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金融发展视角下的FDI与经济增长研究综述

摘要：众多的决策者与学者相信外商直接投资（FDI）有利于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但是实证研究结果表明，FDI的经济增长效应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却并不明确，主要原因在于FDI效应受到东道国自身环境和条件（即吸收能力）的制约。近几年，金融发展成为东道国FDI吸收能力研究的一个新视角。本文对国外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与分析，以期为国内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借鉴。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金融发展；经济增长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４６２５（２００9）02－０095－０6中图分类号：Ｆ830-59文献标识码：Ａ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国际资本流动中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日益活跃，FDI与经济增长（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问题成为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FDI对于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存在两种效应，一是资本积累效应，这种效应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增长分析框架之下，即FDI增加了一国的资本存量，从而通过资本积累构成了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二是技术转移与外溢效应，这种效应建立在新增长理论分析框架之下，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不同的是，新增长理论放弃了技术进步外生的假定，将其内生化，而内生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来源便是FDI的技术转移与溢出，FDI通过外溢效应促进东道国的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进而提高该国的经济增长率。

理论上，FDI（尤其是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应该存在明显的正效应，但是实证研究结果却并不乐观。发达国家之间的FDI流动存在普遍的外溢效应（Caves，1974；Branstetter，2001），而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外溢效应却并不明确（Alfaro，2003），一些国家存在正的外溢效应（Kokko，1994、1996；Sjoholm，1999），但是也有一些国家却缺乏外溢效应证据的支持，如Aitken、Harrison（1999）使用委内瑞拉公司数据研究结果发现FDI对生产率的净效应是相当小的，FDI提高了接受FDI投资的公司的生产率，但是却降低了委内瑞拉国内公司的生产率；Borensztein、Lee（1998），Carkovic、Levine（2000）使用跨国增长回归表明，FDI对经济增长的外部正效应并不明显。

FDI效应实证检验结果的不一致表明，FDI效应（尤其是技术溢出）的有效发挥有赖于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即东道国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才能促使FDI效应，尤其是技术溢出效应由潜在变为现实，这些条件包括东道国的政策环境、可用的生产性资产、人力资本水平、基础设施、制度因素等（Alfaro，2003）。近几年来，金融发展因素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强调金融因素在FDI与经济增长中的联结作用的理论成为最具活力和最有前沿性的研究领域之一。本文拟对国外学者在该领域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进行总结与分析，以期为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借鉴。

一、金融发展视角下FDI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构建

Jeannine N.Bailliu（2000）是较早在资本流动与经济增长问题中纳入金融因素进行研究的学者，不过他的国际资本流动并不仅仅针对FDI。在其“私人资本流动、金融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一文中，他从理论上探讨了包括FDI在内的资本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尤其是考察了国内金融部门在资本流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结作用。他的理论分析建立在一个简单的内生增长模型（AK）框架之下。Pagano（1993）用AK模型论证了封闭经济中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潜在效应，Jeannine N.Bailliu在此基础之上将其拓展为包括国际资本流动的模型，并推导出了两种框架下的稳态经济增长率。封闭经济下的稳态增长率为：

g=A-=As-

纳入国际资本流动后的稳态经济增长率为：

g*=A*-=A**-=A**s*-

其中，g，A，，s，I分别为封闭条件下的稳态经济增长率、资本生产率、储蓄中用于投资的比率、储蓄率、投资，g*，A*，I*，*，s*分别为开放资本账户后的稳态经济增长率、资本生产率、投资、储蓄中用于投资的比率、储蓄率，Y，，S，NCF分别为收入、资本折旧率、国内储蓄、净资本流入。通过比较两个方程，Jeannine N.Bailliu认为，纳入国际资本流动后，在满足某些特定条件的前提下，如NCF＞0（净资本流入为正）、资本流入必须用于融资而不是消费、国外投资不能挤出国内投资、国外资本通过国内金融中介流入等等，储蓄率s*、资本生产率A*、储蓄中用于投资的比率*都有可能会大于封闭条件下的储蓄率s、资本生产率A、储蓄中用于投资的比率，进而导致开放条件下的稳态增长率大于封闭条件下的稳态增长率（g*＞g），也就是说，国际资本的流入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经济增长。更为重要的是，Jeannine N.Bailliu提出，无论是资本流动促进经济增长的何种渠道，国内金融发展都起着关键性的联结作用。因为发达的金融体系具有实现储蓄向投资有效转化和提高投资效率的功能，因此，在包括金融部门和私人资本流动的简单AK框架中，如果两个国家（具有发达金融体系的国家1与欠发达金融体系的国家2）的金融部门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当其他变量都相等的情况下，我们会得到A*1＞A*2，*1＞*2。所以即使两个国家获得了同样多的净资本流入，但是拥有发达金融体系的国家也会比金融体系比较落后的国家表现出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因为发达的金融体系可以更加有效地把外部流入资本转化为生产性投资，并且更好地将其配置到边际产出较高的投资项目上。

Jeannine N.Bailliu的研究以包括FDI在内的所有资本流动为对象，强调金融机构对于提高资本的融资与配置效率的作用，而Laura Alfaro等人（2003）则专门以FDI为对象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考察，更强调了金融市场影响下的人力资本效应在FDI与经济增长关系中的作用，因此成为金融发展、FDI与经济增长问题研究领域较有影响的学者。Laura Alfaro等人构建了一个经济模型，模型假定一国经济中包括两个部门（FDI生产部门与多个企业构成的国内生产部门），人口由具有不同能力水平、总量为1的行为人构成，行为人有两种选择，可以到外资企业工作，也可以建立自己的企业，但需要固定资本投资并满足最低企业家能力水平，只有行为人的能力超过最低水平要求时，行为人才会考虑建立新企业。模型推导出的企业家学习能力“门槛”值为：

=

其中，0＜＜1，0＜＜1，，r，，S，，b，A，B分别代表企业家最低能力值、国际利率、金融市场效率水平、固定资本投入、劳动收入份额（可道格拉斯函数中系数）、行为人的初始财富、生产率系数。该式表明＞0，即行为人建立新企业所需的能力“门槛”水平随着融资成本的提高而上升，这会限制新企业成立的数量，进而影响FDI的社会边际产出，这种效应在下面的公式中得以体现：

=-B(K)S1+

其中，Y，K分别为总产出、FDI部门的资本投入。因为已知＞0，所以＜0。因此，效率低下的金融市场会降低FDI的边际社会产出水平，而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会降低行为人建立新企业的门槛，所以会增加行为人由外资企业转向国内企业或建立新企业的机会，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将会变为现实，进而放大FDI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如果说在Alfaro等人的模型中金融体系的作用还是通过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的楔值来体现，Hermes等人则直接把金融因素纳入到了模型中。Hermes等人（2003）在Barro（1995）的基础上纳入金融市场建立了一个内生增长模型，模型假定，一国经济包括三种人：最终产品生产者，创新者和消费者，最终产品生产者租用N种创新者生产的资本品，技术进步通过可用资本品的种类体现。在此基础上，与消费增长率的欧拉条件相结合推导出了经济的稳态增长率：

g=(1/)h(H)1/(1-)2/(1-)-

其中，g，，L，，，F，H分别代表稳态增长率、边际效用弹性、劳动投入、收入的资本份额、贴现率、FDI、金融部门的发展水平。f(F)是以函数形式表达的开发新资本品的成本，即=f(F)，且/f(F)＜0，表明开发新资本品的成本与FDI之间的反向关系；h(H)是以函数形式表达的技术水平，即A=h(H)，且A/h(H)＞0，表明技术水平和金融部门发展之间的正向关系。

很明显，在Hermes的模型中，金融部门通过技术水平A而进入模型，金融部门对经济的作用通过影响技术水平A而得以实现。FDI的增加会提高产出增长率，并且FDI效应依赖于金融部门的发展，FDI的增加会降低适应新技术的建设成本并提高资产回报率，这会导致储蓄的增加，进而提高产出增长率，更为重要的是，发达的金融体系通过有利于FDI技术扩散而促进经济增长。

二、金融发展视角下FDI与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研究

在上述理论模型的基础之上，学者们对FDI通过金融发展渠道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作用机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Jeannine N.Bailliu认为，在封闭条件下，国内金融中介（银行部门）在AK框架下主要通过两种渠道影响经济增长：一是通过提高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转化效率的提高可以降低贷款成本，从而提高了储蓄中的用于投资的比率，进而提高稳态经济增长率g 。二是通过改善资本的配置效率。金融中介的发展使银行积累了许多可行性投资项目的评估经验，有利于选择高产出项目，另外，金融中介通过提供风险共担引导个人投资风险大但收益高的项目，从而把很大比例的储蓄投资于资本边际产出较高的项目。资本分配和使用效率的改善导致了资本产出率A的提高，从而提高了稳态经济增长率g。这种作用机制也适用于包括国际资本流动的AK框架，Jeannine N.Bailliu进一步提出，国际资本流动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1）如果私人流入资本可以提高投资率，那么资本流动就可以促进增长；（2）如果流入资本（包括FDI）的投资产生正的溢出效应，那么资本流动也可以带来增长；（3）如果资本流动可以导致国内金融中介的发展，那么积极的增长效应也会产生。在这三种方式中，Jeannine N.Bailliu强调，国内金融发展对于联结资本流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只要私人资本是通过国内金融中介流入，那么发达的国内金融体系就可以将外部流入资金有效转化为投资并将其投入到边际产出较高的项目上，进而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

相对而言，Jeannine N.Bailliu关于金融发展、FDI和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的分析尚不够深入，只是强调了金融发展的重要性，在作用机制上还是停留在FDI与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各自的层面。Alfaro等人（2004，2006）则推进了一步，他们认为，尽管FDI在其本质上要依赖于海外资本，但是其在东道国的溢出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国内金融市场通过三种方式发挥作用：第一，FDI溢出只是局限于无成本地改善劳动力构成是不可能的，为了利用新技术，国内企业需要通过重新组织企业结构、购置新的机器设备、雇佣的新的经理和技能工人等方式改变日常经营活动，而这些都需要资金的支持，尽管企业可以通过内部融资来获得资金，但是如果企业的现有技术与新技术差距较大，那么对于外部融资的需求就会提高，而在大部分情况下，国内企业的外部融资受限于国内资源，因此，国内金融体系健全与否会对外部融资需求产生影响。第二，正如Alfaro（2003）在其构建的理论模型中所表明的，金融市场会通过影响潜在企业家的创业行为而影响对FDI溢出的吸收，进而影响经济增长，FDI全新技术的引入不仅会拓宽东道国国内市场，而且也会促进出口市场的发展，这种结果的出现需要东道国国内金融市场对企业家创业活动的支持。第三，金融体系还会通过FDI的关联效应（尤其是后向关联）而影响经济增长，为了获得规模经济，即使FDI后向关联已存在于提供投入的国内企业中，依然会鼓励新企业的建立，这需要东道国金融体系的支持，如果金融市场不完善，FDI创造后向关联的潜力将会受到严重削弱。第四，金融市场的关键性前定作用不仅存在于FDI溢出与关联中，而且在并购中也存在，相当数量的FDI采用并购形式，当外国公司决定是否要在一个与国内经济没有任何联系的领土上从事经营活时，东道国的金融发展水平是一个决定性因素，这不仅表现在贷款是否容易获得方面，更表现股票市场是否健全，功能良好的股票市场为企业提供了各种资金来源，在联结国内与国外投资者的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Hermes、Lensink（2003）认为，FDI与金融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是互补的，他们的理论模型的关键假设在于国内金融系统通过技术水平影响经济增长。第一，金融系统影响投资项目的资金配置效率，主要通过两个渠道影响：通过动员储蓄增加可用的投资资源，通过监管投资项目，降低信息获得成本，从而提高投资效率。国内金融体系越发达，越能更好地动员储蓄，有效地监管投资项目，这些都能促进增长。第二，更新或接受新技术的投资项目比其他项目更富有风险，而金融机构可以降低这种风险，从而促使企业家更新已有技术或接受新技术，而且金融机构可以积极的促进技术创新速度，进而提高经济增长率。第三，FDI通过竞争效应、示范效应、培训效应和关联效应促使国内企业更新已有技术或接受新技术时需要投资，当需要从银行或股票市场进行外部融资时，国内金融系统的发展至少部分地决定了国内企业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实现他们的投资计划。第四，发达的国内金融系统有利于外国企业为拓展在东道国的创新活动而举债，而这种创新活动会进一步提高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范围。而且，有些FDI是直接通过债务或证券投资的形式实现的，因此，国内金融市场的效用与质量势必会影响FDI，影响FDI在东道国的技术扩散，如果东道国的金融市场比较发达，那么这种扩散会更富有效率。

综上分析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FDI的流入，并不必然会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FDI潜在效应的发挥有赖于一定的前提条件，而东道国国内金融发展水平则是重要条件之一，东道国的金融发展主要通过人力资本效应、技术创新效应、产业关联效应以及市场环境优化效应等机制对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产生影响。

三、金融发展视角下FDI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近几年关于FDI与经济增长的文献不仅在理论上探讨了金融发展在FDI与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及其作用渠道，而且很多文献也进行了实证研究。因为实证研究要考察金融发展对于FDI和经济增长的中介作用，所以在众多的实证研究中，计量方程的设定中都使用了金融发展指标和FDI指标的交叉积项。

Herms等人（2003）使用1970-1995年期间67个亚洲、拉美和非洲欠发达国家的截面数据分析了金融发展对于FDI促进经济增长的前定条件作用。他们使用多元线性回归计量方法，运用最小二乘进行估计，金融发展采用了银行贷款额/GDP指标替代。为了研究方便，解释变量在其计量模型中设定了几类：

PCGROWTH=i+i,jI+m,jM+z,jZ+e

其中，PCGROWTH为人均GDP增长率，I、M、Z为三类解释变量向量，e为随机误差项。向量I包括被已有文献证明对经济增长具有稳健效应的各个变量，M则为其研究中主要关注的变量，即FDI以及FDI与金融发展指标的交叉积项，而向量Z包括其他的一些控制变量。各种回归结果表明，单独的FDI变量对于人均GDP增长率并不具有显著的直接正效应，但是当纳入FDI与金融发展的交叉积项后，交叉积项显著为正，而FDI变量则显著为负，这表明，国内金融体系只有达到某一个最低水平时，FDI对经济增长才会产生正效应。为了考察每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发展水平如何，Herms等人计算出了可以导致FDI总效应为正的金融发展水平的门槛值，结果发现，在67个国家的数据集中，共有37个亚洲与拉美国家满足金融发展最低水平，因此FDI总效应为正，而其他的30个非洲次撒哈拉国家金融体系缺乏效率，所以FDI总效应为负。

为了进一步考察结果的稳健性，Herms等人使用了Sala-i-Martin（1997a,1997b）提出的稳定性分析检验（stability analysis tests）。结果表明，在控制变量的各种组合之下，FDI和交叉积项的系数是非常稳健的，如果国内金融市场是发达的，那么FDI就能促进经济增长。

Alfaro（2004）运用1975-1995年期间的跨国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回归模型设定为：

GROWTHi=0+1FDIi+2(FDIi×FINANCEi)

+3FINANCEi+4CONTROLSi+i

其中，GROWTH为经济增长变量，以实际人均GDP增长率指标衡量；FDI为外商直接投资变量，以净资本流入衡量；FINANCE为金融发展变量，Alfaro使用了Levine（1993a，1998，2000）等人提出的一系列指标，主要包括两大类：与银行部门（信贷市场）有关的指标，与股票市场（证券市场）有关的指标。与银行部门有关的指标包括：用以衡量金融部门规模的金融系统流动性负债（LLY）――等于M2/GDP；用以衡量商业银行配置社会储蓄程度的商业银行资产（BTOT）――等于商业银行资产与商业银行加央行资产之和的比率；私人部门贷款（PRIVR）――等于金融中介对私人部门贷款与GDP之比；银行贷款（BANKCR）――等于储蓄货币银行对私人部门贷款与GDP之比。与股票市场有关的指标主要是股票市场流动性（SVALT）――等于股票交易额与GDP之比，它衡量了一国金融资源资本化程度。CONTROLS为控制变量，包括国内投资、通货膨胀率、开放度、人力资本、中央政府支出、人口增长率等。

根据金融发展指标数据的可得性，Alfaro使用了两个数据集，一个包括20个经合组织和51个非经合组织国家，另一个包括20个经合组织和29个非经合组织国家，分别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表明：尽管FDI单独贡献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明确，但是拥有发达与健全的金融市场的国家会显著性地改变这种结果，金融市场发达国家会从FDI中获得更多的好处，即使在回归中纳入许多对经济增长有显著性影响的控制变量也是一样的，而且FDI的这种显著性作用在不同的金融发展指标下都是稳健的。

如果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利用一般的回归方法对变量进行回归时会产生内生性问题，回归得到的估计结果是有偏的，为了避免这个问题，Jeannine N.Bailliu（2000）采用广义矩（GMM）估计方法实证研究了金融发展、私人资本流动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该方法是基于模型实际参数满足的一些矩条件而形成的一种参数估计方法，是矩估计方法的一般化。他使用1975-1995年40个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建立动态模型，模型设定为：

yi,t-yi,t-=i+yi,t-+Vi,t-+Xi,t-+i,t

其中，yi,t为国家i在t时期实际人均GDP的对数，i是未观察到的某个国家特有的影响因素，Vi,t-是以(t-，t)时期的初始值衡量的各增长决定因素行向量，Xi,t-是以(t-，t-1)期间的平均值衡量的各增长决定因素行向量，i,t为随机误差项。因为国家特有影响因素i与实际人均GDP初始值相关，所以可以将上述模型变换为：

yi,t=i+yi,t-+Vi,t-+Xi,t-+i,t，其中，=1+。

该模型不能满足传统的计量经济学模型估计方法的某些假设，所以不能再使用这些估计方法，而广义矩估计方法允许随机误差项存在异方差和序列相关，因此，使用普通最小二乘（OLS）或工具变量（IV）估计方法时因内生性问题而产生的估计结果的偏误在GMM方法中会得以避免。GMM估计方法主要分两步：

第一步，对方程进行差分，以消除某些国家特有的影响因素，得差分方程：

yi,t-yi,t-=(yi,t--yi,t-2)+(Vi,t--Vi,t-2)+(Xi,t--Xi,t-2)

+(i,t-i,t-)

第二步，选择不同的矩条件和工具变量，然后对参数进行估计。

实证结果表明，解释变量的系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并且符号和理论预期一致，银行部门的发展水平在资本流动促进经济增长中起着关键性作用，私人资本流入只有在银行部门达到一定的发展水平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因为金融发展指标采用的是商业银行资产（BTOT），所以计算出的结果是，只要国内商业银行的资产占银行总资产的58％以上，净资本流动就会促进经济增长。

大多数宏观经济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因此使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估计可能会产生“虚假回归问题”，为此，Chee-Keong Choong，Zulkornain Yusop和Siew-Choo Soo（2004）运用Engel和Grange（1987）、Johansen和Juselius（1988）提出的协整理论比较分析了发达国家和东亚发展中国家的国内金融体系在“FDI引致的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对于考察中的大多数国家而言，FDI与经济增长的双变量协整检验表明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协整关系，但是纳入金融发展指标（采用贷款额/GDP）之后，多变量协整检验却发现，所有国家的四个变量之间（GDP、FDI、金融发展及其交叉积项）存在1－2个协整向量，这说明，在FDI与经济增长的长期稳定关系中，金融发展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因素。Grange因果检验也表明，在双变量模型中并不存在FDI引致经济增长因果关系的大多数国家，在多变量模型中却发生了显著性的变化，这说明，FDI的经济增长效应取决于东道国的吸收能力，而这种能力则又主要取决于国内金融部门的发展程度，FDI经济增长效应为正的条件是，东道国国内金融体系的发展应达到一个最低水平，只有这样，FDI流入所带来的好处才能为东道国更有效率的获得，在此基础上，金融体系越发达、健全，东道国与FDI有关的吸收能力就越大，从而FDI的技术、效率、管理等扩散效应就越大，FDI就越能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

协整理论可以分析变量间的长期和短期影响关系，但是它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变量之间具有相同的非零单整阶数，然而，在实际中，我们经常也会遇到单整阶数不同的时间序列，为了求得这样一些变量的协整关系，Pesaran（2001）提出的基于自回归分布滞后（ARDL）的边限协整检验（bound testing to cointegration）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与多变量协整检验不同的是，该检验方法不要求变量具有相同单整阶数，而且该方法还具有其他的一些优点： （1）适合于小样本，而双变量协整或多变量协整更适合于大样本；（2）无需进行单位根检验；（3）模型的长期和短期参数可以同时予以估计。Muhammad Arshad Khan（2007）就使用这种方法实证研究了巴基斯坦金融部门在FDI与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模型设定为：

ΔLGDPGt=0+1LRGDPGt-1+2LRFDIt-1+3LFCt-1

+4LRPSCt-1+5LCAPt-1+6(LRFDI×LRPSC)t-1

+7ΔLRGDPGt-i+8ΔLRFDIt-i+9ΔLFCt-i

+10ΔLRPSCt-i+11ΔLCAPt-i+12Δ(LFDI×LRPSC)t-i+t

Δ表示一阶差分算子，εt为具有白噪声过程且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项。经济增长及其各个决定因素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可以使用F联合显著性检验，原假设H0:0=1=2=3=4=5=6=0表示变量之间不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而备择假设H1:0≠1≠2≠3≠4≠5≠6≠0表示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因为F统计量的渐进分布不符合标准分布，所以Pesaran给出了两组临界值（边限值），一组假设所有的变量都是I（0），另外一组假设所有变量都是I（1），如果F统计量的值大于临界值，拒绝原假设，说明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一旦协整关系存在，就可以利用赤池信息准则（AIC）或施瓦茨准则（SC）选择合理的滞后期，进而建立误差修正模型，以寻求变量间的短期影响关系。检验结果表明，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在通过FDI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期过程中，国内金融部门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金融体系的发展只有达到某一个最低水平时，才能获得FDI经济增长正效应，对于巴基斯坦而言，长期和短期的最低水平值分别为11％和13％，即巴基斯坦的私人部门信贷占真实GDP比重只有超过11％和13％时，FDI的长期和短期经济增长正效应才会出现。

总体而言，关于该领域的实证研究要多于理论研究，而且实证结论基本是一致的，都支持了预定假设，即FDI接受东道国金融体系的发展是FDI经济增长效应的重要前定条件，发达、健全的国内金融体系能够积极推动FDI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使东道国可以在经济增长中获得FDI正的贡献率，而欠发达的国内金融体系的作用则恰好相反，FDI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小甚至为负。

四、简要评述

理论上FDI对东道国经济会产生积极的正效应，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研究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果，理论上的假设并未得到实证支持，主要原因在于FDI效应（主要是技术溢出效应）受到东道国自身条件的约束，即东道国的“吸收能力”，为此，众多学者探讨了FDI的许多决定性因素，包括东道国的政策环境、可用的生产性资产、人力资本水平、基础设施、制度因素等，但是金融发展因素却始终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只是进入21世纪的近几年，以Alfaro为首的一些学者才开始在FDI研究中纳入金融因素，并且得出了一些基本的结论。但是，相对于较为充实和丰富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问题研究，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则较少，关于金融发展与FDI及其技术溢出效应的关联机制研究也较为零散。但毋庸置疑的是，金融发展已经成为东道国FDI效应有效发挥的核心要素，也是未来FDI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新方向。对于中国而言，作为吸收FDI的发展中大国，FDI的效应并未充分体现，因此如何加强FDI的吸收能力，强化金融发展在FDI经济增长效应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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