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清末铜元币制改革(二)

自秦至清，圆形方孔铜钱一直是铸币的主流。而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月，广东造币厂率先铸造出第一批“光绪元宝”当十铜元，拉开了铜元币制改革的序幕。这场改革作为洋务运动的一个影子，清末新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影响之大、之深、之远，完全超越了民政府的任何一次币制改革。而铜元本身，也直到建国后才结束它的使命。

铜元的产生背景极为复杂。首先，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的打压，造成清廷财政困难。于是，在咸丰三年（1853），咸丰帝决定铸造大钱、发行钞票，随后户部奏准“铁既可以抵铜，铅似可以抵铁”，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币制极为混乱，而制钱却严重匮乏。而在光绪年，由于滇铜道路运输受阻，铸铜极其匮乏，铸钱成本持续增加，迫使多地钱局停产，制钱更为稀少。并且，在两次工业革命的影响下，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资本主义各国普遍采用以英镑为中心，以黄金为基础的国际金本位制度，而实行银本位的中国最终被纳入世界市场。随着资本入侵的不断深入，世界上金少银多的局面也使中国金贵银贱，而作为辅币的铜制钱则因银贱更为价昂。

不仅如此，财政依然危机重重。甲午战败导致清廷独立财政彻底破产，不得不靠大举外债而度日。庚子之变更使原本濒临崩溃的财政雪上加霜。在地方，自曾国藩解散湘军后，各省督抚权利越来越大，出现了拥兵自重，独立财政的局面。更是在东南互保时达到了顶峰，各洋务企业时所获之利也大都落入各省之手。清政府的财政只能靠北方的直隶、陕甘、东北等地维持。上述情况再加上制钱匮乏所引发的愈发严重制钱危机使全国迫切需要一种新币制来挽回局面。

同时，甲午战后民族工业的发展，贸易量不断扩大，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对货币的需求量进一步增多。而制钱危机加剧了官府的剥削，以致民怨沸腾，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

另外，在19世纪八十年代，天津、江南、湖广等地曾为挽回陷入危机的制钱制度，铸造过一批机制制钱，却因中间打孔及面值不稳定导致成本过高而草草收场。再加上“香港一仙”铜币的影响以及张之洞在光绪二十年（1894）所制龙洋的大获成功的刺激下，铜元――这种银元的辅币应运而生。

1901年12月24日，户部颁布上谕要求全国仿造广东、福建、江苏成例铸造铜元。数年间，铜元流通全国，进入全盛时期。币制改革也开始步入正轨。

此时，铜元的优势迅速体现出来。铜元铸造精良，采用机器生产，使用进口模具，不易伪造；推陈出新，既继承了中国传统铸钱格局及书法，还融合了地方特色，并均在其后铸有象征皇权的龙图，宣扬国威；博采众长，与外国铜元相结合，中间无穿孔，大大提高了铸造速度和品质，并且还采用英文，适应了外贸的需要；成色划一，标明与银元或制钱的固定比值。基于此，深受商民甚至洋人的认可。所以，铜元在发行初期信誉极佳，流通时普遍有5%到10%的升水，虽规定每百枚当一元，但实际上有些地方八九十枚即可当换一元。

但是，第一阶段时各省是铜元改革的主力军，自然获利不少，而中央却大权旁落。为了挽回颓势，掌握铸币权，朝廷于光绪三十年（1904）设立户部造币总厂，全面整顿铜元、银元的铸造与发行，轰轰烈烈的币制改革全面推向高潮，进入到了第二阶段。光绪三十一年（1905）户部造币总厂开始铸造“乙巳”年“大清铜币”来取代“光绪元宝”。光绪三十二年（1906），颁行《整顿圜法章程》，强调：“铜币成色用九五紫铜、五厘白铅”“分量定准：当二十者，重库平四钱，当十者重库平二钱，当五者重库平一钱，当二者重库平四分。由户部颁发祖模，均与总厂所铸相同，惟于正面加铸省名一字，以便查考”“铸币乃国家特有之权，今各省官局既不准添设分厂，更无转准商办之理”。《章程》对铜元的格式、名称、成色、质量、祖模等各面作了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铜元的统一。

但在这一阶段，形势却不容乐观。各省虽以“制钱缺乏，民生为苦”的理由开铸铜元，但实际情况表明，一枚十文铜元多在7.2至7.5克，二十文铜元（后期薄板）多在10.5至11克，而清中期制钱多在3至4.5克，即使是晚期制钱也大都至少需2克铜，质量的逐渐下降也反映了国力的下降。也就是说，一枚十文铜元所获之利是等值的制钱的2.7倍左右。并且，前期的铜元均以十文为主，而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中央开始发行二十文的虚值大钱。大清铜币时，二十文更是滥行于市。与此同时，各地开始出现私铸、改制、减重、减成色的现象，发行量也由1900年的16.9亿枚激增至75亿枚，铜元供过于求的现象开始显现。流通状况进一步恶化直接导致了铜元信誉的直线下降，并不断贬值，在宣统元年（1909）与银元的比价竟跌至130到140枚当一元。因此，各钱局的真实目的是为牟利，这一点在清末上海《神州画报・官场之活剧（廿一）利己损民》中地方官言“制钱最妙、铜元七折、钞票不收”中得到了极好的体现。所以，“制钱缺乏”的问题在全国仍普遍存在，而且反而引起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等严重问题。为此，光绪三十四年（1908），户部下令各厂暂停铸造十文铜元，搭铸“戊申”纪年的一文黄铜币，以图维持十文铜元的币值，但各省执行不力，收效甚微。但根据光绪三十三年（1907）七月《度支部尚书载泽等折―拟定各铜元厂统一章程》里描述，在当时“咸以工本过重，铸者寥寥”的境况下，仍有北洋、湖北、广东三个省局能苦民所苦，在可能不敷成本的条件下，还在继续生产一文铜元，以解决当时百姓的日常民生问题。

宣统二年（1910），清政府颁布《币制则例》，正式确立以银元为本币，铜元为辅币的币制。并规定新式铜元以分、厘为单位，不再与制钱挂钩，并提出发行一厘、五厘、一分、五分的套币方案。但它与“宣统三年”的套币均未完全实施，仅有“十文”流通全国。不久，第三次改革随着清帝退位而夭折。但在这时，《神州画报・本省之铜元与外省之铜元》则揭露了各省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互相倾销和拒收铜元的丑态。如此混乱的局面，新币的无法颁行也说得通了。

辛亥革命摧垮了清政府，但铜元却继续活跃了几十年。原因很简单，铜元可以用来牟取暴利：各省独立时期，湖南、河南等省几乎全是二十文；军阀混战时，四川、云南等地竟全是五十文、一百文、二百文的超级大钱，以致老百姓卖东西时，要把铜元割成数块使用，谓之“割板”；和的“一分”（十文）的大小、质量只有清时的一半不到……实是“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

铜元的产生与发展，一方面说明先进的生产方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另一方面说明先进的生产方式必须有与之相对应的上层建筑相配合，才能发挥其本身具有的强大作用。铜元币制改革，有力地促进当时机器工业的发展及其产业工人的增加，商贸及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货币流通手段和金融产品的丰富以及对货币理论探讨的不断深入，并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了外国资本的入侵，进一步瓦解着封建统治。同时铜元价值的变动，也对物价变动、财政税收、社会矛盾、局部政局等有一定的影响。

但铜元是当时币制混乱、银钱矛盾尖锐的产物；是清政府迫于形势，为了挽救即将崩溃的制钱制度的需要；是各省盘剥百姓，牟取暴利的工具。铜元自产生以来流通全国、旋即升值、数年又贬值的情形，揭示了币制本身的巨大缺陷，这也是朝廷三番五次改革的根本原因。但铜元是在摇摇欲坠的制钱制度基础上建立的，本质上是制钱的变形，也是一种虚值大钱，这也注定了屡次改革的失败。带着父母不良习惯的儿子毕竟是新的一代，会在开始给腐朽的社会带来一些生气，受到人们的喜爱，并承担着埋葬老人的任务。但不久，他身上的恶习就会不断暴露，不论他攀上哪位高官名流，不论他自己如何变换面孔，最终他会同这“强盗世界”一起被送进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