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合伙的宿命

时间:2022-10-08 05:16:06

中国式合伙的宿命

中国是否有足够肥沃的土壤孕育合伙制企业的发展?好朋友是不是好的商业伙伴?什么样的人能够长期合伙做事?

最近一部名叫《中国合伙人》的电影在院线热映。有人叫好,说它展现了一群年轻人的激情创业史,堪比一碗创业励志的心灵鸡汤;有人不以为然,认为其没有展现出公司三位合伙人最深层的思考,却仅仅用“上市”来代表完美的梦想最终达到人生顶端。当然也有人对此不置可否,因为一部电影实在不足以表达公司创始人关系中更复杂的一面,出此言的正是新东方的精神领袖俞敏洪。

各方对于这部电影的评论褒贬不一,但“合伙人”的命题却在中国引发热议。无论影片是否以新东方的创业故事为蓝本,俞敏洪在开拍前是否反对曾经的合伙人徐小平将新东方的故事搬上银幕,这些都并不重要。毕竟这部电影最有价值的内容,在于探讨当今商业背景下,中国商人们应该如何构建一个长效稳定的合伙人关系,为可持续经营打下坚实的地基。

成吉思汗的“股份公司”

美国有很多大型企业拥有持久而稳定的合伙人关系,比如说Google的两位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和保尔·艾伦、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沃伦·巴菲特和查理·芒格等,但这样的例子在中国企业界却极其稀少。究其原因,也许长期受中国农耕文化的影响,那种浸淫在每个人骨子里的传统小农思想,似乎决定了这里不具备足够肥沃的企业合伙土壤。

“成吉思汗在征战立国的过程中,之所以没有杀过功臣,而是给每个功臣分一片土地然后让他们自己去管理,是因为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讲求合作,因为放养一大群马或羊是一个人干不了的——必须有人挤奶、有人持套杆、有人做饭、有人洗衣服、有人给马治病,他们这种生产方式天然就是一种合伙制的股份公司。”资深媒体人郭宇宽这样认为。

在中国的历史上,像汉光武帝刘秀善待功臣、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这样不杀功臣的情况是非常少见的,这和中国小农生产方式有着很深的关系。小农经济体现的是一个人的劳动价值,讲究自给自足,尽量不跟别人打交道,以至老死不相往来。

“我家麦子熟了,谁来偷偷割两把怎么办?”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这是中国两千年以来的权力价值观。于是,几千年来的小农思想直接影响到了当今中国的商业理念,一家公司即使创业初期由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创立,但是一旦企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总会因为各种原因只能散伙——表面上是因为战略决策的分歧造成的,但更深层的问题却又是小农思想的抬头。

合作?大家一无所有时,都是梁山上的108将;一旦名气、权力和财产全有了,就不想带对方玩了,开始互相提防、算计,直至裂痕产生时,厚黑学就粉墨登场,这时候又人人都变成了“岳不群”。

俞敏洪、王强、徐小平三人的最终分手,也验证了这一点。

“不和最好的朋友合伙”

《中国合伙人》这部电影里有一句台词:“不要和你最要好的朋友一起开公司。”最初总觉得这话多少有些以偏概全的意味,中国还是有很多好朋友一起合伙把公司办起来的先例,但仔细想想,这话也不无道理。在和朋友合伙的过程中,一旦掺和进利益关系,个中便会产生一些微妙的变化,有时就连朋友都做不成了。

与朋友合伙做生意无非有两种:一种是义驱,用感情来驱动;一种是利驱,用金钱来驱动。在中国的企业发展史中,自然不乏好友合伙共创企业辉煌的案例,但这其中一定会有利趋的一面,因为夹杂着过多情感因素的合作必然不会长久。

合伙做生意之前,如果只凭朋友间的义气做事,如果没有明晰谁出钱、谁占股份、占股多少、退出能获得多少,而仅仅是一句“张三你负责设计,李四你负责技术,我虽然没法给你们高薪,但是兄弟一起如果混出来了亏待不了大家”,那最终的结局往往是不妙的。

公司若是发展了起来,总会有人觉得不平衡,“干得多拿得也必须多”、“之前没出钱但是后来出力”的想法便会产生。程序主要是我写的,产品主要是我做的,客户又是我拉的,都想得到公司的一部分作为奖励。

一旦出问题,因为前期没有量化标准,往往会导致决策体系不完善,合伙人就容易产生各自的想法,平生出很多矛盾。占股多少和出资额相关,亘古不变的真理是谁出钱多谁是老大。

“世上的女人,只有你爱得最深的才能伤害你最深。”—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合伙人之间。创业的时候大家还没见到钱,只是为了梦想,做着同样梦的朋友会彼此欣赏;但是最好的朋友也最了解对方的软肋,所以一旦发生分歧,对合伙人和企业的伤害是毁灭性的。

性格决定命运

“和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的吕布式领导方式比起来,俞敏洪则是一种刘备式的领导人,这是他成就事业的关键所在。”郭宇宽说,刘备式的性格让俞敏洪天生有一种放下身段吸引合伙人共同成就事业的亲近感,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才拉来了徐小平和王强。

有时候,一个企业创始人的个人性格也决定了合伙制的企业能走多远、走多长。新东方“三驾马车”尽管在创业过程中有一些波折,但至少把新东方做成了一个上市公司。现实中,虽然三人最终各奔东西,产生了完全跟电影相反的结果——中国散伙人,但好歹如今或多或少仍有一些合作关系,基本算得上是“好合好散”。

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只能算是极少数,我们看到的一些中国大型企业,通常都是由一位个性强势的领导者带着一众兄弟起家做事,比如巨人集团的史玉柱和华为的任正非等。这些企业创始人作为精神领袖很强势,懂得服从、更懂得管理,能很清晰地把事情理顺,不会碍于面子放纵一些事情,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不“面”。

阿里巴巴的马云也是这样一个性格强势的人,虽然前有“阿里十八罗汉”,但最后大家记得住名字的只有马云一人,独权在手使得这些企业的战略执行能够得到很好的贯彻,而分散的权利体系在当下的中国更容易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我们必须看清,阿里巴巴这艘巨舰能够快速航行,是因为它行驶在一片决策风险巨大需要集中战略贯彻的科技蓝海里,什么样的行业就会造就什么样性格的合伙人。因此,如果严格地从哲学层面来说,“合伙”仅是非常态,而“散伙”才是常态—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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