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帮助改变了什么

２００２年仲春的一个黄昏，我和小菊流落在上海火车站附近。村里的爱珍在江苏的昆山上班，过年时回家，大包搭小包，从头到脚一身新，把村里女伴们的眼都看花了。我和隔壁的小菊问爱珍，他们厂里还招不招人。爱珍的眼睛抬得比天还高，爱理不理地说，那要等我春节后回厂里问了才知道。我和小菊一气之下，决定不再求她，不就是昆山吗？我们去上海，比昆山更繁华更洋派，到时候也衣锦还乡，看她还有什么话说。爱珍只念到初中，因为成绩一塌糊涂就辍学了，我和小菊却是堂堂高中生，找工作不比她容易？

到了上海，我和小菊才发现，我们来得太盲目了。没有熟人朋友亲戚，住宿是最大的问题，一个晚上的旅馆费，就要好几十，我和小菊口袋里的钱迅速地瘪下去。我们辗转在人才市场和职业介绍中心，可是人家一听说我们不会电脑操作，连普通话都说不标准，就一口回绝了我们。也有人愿意要我们，但那不是去餐馆当服务员，就是给人家做保姆。我和小菊也动过是不是要去做的心思，可是一想起爱珍那副傲慢的样子，就立刻打消了念头。怎么能干这样低三下四的活？要是让爱珍知道，不笑掉大牙才怪。

又过去了两天，我和小菊口袋里的钱加起来，不到二百元了。我们商定，今天再找不到工作的话，就乘火车回家。回家的硬座车票要一百六十元，剩下的钱，刚好够吃饭。依旧是一个徒劳的白天，我和小菊几乎把腿都走断了。黄昏的时候，我们拐进了街边的一家小吃店。店很小，门口贴着招服务员的红纸，但我们不是冲这个去的，我们是冲着牌子上写的“大碗面条２元”去的。

问题出在吃完面后我们上厕所这个环节上。为了付面条钱，我把身上的钱从里面的口袋里掏到了外面，付完后，随手就塞在了裤子袋里，谁知道上完厕所，那很浅的口袋不知怎么搞的没能挡住钱，我眼睁睁看着叠成小块的纸币轻飘飘地掉出来，落在水池里，还没等我回过神来，就顺着水箱里冲下的水轰鸣着滚进了下水道。

夜色降临了。客观地说，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春夜，温暖的风轻柔地吹着，广场边的花坛里，各种颜色的花热烈地盛开着，霓虹灯次第闪烁起来，繁华美丽。我和小菊茫然无助。在上海，我们一个人也不认识，而我们的钱，连硬币加起来，还不满一百元。

地下通道里满是形形乞讨的人，有的弹凌乱的吉他，脚下放一只破草帽；有的怀抱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面前摊一张纸；还有的，手和脚蜷曲成不可思议的形状团在地上，嘴里不停地哀告着。小菊看了一眼他们，嗫嚅着说：“娟，要不，我们也学他们？说不定会有好心人肯帮我们。”学他们？一刹那，我脑子里飞快地闪过诸如尊严、面子、羞辱等众多字眼，它们轮番上阵，却又都迟疑着一一败下阵来，因为剩余的钱，甚至不够挨到我们发电报回家。

我和小菊求助的第一个人，是个年轻的女子，穿得非常考究，我们想，她应该不会太吝啬的吧？但是，她冷漠地看我们一眼，说：“年纪轻轻的，做什么不好，要当骗子，胃口倒不小，开口就要一百。”说完就一阵风一样从我们身边掠过，留下一团浓郁香气。第二个，是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他不怀好意地笑着说：“女孩子没钱那还不容易，还用得着跟人讨？”我和小菊吓了一跳，连忙住了嘴。第三个是位年纪和我们差不多大的姑娘，爱莫能助地看着我们，说她自己也是刚来上海，没钱。第四个第五个连我们的话都没听完，就甩下一句“骗子”走开了。接二连三地被拒绝，使我们失去了再次开口的勇气。我耷拉着脑袋坐在花坛边，心里把自己骂了一万遍，如果不是我的疏忽，说不定现在，我和小菊已经坐在回家的火车上了。“姑娘。”有人叫我们，我抬起头，面前站着一个笑嘻嘻的女人，三十来岁年纪，打扮得很是时髦，隔着夜色都能看见她文成青灰色的眉毛和眼线。女人开了口：“找不到工作，又没钱回家是不是？跟我走吧，我那里要人。”有这样的好事？我和小菊同时站起来，一起问：“什么工作？”女人上下打量着我和小菊，眉开眼笑：“很轻松，就是给客人倒倒茶，学着唱唱歌什么的。小姑娘眉清目秀，稍微一打扮，就出挑了。”还从来没有人夸过我和小菊长得漂亮，我们对看一眼，又是兴奋又是害羞地红了脸。女人凑近我和小菊的脸，问：“愿意不愿意跟我走啊？”我闻到了她嘴里飘出的浓烈烟味，不由得皱了皱眉头。在乡下，只有男人才抽烟的。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轻轻点了点头。女人高兴地拍了下手：“好，你们等我一下。”说完风摆杨柳似的向广场的另一头走去。片刻，小菊推了我一下：“娟，你看。”我定睛望去，一百米外，女人跟一个男人在说话，一边说一边神态有几分诡异地指着我和小菊，那男人五大三粗的，仲春的天气只穿一件花色Ｔ恤，袖子捋起老高，跟电影里的痞子没什么两样。我突然觉得不安起来。耳边突然响起一个低沉的男声：“两个小姑娘，快点走，他们不是好人。”我们吓了一跳，回头，是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男人，五官端正，衣着整洁。我只犹豫了不到十分之一秒的时间，就决定相信他。趁女人说着话一错眼的工夫，我拉着小菊三下两下就钻进了人潮，直到他们再也看不见我们，才停下来。

我和小菊仔细回想那女人的一举一动，文过的眉毛，暗紫的口红，的态度以及嘴里喷出的烟味――刚才被兴奋冲昏了头，现在，才开始后怕。刚才那个提醒我们的年轻男子也跟着走了过来，对我们笑一笑，说：“他们专门骗没经验的小姑娘，去做不正当的事。”果然得到了证实，我和小菊相顾失色。但紧跟着，我心里生出了戒备，那两个人不是好人，眼前这个呢？谁就能保证他一定不是坏人？我警觉地看着他，问：“你怎么知道他们不是好人？”男人笑了笑：“我好歹比你们多吃了几年饭，这点分辨能力还是有的。”小菊和我对望了一眼，尖刻地问：“你跟着我们干什么？”男人莞尔：“不错，知道提高警惕了。”

“这里，在这里！”我回过头，糟了，女人带着那个袖子捋得老高的男人走过来，指着我们喊，又嗔我们：“怎么一声不响就走了？叫我好找。”我顿时蒙了，还是小菊急中生智，指着年轻男子对那女人说：“哦，我们碰到了老乡。”女人狐疑地看了看年轻男子，问：“真的？”跟她来的那个男人虎视眈眈地看看我们，又看看他。他面不改色：“是啊，我们是一个村的。”我反应过来，连忙说：“我老乡那里有工作介绍给我们，就不麻烦你了。”女人的脸色马上沉下来，又不好说什么，在喉咙里嘀咕了一句，悻悻地拉着那男人走了。

总算安全了。我和小菊松了一口气，但随即，我浑身的神经又紧张起来，那两个人走了，这个人呢？为什么还不走？他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什么也没说，摸出皮夹，从里面拿出二百元钱来，递给我：“拿着吧。”我连忙闪开：“我不要你的钱！”他笑笑：“我接朋友，来早了，站在广场上很久了，我早就看见了你们。”那么，我和小菊向人求告的事，他也都看在眼里了。我咬着嘴唇，低下头。他把钱塞在小菊手里：“拿着吧，我毕业刚到上海来的时候，也和你们一样困窘，一天只吃两顿方便面，没地方住，天天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过夜，还要提防巡警查问。看见你们，就想起了那时候的我。”我和小菊对望了一眼，怔怔地，不知道说什么好。他看了看表：“时间到了，我要去接朋友了，你们去买点吃的，找个地方住吧。女孩子在外面，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任何陌生人的话。”说完，冲我们摆摆手，转身就走，走了几步，想起什么又回头：“如果想在上海待下去，期望值就不要太高，不管什么工作，先做起来再说，有了开始，才有以后。”

他的背影很快消失在浓重的夜色里。晚风吹着，和煦而温暖，风里飘来各种花香的味道。我和小菊在广场上站了很久很久，才想起来，我们甚至没有向他道一声谢。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找上了昨天那家“大碗面”小吃店，问老板：“人招满了没有？我们愿意干。”小店包吃住，７００元一个月，起早摸黑，一个月只休息两天，很辛苦。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我和小菊报名参加了电脑培训，买了字典回来学说普通话。春节我们没有回家，而是参加了节后第一届人才交流会，会上，我和小菊都顺利地找到了新工作，我被一家公司录用做文员，小菊则被另一家看中，做了前台。

五一，我和小菊回家过劳动节。正是盛春，火车站广场上的紫荆开得惊心动魄，艳紫的花火一样自树的根部往上燃烧。小菊摘了一朵花，感叹道：“转眼一年过去了，真快啊。”有人拉我们的袖子，是一男一女两个十七八岁的孩子，说，钱被偷了，希望我们能帮助他们一下。我没有犹豫就给了他们五十元。一向嫌我手脚太大的小菊这次什么也没说，我知道她也想起了给我们帮助的那个年轻男人。钱不多，但是，说不定却能给他们带来什么改变，就像，去年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