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设计中的民族性与当代性

在当前艺术设计的发展中，民族性与当代性的关系是普遍关注的问题，尤其对我们这样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实际上，民族性与当代性的问题在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深刻地存在着。对于其中有无规律性的东西及其对当代有些什么启示，首先提出两点基本认识。第一，艺术设计中的民族性，即民族工艺文化从来是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总是在不断注入新的内容，不断产生着与时代同步的新的面貌，也就是说它具有与时俱进的明显特征。第二，民族工艺文化随时展的动力，一是人类对物质生活的需求，即人类要求不断改变自身的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的需求，这种需求促使人们去发明和创造，去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其结果必然使新的工艺文化出现；二是人类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即一个民族的传统工艺文化必定承载着这个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性格特征，也必定反映出这个民族在某一时代与精神文化有关的各方面特征，如社会政治特点、文化艺术内涵、倾向、行为道德规范、民俗民风时尚等。这些精神文化的需求对一个民族来说既有一脉相承的延续性，又随时展注入新的内容和形式，其结果也必然促使新的工艺文化出现。

在一个民族发展过程中，经常会与其他民族的文化相遇并发生碰撞，这时双方的民族文化都会对另一方产生很大影响，这种影响使双方都受益匪浅，但总是科学技术具有优势、精神文化优秀的一方起着主导作用并可以影响和改变弱势的一方。在我国历史上就多次出现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碰撞和融合，如两晋、南北朝时期我国首次和其他民族大规模交往，主要表现在丝绸之路的畅通和佛教的广为传播上。根据历史记载，汉代时西域和外国商人与中国的贸易往来还局限在敦煌以西的地区，而到南北朝的北魏时贸易的终点已达都城洛阳，洛阳成为西域和外国商人的会集之地，甚至有专供西方商人侨居做生意的街巷，洛阳至今还有白象坊和狮子坊等地名，是北魏时专为犍陀罗国王和波斯国王送来的大象和狮子建造的。可以想见当时丝绸之路上繁忙的景象。佛教在这时也借丝绸之路得到迅速传播。敦煌、云岗、龙门等著名石窟均开凿于此时，南北各地广建寺院。印度传来的佛传、佛本生图充满了各地的洞窟，寺庙宗教壁画艺术大大丰富了我国传统壁画和图案艺术，造像的盛行推动了建筑艺术和雕塑艺术的发展，许多大型纪念性雕塑和陪葬用陶塑等均出现新的时代面貌，如南朝帝王墓前的石兽、石避邪等改变了传统的用虎为原型的塑造而采用西方传入的更有风采的狮子形象。许多其他西方艺术形式也在这时传入中国，如杂技、百戏、舞蹈、乐曲和乐器，还包括多种珍稀动植物品种。而中国优秀的民族工艺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则更深刻地影响着西方各国。

其中最突出的是丝绸技术和工艺，试想西方人当时穿着的笨重粗糙的皮革、葛麻制品与轻柔、光滑、亮丽的中国丝绸之间的巨大差异，就不难清楚丝绸对于西方各国意味着什么。相传当古罗马皇帝身着中国的锦袍出现在王公大臣的面前时引起了难以平息的轰动，西方人在长达数百年中一直无法抵御丝绸的魅力而竞相购买。除丝绸外，中国古代造纸术、火药、指南针以及冶铁技术、漆器等均在此时传入西方，使他们享受到东方先进的物质文明。唐代与世界各国的交流更加频繁，由于在科学技术和精神文化两方面都处于优势地位，大大促进了当时中外文化艺术的交流和融合。唐三彩中有许多穿着唐服的外国人形象，其中包括远在地中海沿岸高鼻深目的欧洲人和黑人，他们的身份或为唐朝达官贵人的保镖和牵马人，或为游历各方的商人和艺人。在主要是西方和周边国家向唐朝学习的背景下，唐人在学习和吸收外来工艺文化上表现出非常开放的态度，在生活的各方面只要是不同于本民族的东西，都愿意拿来用一用，尝试一下，我们从唐代工艺品中可以看到这些外来文化的影响，如唐代青瓷器“凤首龙柄壶”除凤首和龙柄外其造型和装饰几乎全部为波斯风格，唐代铜镜中有不少“海兽葡萄纹”镜，其纹样海兽和葡萄均为当时从国外传入，唐代妇女用胭脂化妆的习惯也来自波斯，唐诗中“笑入胡姬酒肆中”及有关唐人学用刀叉吃饭的记载均反映出当时对外交往的程度，这使后人在总结唐代工艺文化特征时常用到一个近代的名词“洋”。

而唐代科学技术和工艺文化对世界各国的影响则更为深远，尤其是对日本、朝鲜等周边邻国的强势影响至今仍清晰可见。同时我们看到在这种对外的交往中有许多外来因素可以改造发展成地地道道的民族文化形式，这正是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性格特征的威力所在，就以前面提到的“狮子”文化为例，直至今日中国特色的狮子石雕遍布南北，形态各异，各地民间工艺中都有以狮子为题材的，尤其在中国的传统民族佳节时活跃在祖国各地及海外各华人社区的舞狮更明白无误地显示出中国的特色，谁都知道狮子这种动物从来不是产自中国的，但这并不妨碍舞狮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的一个标志。从历史发展的轨迹中，我们认识到先进科学技术和优秀精神文化在推动工艺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也认识到它们在不同民族文化交流中的优势地位，这种认识对正确处理当前艺术设计中民族性和当代性的关系是极其有益的。

20年前中国结束了长期封闭和保守的状态，当我们再次打开国门时最深的感受就是在科学技术和物质生活方面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巨大差距，这使我们坚定地采取了开放的态度学习和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大大缩小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但我们学习和引进国外先进经验时不可避免地要接受西方精神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在艺术设计领域表现得更为突出，它更多的是以商品面目出现。外国人要在中国推销商品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中国人习惯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随着众多世界名牌产品进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从日常用品、生活设施到儿童食品、妇女化妆品等等，无不传递着西方文化的精神、价值观念以及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并以其强烈的现代感和大众化的色彩，加上传媒的力量构成一种空前的文化强势，影响着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审美和消费时尚。随着人们的生活质量一天天向世界先进水平靠近，不难发现原来那些熟悉的传统文化不知不觉中正一天天离我们远去，民族文化确实被淡化有些甚至被取代了。当前深深困扰着国人的正是自己相对落后的科学技术和一向引为自豪的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或者说是学习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和抵制与我们民族精神相抵触的不那么优秀的外来文化的矛盾。

面对这样的形势，有人提出了克服“科学主义”迷信的问题，也有人提出反对文化霸权和后殖民主义的问题，这些确实需要我们认真面对。但我们在应对时必须保持一种良好的健康的心态，因为我们绝不会幼稚到马上又回到闭关自守的老路上去，拒绝包括先进科学技术在内的一切外来文化；我们也应该有足够的自信，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绝非脆弱到一击就垮的地步。在这时特别需要用客观的理性的认识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和外来的西方文化。首先，对待我们的民族传统要重在继承和发扬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内在实质。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形式和式样当然也应当继承，但不是所有以前的传统文化形式都要原封不动地搬到当代来，这种继承应当是有分析的。有些文化形式和式样代表着民族文化的精华又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将会永远地保存下去；有些文化形式和式样需要注入新的内容以新的面貌出现；有些代表落后民族意识的内容和形式则要批判地吸收，而最为重要的是创造出新的既符合时代要求又具有民族精神的工艺文化来。在对待外来的西方文化上也应有一种客观的理性分析。

我们要抵制的是与民族精神相抵触的不健康的外来文化，但并非所有外来文化都是不健康的，西方文化中也有不少优秀的成分代表着人类共同向上的精神，完全可以大胆地借鉴和吸收。而对于某些西方的文化习俗和外在形式可能谈不上好与坏，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生活方式和审美观念的地域性差别在逐渐缩小，不同民族的文化习俗也在互相影响趋于一致，对此应当持较为宽容的心态，因为宽容本身也是一种自信的表现。举一个与艺术设计不直接相关的例子，不久前某年轻乒乓国手上台领奖，当国歌奏起时采用西方人表达忠诚的习惯将右手按在左胸上，这引起许多外国记者的关注；在稍后不久的国际足球赛上，当国歌奏起时几位五十岁上下的教练也齐刷刷地将右手按在了左胸上，我想这种表达忠诚的习俗显然被西方全球化了，对此我们很难也没有必要去加以制止。前面提到了民族传统文化被淡化的现状，对此应当用一种发展的眼光去看待。

由于我国长期处在对外封闭状态，开放以后西方文化一下子涌进来并以其科技的优势和鲜明的现代感形成一种强势，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段里民族文化的发展会表现出某种迟缓和滞后的现象。以江南农村某些地区的民居为例，九十年代中期雨后春笋般盖起的三、四层欧式尖顶小洋楼越来越成为视觉中的主要景色，而曾经那样熟悉的粉墙黛瓦式传统民居以及江南特有的水乡风景成为要苦心追寻的怀旧目标。这种现象在艺术设计的其他方面也都有存在，这是因为一下子富裕起来的农民迫切需要改变原来的生活面貌，而这时我们的民族文化又一下子拿不出适应时代需要的新的民族形式来，于是农民就去模仿现成的国外的形式。应当坚信这种民族文化在特殊时间段的迟缓期不会太长，再过若干年江南大地上必定会有既体现当代特征又富有民族精神的新民居出现。在对待艺术设计中民族性与当代性的问题上我们更应该有一种向前看的眼光，在世界新一轮的发展中，中国将完全可能不再处在学习和引进别人先进经验的地位，而是站在世界前列与世界先进水平共同面向未来，共同设计未来。到那时，中国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必将得到最充分的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