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困境及出路:马克思、弗洛伊德及马尔库塞的分析差异

摘 要： 现代西方文明的弊端主要体现为人内在精神的缺失与生命力的消退，对此，马克思、弗洛伊德及马尔库塞等西方学者分别就文明困境的内在根源及解放路径做出各自的探索。从发生逻辑上进行对比与考察，辨清其理论依据与哲学原则的本质差异，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马克思劳动解放思想的实践意义。

关键词： 文明困境 本能压抑 异化劳动

19世纪末，西方文明的发展在经历其巅峰阶段后，呈现出一个自我矛盾的衰退趋势，随着物质资料的不断积聚与膨胀，人的内在生命力与精神价值却在逐渐削弱与消退。正如汤因比在《人类文明的困境》一文所言：“人类物质文明愈发展，对正义、善良与美德的需要也愈为迫切，这样物质文明才能有益于人类社会，……人类社会的心灵尚未发展到驾驭物质文明的水平，尤其是现今的道德真空比过去任何时代更恶化。”有关现代西方文明的困境及出路，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就从社会历史发展层面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发展界限进行预测，提出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之路。随着20世纪初西方文明弊端的日益显露，弗洛伊德在心理学层面揭示了文明及本能的内在关系，批判了文明的压抑性质。马尔库塞则吸收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批判思想，加以拓展和改造，提出独具特色的解放之路。以上几种思想各具不同的历史背景及哲学依据，从发生逻辑上进行对比与考察，有助于我们有效区分不同解放路径的原则差异，为理解马克思劳动解放理论的实践意义提供启发。

一

《文明及其不满》（1929）是弗洛伊德从心理学角度对西方文明困境进行思考的一本著作，其思考层面之深，已无形中触及西方文明的理性主义根基。在此书中，弗洛伊德将“匮乏”看做文明诞生的外在前提，普遍匮乏引发人们的生存竞争，因此人必须节省力比多能量以升华为工作，从而满足人类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料。弗洛伊德的分析并未止步于此，其旨趣在于进一步考察压抑性文明的内在根源，即从两种本能的内在冲突及其建立的压抑性结构加以指明。首先，文明需要压抑，将之局限于异性之间且合法契约下的生殖器之爱，并将原本贯注于的力比多升华为劳动加强集体联系。劳动作为生产生存资料的一种手段，是文明发展的必然基础，“每一种文明都以强迫劳动和本能放弃为基础”[1]P10。其次，人类身上具有强大的进攻性本能，正是这一本能使文明耗费很大能量，文明要求对此加以限制，不然会面临崩溃。关于进攻性本能，弗洛伊德认为它是人的原始自我生存的本能属性，进攻性倾向构成文明的最大障碍。文明是服务于的过程，即把单个人、家庭、种族及国家结合成一个大的统一体来为人类生存而斗争。文明会通过何种途径来抑制自己的对抗性呢？弗洛伊德指出，这种进攻性倾向受压抑是向内投射的，即指向自我。其中一部分攻击性被自我吸收，成为超自我，与另一部分自我相对立，并且以“良心”的形式，其中超自我与自我之间形成的这种紧张的结构，称之为“有罪感”。“有罪感”的论述是《文明及其不满》这本书的研究重心。

总之，通过对“有罪感”这一心理结构的内在分析，弗洛伊德揭示了文明与压抑性本能组织互为条件、相互作用的事实，一方面，压抑性本能组织构成现代文明的基石。另一方面，文明的发展进程不断强化这种压抑性组织。既然人的压抑性本能组织构成文明起源的内在基石，那么文明的困境似乎没有出路。弗洛伊德关于文明困境的悲观性结论是：现代文明建立在对个体本能压抑的基础上，“文明所付出的代价是通过加强有罪意识而失去幸福”[1]P123。有关人类命运的问题，在弗洛伊德看来是“文化的发展是否并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控制因人类进攻本能和自我破坏本能造成的群体生活的混乱”，用不朽的爱保全自己。

弗洛伊德关于本能压抑与现代文明病症的认识，马尔库塞基本上赞同。即使有学者批判弗洛伊德脱离历史的抽象分析，马尔库塞仍坚持“这种批评的有效性并不能抹杀弗洛伊德下述概括的真实性”，即“一种压抑性的本能组织是文明中现实原则的一切历史形式的基础”[2]P18。为了回应此批判，马尔库塞对弗洛伊德抽象的“压抑”理论进行了相关修正。马尔库塞指出，弗洛伊德的文明理论缺乏历史性，首先在于其作为文明前提的“匮乏”被看做是永恒的，弗洛伊德混淆了现实原则的历史形式与现实原则自身，未对“匮乏”进行历史性分析。所以在他的理论中，一切文明及其本能组织都是压抑性的。马尔库塞认为，“匮乏”可以分为“生物学匮乏”和“社会性匮乏”，前者是由自然物质条件造成的，而后者则是由社会关系调节和分配造成的。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生物学匮乏被消除后，文明与本能之间的压抑关系将会有不同的发展。由此，马尔库塞将弗洛伊德抽象的“压抑”理论历史性地区分为“基本压抑”与“额外压抑”，前者是由生物学匮乏而产生的，后者是由于统治需要而带来的。为了避免理论的抽象性，马尔库塞在资本主义这个具体历史情境下，探讨文明与本能的关系，他指出，随着生产的发展，物质文明的进一步富足，将会创造出本能根系不同的历史环境，压抑性本能结构会发生变革，额外压抑则失去其存在的必要性，并最终被消除。借助文明与本能的内在辩证法，马尔库塞展望了一种解放的非压抑性文明。

即便如此，在马尔库塞的理论中，基本压抑却不会失去其有效性，它将一直伴随人类的劳动，并体现为劳动的负担性。在《论经济学劳动概念的哲学基础》一文中马尔库塞认为，劳动的负担性在根源上不是经济领域的一种现象，而是扎根于人类此在的发生过程之中。劳动意味着劳动者与物在一起，服从物的规律性并同物紧密联系，为物或他的他在服务，而不是单纯地与自己在一起，让自己的此在发生，这就是劳动所具有的本质的物性。这种具有本质的物性的劳动将人类带入一个非常具体的历史情境，赋予劳动者本身以历史性。正是劳动才使得此在成为历史的此在，但同时，劳动具有的本质的物性却带来了无法克服的基本压抑。

总之，基本压抑不可消除，它构成一切文明的基础。马尔库塞将之起源归结为劳动本身所固有的、内在的对象性特征。关于物化劳动，马尔库塞并没有深入展开其内在的说明。

二

1844年，马克思《巴黎手稿》一书以异化劳动这一主题深刻地切中资本主义文明病症的现实。这里，国民经济学的前提首先遭到马克思的质疑与批判，他认为国民经济学以科学的方式论证一个与人的本质相对立的对象世界及其规律。它只关注物的增长，忽视在这种物的统治下人性的丧失。国民经济学是一种非人的科学，它基于一个实证的立场，把人设定为鲁滨逊式的抽象范畴规定的“工人”，“把人当做‘劳动，资本和土地的分离’，由分工，竞争，和私有财产等等所决定的畸形存在物”[3]P96。马克思揭露了一个被国民经济学精心掩盖和论证的事实，认清了资本主义文明的本质，即脱离人性，违背人的生命原则。这一切都不是马克思从观念中推导或预设而得出的，它是从当前“经济事实”出发，对现象本身而进行的生命感悟。回到事实本身，这个事实就是劳动者通过生命活动所创造的对象世界，本是确证他生命的力量，现在反成为奴役他生命的异己力量。工人越是通过劳动占有外部感性的自然界，就越在劳动对象与生活资料两方面失去它。马克思认为这一切的后果必然发生在劳动的过程中，即人和自己活动之间的关系中。属人的对象性的生命活动异化为人与对象相分离的生产行为，人在此活动中感到折磨与不幸。异化劳动通过生产人和自然，人与自身的对抗性关系，最终产生了人统治人的对抗性关系，而这种社会关系规定了人的异化了的存在。马克思通过异化劳动的四个层面，全面控诉了资本主义文明下人性沉沦，以及人类生存形式遭到压抑与扭曲的现实。

不仅如此，马克思在这本著作中还将异化劳动的起源追溯到自发分工，他认为，异化劳动产生的根源在于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劳动的自发形式之中。“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发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4]P37。异化劳动表现为类超出、凌驾于个体之上，那么类力量及其而实现的对象世界，就表现为一种异己、对抗性的东西。类力量的这种异己性，并不意味着它具有一种神秘性起源，毋宁说，类力量就起源于人自身，它是人自身所展现出的，脱离其控制的力量。异化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自发性隔断了人与类之间，部分与整体之间，特殊与一般之间的活生生的关联。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以分工为线索，在对人类史与自然史的综合考察中，揭示了人作为自为的、类的存在物的本质。分工在人类历史发展上具有积极意义，分工及交往形式发展的不同阶段，标示了所有制的不同形式。但同时，分工的消极性不容忽视。分工造成私有制的产生。分工使得个人、家庭利益与人们的共同利益产生矛盾。公共利益以国家的姿态而独立成虚幻的普遍利益，阶级之间产生斗争，社会权力由此起源。“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由于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发地形成的，因此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权力。关于这种权力的起源和发展趋向，他们一点也不了解；因而他们就不再能驾驭这种力量，相反地，这种力量现在却经历着一系列独特的、不仅不以人们的意志和行为为转移，反而支配着人们的意志和行为的发展阶段”[5]P39。分工造成人的活动脱离他自身，而成为一种与他对立的异己力量。这种异己力量是一种感性的社会权力，是对象性本质力量的异化。无论是弗洛伊德论及的文明的压抑性，还是马尔库塞那里不可消除的基本压抑，不过是对这种异己的社会力量的感知与反应。

可见，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式里，社会压抑事实上是劳动异化的结果，而异化的根源却在于活动自身的自发分化，对象性本质力量是一股无法遏制的激情和欲望，它要获取并改变外部对象，它是能动与受动的统一。这种能动的力量自身会异化，从个体那里脱离出来，变成统治个体的一般社会力量，这就是感性对象性活动的异化过程。既然异化起源于感性活动的自发分化，就必须通过对自发性的克服来扬弃这种异化，将凌驾在个体之上的抽象社会力量交还个体，使之重新成为个体的本质力量，从而实现人的自身解放。扬弃分工（私有制）①的现实路径不是从外部寻求力量，而在于从劳动自身去发掘。马克思认为：“异化与异化的扬弃走的是同一条道路。”[6]P87劳动具有内在否定性，活动分化是其发展的必要形式与中介环节。但劳动异化不同于物化，这种自身的分裂，是能动与受动的同一，包含着自我扬弃的因子。马克思强调生产内在的辩证法，会创造自身否定性力量，来对文明产生冲击，从而扬弃其异化形式，实现自身解放。从马克思在对分工及人类历史发展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正是分工使得人的物质活动与精神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等产生分裂，由此，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之间一定会发生矛盾，这些矛盾无形中推动了社会历史的不断更替。从历史发展层面来看，人类社会一开始经历了一个从最初的与自然直接性的联系，到借助于分工与交换为中介的市民社会，历史的发展最终会扬弃这种异化的社会形态，而向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共产主义社会而过渡。在那时，劳动才是人的自由的真正表现，劳动的产物就是人的现实，是对象化了的人。

三

弗洛伊德，马尔库塞，马克思，这些时代的思想巨匠，都关注文明困境这一主题，并提出各自的诊治方案。弗洛伊德的理论焦点在于解释了压抑的过程和内在机制，他秉持了一种实证性的科学立场，“这使他不会将负罪感的不合理性归于文明本身，……从而对造就本能压抑的文明本身提出质疑”[2]P50。文明即集体神经症，弗洛伊德给出的医治药方，不过是对这种集体神经症进行心理治疗，走的是一种生物学的适应性道路，而非实践性的革命之路。

弗洛伊德无力对文明前提提出质疑，这种弊端为马尔库塞所洞察和改进。他借助文明辩证法，通过生产进步来克服物质匮乏，从而消除额外压抑产生的社会环境，来实现人的本能结构的解放。但解放路径在资本主义劳动异化到了高级阶段，异化深入到本能领域后，逐渐丧失了其有效条件。不仅如此，从前提上看，马尔库塞在弗洛伊德框架中保留的基本压抑，不过是异化劳动的产物或者表现形式，劳动异化显然是比本能压抑更为基本的人类现实。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人不是抽象的孤立个体，而是生活在感性社会关系中的个体的共在，通过感性活动和感往，人实现了他的类存在，展现了他的类力量。虽然异化使这种类力量对个体呈现为压抑性、异己的力量，理性不外乎是对人的类存在和类力量的一种抽象的表达。这种抽象否定了人的类存在的本质，并遮蔽了类力量的真实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