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被搁置的文化身份

摘 要：美国华裔作家任璧莲小说《典型的美国佬》作为一部移民小说，其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放置于文化身份的探寻上。在这部小说中，拉尔夫・张家庭在完成自身，与其认为其进入一种文化，顺从一种文化属性，不如将其视作选择一种文化，试图回到自己的“故乡”――本真的我，这也更说明了文化身份所具备的“世界性”。

关键词：世界性；身份

本论文是南昌大学2016年度校级课题《任璧莲文化身份主题小说研究》（编号：NCU1604）成果

笔者试从两个角度来分析这种世界性的文化身份：一、文化昭示人普遍的主体性，它在对人的过去进行描述的同时，也在说明人在沉浸于现世的情境下返回本性的可能性，也就是文化在记录之外还有预见未来的作用，一切未然皆是说明不可估计的可能性，因此文化身份永远在“认识中”，被推迟到下一步；二、文化身份自然地具有流动，在更为广阔的时间流里，文化身份永远在建构，永远在生成；

1 文化――此在的建构

在此，笔者引入“反题”一词，乔治・巴塔耶提到，“暧昧的世界是真实的世界的反题，正如过度是节制的反题，疯狂是理性的反题，沉醉是清醒的反题。节制只存在于对象中，理性只存在于对象与自身的同一中，清醒只存在于对对象的熟知中”，文化则是沉醉和清醒、疯狂和理性等一系列反题的同一，我们认为疯狂沉醉是通过永不停息地变动来逃脱现实物的危险，而清醒和理性是通过凝视现实来逃脱变动的危险，或言之，文化是曾在、当前、将在的同一。

文化从时间上离我远去的曾在向我们走来，我们无时无刻都无意识地试图克服我们情感上的空缺，而这样的努力最为直接地表现在将“死去之物”复活，将其召唤而来作为安全的慰藉，正如在欧洲启蒙运动中表现的那样，“文化对于启蒙运动意指那些倒退的附属物，它们阻止我们开始我们的世界公民的身份。文化象征我们对地位的伤感、对传统的怀旧、对部落的偏爱、对等级制度的敬畏”，并且它很少过分暴露自己的针对性和排他性，以免招来质疑和思考，因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无意识，“文化是文明生活右书页的无意识的左书页，是必须模糊地在场以便我们能够行动、被想当然接受的信念和爱好”，并且我们仅仅是部分地感受到文化的力量，“艾略特解释说，一种文化‘永远不可能完全是有意识的――它所具有的东西永远超出我们所意识到的；而且它不可能被设计，因为它永远是我们所有的设计的无意识的背景……文化完全不可能被带到意识状态；并且我们没有完全意识到的文化永远不是文化的整体’，或者产生一种错觉――文化本身就具有先天的是非正误之分。不得不说，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是被需要的，即便使用者仅仅是无意识地行动。拉尔夫的妻子海伦生性淳良，是具有典型中国味儿的女子，“美国人一般好动，而中国人则好静。动是一种堕落，一种流放。对海伦来说，静特别正确……没有中国饭吃的时候，她就不吃。特雷莎（什么都吃，甚至奶酪和沙拉也吃）当然觉得她傻”，对于在美国过不惯的海伦，种种新旧的事实产生的对立感都是招致自身情绪上的抵触和无所适从，因此这时需要召唤过去来阻止自身价值的崩塌，因此她在生活种种事情面前，以一种更为明显的特殊人状态接触新事物。“在中国，海伦受过教育：要格外谨慎，这个世界就像一个溜冰场，一个有限的空间，四周都是墙”，“如果她母亲在这儿，海伦知道，她就会经常告诉她，要man man zou（慢慢走），要小心。她会说，一个安详的母亲会生出一个安详而幸福的孩子”，与此同时，开始进入美国生活的拉尔夫所背负的中国印记始终在起着作用，甚至在许多不必要的事情面前做出一些令旁人哭笑不得的举动。比起一个单纯的中国人或者一个单纯的美国人，抵抗中的拉尔夫一家人更像是一个不自主的人，这是对凝定的努力，本身也是对文化（身份）流动的逆反，“文化是一种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起作用的普遍主体性，就好像国家是文明社会排他主义者的范畴中普遍性的存在一样”，由此可知，文化对每个行动的鉴识是需要对照普遍主体性的，势必要求行动者进入人的本真性――“此在”（海德格尔用语）。

2 本然流动的身份，按照事物本应该是的样子发展，身份在本质上是客观、必然流动的

从一种对世界更为宽容的角度来说，移民小说中的文化身份仅仅是一种常态，或者说文化身份本身就意味着永远流动，意味着永远被搁置。流动所具备的变化的内涵，直接昭示着两种状态之间的更替或言之“置换”，但是为流动前后的两种状态判定属性却是一个难题，假设我们无法对一个事物的发展变化作出一个完整的认识和宏观的考察，我们便无法判定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或者“是怎样”，这里的“完整”意味着事物的完成、结束。变化意味着从一种状态过渡另一种状态，在这里，身份变化就意味着有两种身份状态，但是说有两种身份的前提是能够给两种身份定性，能区分他们互相单独成立，但是我们并不能说在中国的身份就是一个人的身份全部，这并不意味着能够完整，我们忽略中间状态切断了关联，二者并不是孤立的，如果不能对一个身份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如何能说它是自成一个整体的？

小说开始部分讲述道，主人公拉尔夫・张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男孩，“拉尔夫・张既非思想家，也非实干家或工程师，更非梦想家，就像他那的那位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朋友格罗弗・丁一样，他只是一个中国小男孩，挣扎着长大，做好他父亲的儿子”，但是作为一个地域文化圈里的生活者，他仅仅是蜷缩生活在自己狭小的安全空间里，他对于自身成长之初所依靠的外界并没有十分“亲和”的态度，“他倒是知道他有一副圆乎乎的耳朵，鼓出来就像是城里唯一的一辆轿车的侧镜――这辆唯一的轿车是他父亲的……他紧紧地捂住耳朵，希望能将它们驯服，少给他带来痛苦”，接着“他点了点头，手放在耳朵上，‘手放在耳朵上怎么能听到？’（母亲说）。他耸了耸肩，‘我听着呢。’……‘你是在听，却没有听见’”，他主动地努力着遮蔽与外部的本质关联，在抗拒“我之外”的世界，中国这一个古老的文化在说话，但是对他而言，没有可以寄寓的圈子即是限制。身份的确定任务在被搁置，我们并不能仅仅是从某个单一的细节认识拉尔夫的，青年时期他离开中国去往美国留学，但原先捂住耳朵的生活并没有在理想的程度上使他接近认识自身，以至于之后一个存在众多新鲜陌生事物的美国会让这样一个精神空白的青年感到如此地具有诱惑性，文化便是动态的，“那将多么光耀夺目！光辉灿烂！不错，这不是自由女神像，但是在他的脑海里，桥的墩距闪闪发光，这是自由和希望的象征，是对晕海者的拯救……这时还有谁能够静心看书？”，此时原先的身份所面临的冲击便说明了本然流动的身份所应经历遭遇，不可被克服。“如霍尔所述，身份是仅完成正面而忽视反面的结构表达，它必须经受严格的挑剔才能建构它自身。身份一直是通过标记差异规定身份的关系产生的一种暂时的和不确定的影响”，而在小说中，拉尔夫初到美国时，用来标记差异关系的便是拉尔夫所携带的对中国的社会印象，“在自助餐馆――在他看来，这些餐馆非常先进，而且效率特别高，特别是自助餐馆的机器，光亮得像个舞台。日常的生活细节同样地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精制的盛牛奶的纸板盒，安了弹簧的窗帘和随处可见的电冰箱。真没想到他会看到这些东西。没想到他会琢磨。这些东西是如何制造出来的，齿轮在转动，杠杆在倾斜。甚至这里连理发工具也是机器！这里的空气充满了汽油味。没有一样东西是用竹子做的”。但是我们更可以认为，拉尔夫・张经历的这一系列事件是寻求文化依托的过程，包括空间上跨越的中美两地、时间上经历的若干年月，从中国到美国，不过是同一个过程的组成，也就是同属于身份建构的过程，而不是两个单独的单元，两种身份意味着国家做决定，人从属于国家，但是按照人的主体意识来看，人是做决定者，所以只有一个身份，并不能说在中国就是完成了身份的建构。“我说我确实在变化，但在我看来，这变化存在于从一种状态到下一种状态之间的过渡中；对于每个分割出来的钐，我往往会认为，在它作为当前状态的全部时间里，它始终如一……我们是在不停地变化着，而状态本身不是别的，正是变化”。或许更应该将这种差异变化表述为柏格森使用的一个范畴――“绵延”。柏格森认为，他使用的“绵延”是时间的真实状态，“我们的绵延并不只是一个瞬间替代另一个瞬间；倘若如此，那除了当前之外，就什么都不会存在了――过去不会延长到现实中，既没有演进，也没有具体的绵延。绵延是过去的持续发展，它逐步地吞噬着未来，而当它前进时，其自身也在膨胀。过去在不停地成长，因此，其持续的时间也是没有限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