证生物化学技术得以实施的基础措施和基本条件的建设。这可能包括水利灌溉设施的完善、耐肥品种的开发、复合肥料的推广、新型植保技术的应用等。同时，我们也应该考虑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在一些生物化学技术的边际报酬已经相当低的地区，要进行制度创新，通过规模的扩大来

获得规模经济，进一步发挥机械技术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卜凯.中国农家经济［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Buck. China Rural Economy［M］.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1936. ］

［2］卜凯.中国土地利用［M］.成都：成城出版社，1941.［Buck. China Land Utilization［M］.Chengdu：the Chengdu Chengcheng Press，1941.］

［3］胡浩,钟甫宁.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农业经营变化之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08，（7）：15～22.［Hu Hao，Zhong Funing. The Change of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Since the 1930s in China.［J］Agricultural Economic Problem，2008，（7）：15～22. ］

［4］李功奎.农地细碎化、劳动力利用与农民收入［D］.南京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49～51.［Li Gongkui. Land Fragmentation, Labor Utilization and Farmer Income［D］. PHD Paper of Nanjing Agricutural University. 2006：49～51.］

［5］本•斯塔维思，苏辛辉，卡•霍伊辛顿，米•迈斯纳，刘才勇.中国耕作制的探讨［J］.农业现代化研究，1981，（3）：18～21.［B.Staweis，Su Xinhui，Carl Hoyxton，Mi. Maisna，Liu Caiyong. The Exploration on the China's cultivation system［J］］.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research，1981，（3）：18～23.］

［6］(日)岩片矶雄，有畜经营论［M］日本农文协出版社，1972：119～146.［(J apan) Yan Pianjixiong the Theory on the Poultry Management［M］.Japan Agricultural and Cultural Association Press,1972:119～146.］

［7］史清华农户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Shi Qingh u a.the Research on 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M］.Beijing:the C hina Agriculture Press,2005.］

［8］史清华，黄祖辉农户家庭经济结构变迁及其根源研究［J］管理世界，2001，(4) ：112～119［Shi Qinghua,Huang Zuhui:The Change of Farm Household Economy and I ts Essential Reasons［J］.Management World,2001,(4):112～119.］

［9］史清华农户经济活动及其行为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Shi Qin g hua.the Research on the Rural Economic Activity ［M］.Beijing:the China Agricult ure Press,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