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头在欧洲

在这场危机中，欧洲企业和金融寡头难逃其咎；危机过后，还将对包括欧盟在内的所有经济体构成潜在威胁。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西方富国都心安理得地认为，政府被一些特殊私人利益集团所控制的“寡头”现象，只出现在贫穷国家或新兴市场国家。自己的国家没这回事。但这场危机过后，西方国家再也不能这样“无事一身轻”。

一件很说明问题的事是，今年5月，《大西洋》(Atlantic)杂志一篇题为“无声的”(The Quiet Coup)的文章，引起广泛反响和争论。该文作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前首席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称，美国已成为金融寡头的“掌中物”。不管是制造危机，还是妨碍适当的改革措施，这些金融寡头都扮演了关键角色。

当然。这没什么新鲜的。五个世纪以前，意大利著名政治哲学家马基雅维利，将共和制国家的立法过程描述为掌权者和大众之间的对抗。而民主国家则在不安中接受这一现实――有钱能买影响力和特权。

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在1816年写道，希望“在这些阔绰的企业还未成长为贵族阶层时就将他们击碎，(因为)他们已胆敢挑战政府来检验自己的手腕。并且铤而走险冒犯国家的法律”。

欧洲企业和金融寡头也同样突出，他们在这场危机中难逃其咎。

――在英国，前任首相布莱尔和现任首相布朗执政十几年来，形成了“蜻蜒点水”式的监管模式，伦敦的金融企业起了很大作用。

――邻国爱尔兰，今年2月政府宣布救助计划后，《金融时报》的“Lex”专栏发了一条冷峻的评论：“爱尔兰银行高管自我保护型的联合体，现在又赢了一回。”

――德国的银行体系内，政府和金融界精英的关系，密切到几乎“水融”。这种关系的一个缩影是，地方政府所有的银行Landesbanken，在这场危机中暴露了不能再弱的风险管理能力。

――类似的情况西班牙也有，该国的储蓄银行吹出了一个浩大的房地产泡沫。

――在法国，少数几个富人控制了大部分媒体。危机以来，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关于金融业巨头施加影响的报道屡见不鲜。

――在意大利，总理排在该国最富有的人之列。

如此等等，各国的寡头权力结构也都不尽相同。最新的福布斯排行榜就是一个参照指标。根据2009年2月中旬的股票市值，美国是世界上惟一一个百万居民中就拥有一位亿万富翁的大国，其单位GDP的亿万富翁数量仅次于沙特阿拉伯。

“亿万富翁密度”方面，欧洲大概是美国的三分之一，但其内部的差异很大――德国比较高，法国和意大利相对较低，英国则接近欧洲的平均水平(不计北爱尔兰)。虽然当时是股市的低点，俄罗斯仍然算是一个盛产亿万富翁的国家，每单位GDP的亿万富翁数量比欧盟的任何国家都多(除弹丸小国塞浦路斯)。

有意思的是，以此指标衡量，中国(包括香港)虽然低于美国，但也在欧盟水平之上。

寡头权力的强弱，也跟一国大小密切相关。正如美国经济学家亚当・柏森(Adam Posen)在危机前所言：相对于那些幅员辽阔、多元的体系，小国或地区政府，更容易被少数富人掌控局面。 从这一方面来说，与单个国家的政府相比，欧盟的体制可能比较不容易向寡头势力低头。在布鲁塞尔游说，会比许多国家的首都更引人注目，这部分因为欧盟的体制更透明，虽然这还不够。欧洲商业精英通常过于分散，因此无法组成一个单一团体，这成为其影响决策过程的限制。欧盟内部国家，特别是一些大国的寡头，经常通过该国政府的见解影响欧盟的决策，而不是直接到布鲁塞尔去。

危机过后，阔绰的寡头强权还将继续对包括欧盟在内的所有经济体构成潜在威胁。目前，他们的抵制是欧洲大陆至今未能充分地重组其银行体系的一个主要原因，比如德国的银行一政界复合体的抵制。但是，若不重组，欧洲的信贷投放就不可能正常运转。

应该重点考虑两方面的政策，一是制约寡头。防止他们不正当地获得经济寻租，反过来加强其权力。市场竞争政策是这方面一个关键工具。另一方面，要确保公民社会的成长不落后于寡头权力的膨胀，这就要求欧盟和国家层面的机构有能力并能问责。

不管是在欧洲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这场危机都突出了这些措施的重要性，同时也加大了这样做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