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定适度投资

一、什么是适度投资？

所谓适度投资就是指根据经济发展需要、基于某些经济约束条件、考虑多种经济要素协调性的投资规模与投资增长。

首先，可以从经济必要性方面分析投资是否适度。曼昆对15个国家1960-1991年间的经济增长率和投资率的研究表明：“增长与投资之间是相关的，把GDP中相当大的部分用于投资的国家往往有高的增长率，把GDP中一小部分用于投资的国家往往增长率也低。”储蓄（投资）率的增加是不是有一个极限呢？通常资本受到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此时，资本―产出比例迅速上升，增长代价提高。所以，从经济增长效率上考虑，储蓄率增加所引起的高增长并非无限的。但是，储蓄（投资）率的增减还取决于市场上投资机会的多少。良好的投资机会意味着较高的收益率，甚至是资本边际收益递增。

其次，可以从经济可能性方面考察投资的适度性。在既定的条件下，投资增长的空间并不是无限的，投资扩张是受限制的，需要受以下几个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是国民的储蓄水平和习惯，通常国民储蓄水平高、储蓄意愿强，适度的投资水平就高；二是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方式与渠道，如果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发达，储蓄就能够通过多种渠道实现向投资的转化，适度的投资水平就高；三是通货膨胀程度，投资扩张可能会导致社会总需求扩张，因而助长通胀压力。如果通货膨胀水平已经很高，投资继续扩大应受到抑制；四是资源与环境的承载力，如果资源与环境的承载力强，则适度投资水平也可能达到较高水平，反之，资源与环境约束严重，则适度投资水平低；五是财政与金融的负担能力，在政府债务严重以及银行不良资产大量增加的情况下，财政与银行投资风险上升，引发社会动荡与危机的可能性增大，适度的投资水平就低，反之则高。

投资的经济必要性与经济可能性是相辅相承的，是需要相互权衡、相互协调的，分析可能性要在充分考虑必要性的基础之上，研究必要性也要在充分考虑可能性的基础之上。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投资的适度增长。一方面，高效的投资会大大增强经济增长活力，扩大国民收入及国民储蓄水平，增加具有增值能力的社会财富，扩大生产能力与物资供应，防止通货膨胀，提高财政的可支付性和负担能力，降低金融风险。可见投资的经济必要性反而有利于提高经济可能性；另一方面，投资的过快增长过程又会给宏观经济带来的负担与风险因素，投资需求膨胀会导致基础产业和设施供给不足，引发通货膨胀；在经济增长方式相对落后的情况下，投资膨胀会使资源与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削弱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在政府及银行投资行为不规范的条件下，投资扩张还会带来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因此，要把投资控制在合理的、社会能够承受的限度之内，避免投资的经济可能性约束经济必要性。

有关适度投资问题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局限于理论与定性角度，由于投资形成机制的内在复杂性，很难从数量上对一个国家某一时期的适度投资水平作出准确判断，也难以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对其进行推论。实践中，由于影响潜在增长率的因素过于复杂，我们更习惯于用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年均增长率）来说明一定时期的潜在增长水平。由此，我们也可以用投资增长的长期趋势来说明一定时期投资的适度增长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大约经历了5个增长周期。在这5个周期中，只有1988-1992年间的投资增长低于经济增长，其他周期的投资增长均高于经济增长。投资增长超前于经济增长仍然是这一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从1979-2006年的平均水平看，GDP实际增长率和投资实际增长率分别为9.7%和13.6%，投资率以及投资对GDP的增长弹性分别为31.6%和1.19。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长水平可以通过长期增长趋势确定，应在9.7%左右。如果我们以投资对GDP的增长弹性的长期趋势1.19计算，则适应潜在经济增长水平的适度投资增长率应为11.5%，这比改革以来投资长期平均增长率略低。至于投资的适度增长空间，我们倾向于将1992-2006年的平均增速16.5%作为投资增长的上限，因为这一时期的投资增长实效最为显著；而将12%定位于投资增长的下限，这是由投资适当超前于经济的规律决定的。

二、适度投资面临的新形势是什么

（一）适度投资就是要促进经济的快速、平稳增长

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目标，本世纪前20年我国GDP年均增速至少要达到7.2%，就是说，改革开放40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要达到8.4%。到目前为止，只有少数东亚国家能够接近这一经济成就。由于具有良好的发展环境和资源条件，我国正在逐步发展成为全球工厂和制造业中心，跨国公司不断增加在华投资，本国投资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更多的产品供应全球市场，这本身就促进了我国投资的大规模增加。

适度投资要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平稳增长，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既要避免由于过度投资造成通货膨胀，又要避免由于投资不足引起通货紧缩。单从投资及其增长趋势仍然无法科学判断其增长的适度性，决定未来投资与经济增长合理性的主要因素应该是物价的变动。2003-2006年，我国GDP增长率连续超过10%，已接近20世纪上半期的发展水平。未来国民经济是通货膨胀、通货紧缩还是平稳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于投资的走向。因此，仍需不断加强宏观调控，将投资控制在合理、适度的范围之内。

（二）适度投资就是要有利于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在经济发展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它应该是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全面发展。社会与文化的发展标志着人类享受更好的卫生保健、更高的受教育水平、更健康的精神生活、更多的闲暇时间和更和谐的社会氛围，这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也是投资发展的根本目标。与经济的快速增长相比，我国各类社会与文化建设仍相对滞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未来的经济发展。所以，适度投资就是要在适当约束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加大发展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力度，不断提高民族和人的素质。

（三）适度投资要有利于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的经济与投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以环境、资源和能源过度消耗与浪费为代价的，而当前的重化工业发展模式更加重了对资源与环境的损害。从国际经验看，日本经过20年的高增长就成为了世界强国，而我国在20年的高增长之后，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很大，经济高增长与老百姓得到的实惠并不相称。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经济与投资增长是以高投入、高消耗和低效率为代价的。在落后的投资与经济增长方式影响下，高投资虽然可能是一种常态，但却一定不是健康的状态。

（四）适度投资就是要规范政府的投资行为

各地的招商引资大战实际上极大地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成本，地方政府的行为相当大程度上扭曲了市场信号，包括土地、资金、劳动力和资源在内的生产要素价格被严重低估，从而实际上误导了企业（包括民营企业）的预期。这意味着即使在正常的市场条件下无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在各地政府的优惠政策下，又变成有利可图的。企业市场行为的扭曲进一步刺激了从原材料工业到加工工业等行业非理性投资冲动，加大了相关产业投资过热的风险。因此，实现适度投资首先要通过制度规范使政府投资及受政府行为影响的社会投资回归到理性的轨道上来。

三、如何实现适度投资

要促进经济与社会类基础设施的共同发展。“八五”计划以来，我国的基础设施投资迅速扩张。有关的研究表明，随着收入的增长和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人们对公共基础设施的需求会趋于上升。因此，我国经济基础设施投资强度不应减弱，而应在重点上有所调整。经济基础设施建设要有利于社会效益的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应转向环境与生态，应高度重视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在继续完善水、电、气等服务设施的同时，城市亟需加强对防范地震、火灾、风灾、洪水、地质破坏、传染病及其它城市灾害的防灾减灾设施和系统的建设。在加大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同时，必须努力改善与农民生活、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相关的基础设施状况。还要重点加强教育、卫生保健、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到2020年，医疗卫生公共投入占GDP的比例应提高到5%以上，全社会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上升到7%左右，以适应社会对人才素质和生命健康的需求。

要实现投资的持续、平稳增长就要加强对投资的宏观调控。在市场化和法制化程度不断提高的今天进行投资项目的行政性清理，难度是相当大的。依靠行政性手段和数量控制方式可能在短期内收到效果，却难以使调控效果保持长久。未来应更多采用利率、税率、地价、水价、电价等经济性手段和价格杠杆对投资活动进行调节，实现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与行政手段并用，以经济手段为主的政策格局。行政手段应重点用于约束地方政府行为，抑制超前城市化。建议对各地地价、水价和电价的减免政策进行清理，根据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与生态保护的要求，由中央政府及省级政府确定各地真实的要素基准价格，地方政府只能在规定的范围内进行调整。应加强政府部门对投资项目的环境评价与监督。设立容易造成环境破坏的投资项目的环保听证制度，实施环保一票否决制度。探索建立防止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的长效机制。

2007年，国家将继续实行“双稳健”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将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00亿元，与上年持平，并进一步减少赤字规模，实现财政政策由扩张性向中性的转变。财政政策的转型应当从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公共服务型政府的需要出发，从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方向入手，重新认识财政政策的稳健性。“稳健”的财政政策，并不意味着财政从建设投资领域全盘退出，而是通过适当控制和减少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优化国债支出方向、适当增加社会公共开支，达到有效地规避财政风险和减少国债资金使用中的负面影响的效果。在空间分布上，国债及其他财政资金要向西部和东北地区倾斜，大力支持西部大开发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努力缩小已经存在的发展差距；在行业分配上，国债及财政资金支持的重点要进一步集中。应当在继续加大对环境整治和天然林保护等生态建设投入的同时，从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转变为社会保障、住房、教育、公共卫生等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为主；在城乡关系上，应当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和对农民的支持，转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格局，国家财政将更多地承担农村义务教育和医疗卫生的支出责任，增加以农田水利为主导的“六小”工程、良种良法科研和市场营销信息网的投入。上述可能的措施将有利于经济发展、消费水平提高及人民生活改善。

目前，在城镇50万元项目投资中，国有经济只占39%，而民营投资和外商投资合计占58%。国有投资主要集中在交通、邮电、能源、资源、城市基础设施、教育、科技和卫生等关键性和垄断性行业中，由于上述行业投资主体相对单一，国有投资在此次调控中受到比较大的抑制势必影响这些行业的发展，因而不利于缓解瓶颈制约。因此，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即要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扩大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通过对民间资本开放那些其过去进入较少、国有垄断程度较高的行业，引导民间资金配置到国民经济最紧缺的部门，提高相关行业的发展水平，避免相关行业在宏观调控中受到不必要的损害。不断推进税制改革是财政政策转型的重要内容，也是创造宽松与公平的竞争环境，促进民营与外商投资的重要条件。从国际经验看，绝大多数实行消费型增值税的国家，都曾对投资品做过特别的过渡性规定。我国的改革将首先在采掘业、电子、化工等资本密集型行业中进行，将设备的进项税额予以扣除。如果这一改革措施能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开，将极大地促进民营及外商投资的发展。

（作者单位：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