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下行对就业的影响凸显

近年来，中国经济放慢增长速度，进入中速增长、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资源配置优化的新常态。与此同时，人口年龄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老龄化程度加剧，劳动参与率下降，人口红利减弱。经济变量和经济运行规律的变化，影响劳动力供求关系，对就业增长构成了新的挑战。总体上看，经济下行局势对中国就业增长尚未造成明显的冲击，但影响在逐渐显现。就业总量压力依然存在，结构性矛盾日益复杂突出。持续保持就业增长，需要从多方面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

一、现阶段中国就业面临的挑战

总体上看，经济下行局势对中国就业增长尚未造成明显的冲击，但影响在逐渐显现。就业总量压力依然存在，结构性矛盾日益复杂突出。

（一）经济放缓对就业的影响逐步显现

经济增速放缓对就业的影响日益凸显。一是城镇新增就业的增幅逐年下降。2010年以来，城镇新增就业的增幅已连续四年下降，由2010年的10.6%下降到2014年的7.4%。二是市场用人需求的增长趋势减弱。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检测中心的统计分析显示，2012年以来，企业招聘人数连续两年减少，2013年、2014年分别比上年减少3.3%和2.2%，制造业减少1.5%和1%。三是企业用工意愿持续下降。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的从业人员指数在2012年6月跌破临界值的50，此后一直下降，再也没有重返临界值以上。2014年从业人员指数为48.3，低于历史均值（50.4）2.1个百分点，低于2013年0.6个百分点，为历史最低值。从业人员指数一路下滑，没有回升的迹象，表明制造业企业的用工意愿日益下降。

（二）产业结构调整引发区域性和行业性失业增加

近年来，中国加快了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的步伐。2014年7月18日，工信部公布了2014年十五大行业首批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企业名单，涉及1181家企业，包括炼铁44家、炼钢30家、焦炭44家、水泥381家。工信部要求在2014年9月底之前关停列入公告名单内企业的生产线（设备），并在2014年底前彻底拆除淘汰。同年8月21日又公布了第二批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企业名单，涉及钢铁等10个行业132家企业。这一行动对抑制市场恶性竞争、避免行业亏损扩大、减少环境继续恶化产生了积极效果，但也导致一些地区和行业出现大批工人转岗或失业。

河北省于2013年11月和2014年2月开展了两次大规模集中淘汰落后产能行动。在这两次行动中，平山县拆除18家水泥厂，造成1766人失业，涉及相关产业六七千人。由于拆除和淘汰落后产能的企业几乎都是民营企业，工人基本是农民工，多数没有入社会保险，年龄多在四五十岁，掌握的技能单一。这些人群失业后难以适应产业转型后新兴产业的技术需要，很难再找到工作。因此，妥善安置失业人员，落实失业人员的最低生活保障，加强对失业人员的再培训和再教育，解决这些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就成为当地政府很重要的工作。

（三）人力资本与市场需求不相匹配的矛盾日益突出

一是企业的用人需求与劳动者的就业意愿不相吻合，差距日益加大。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和产业链的低端，市场对制造业、服务业以及农林牧渔业一线人员的需求比较大，企业对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岗位、商业服务岗位、农林牧渔水利生产岗位的需求占到全部用人需求的近七成，但希望到这些岗位就业的求职人员只占全部求职人员的六成（2013年）。数据显示，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商业服务人员、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的求人倍率在2005年前后突破临界值的1，此后不断上升，而单位负责人、办事人员的求人倍率却一直处于临界值1的下方水平，反映出企业用人需求与劳动者就业意愿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图1）。

二是企业对劳动者知识技能的要求和劳动者所持有的知识技能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企业需要大量具有实际操作技能的劳动者，而满足条件的劳动者较少。职业高中、技校、中专毕业生长期供不应求，求人倍率自2008年以来一直处于临界值1的上方，2014年更升至1.47。但大学毕业生则长期供过于求，求人倍率一直处于低于临界值1的水平，甚至还低于初中及以下毕业生的求人倍率（图2）。

（四）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企业用工需求下降

过去十余年里，工资快速增长，增速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速，大幅度地提升了中国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数据显示，工业城镇单位的平均工资，在2001―2005年间平均增长15.9%，2006―2010年间平均增长14.7%，2011―2014年间平均增长9.6%。由于各项社保资金缴纳与基本工资挂钩，大约占到工资的40%―50%，因此，工资快速增长还导致企业社保缴费的大幅增加，从而进一步加大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负担。

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已成为企业面临的最大困难。为了缩减劳动力成本，不少企业减少招聘新员工，甚至裁员，或通过提高自动化程度、引进机器人来替代人工。东莞大朗镇引进数控织机等智能生产设备之后，原来的 50万纺织工人现在只剩下5万人，近九成工人被机器替代。由于最低工资标准和农民工工资的大幅提高，与周边一些国家相比，中国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正在逐步消退。一些外资企业把工厂回迁本国或在工资更低的东南亚和印度开设新厂。企业的这些行动已造成大批工人失业或转岗。

（五）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加剧劳动力短缺现象

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二是老龄化程度的加速，三是劳动参与率的下降。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持续实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0―14岁少儿人口比重下降，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12年为9.37亿人，比2011年减少345万人，首次出现绝对数量减少。2014年劳动年龄人口进一步减少为9.16亿人，比2013年减少371万人。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15.5%，65岁以上占10.1%，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抚养人口也在2010年达到最低值之后，转为上升。“人口红利”阶段结束。与此同时，劳动参与率自2000年以后持续下降。由2000年的83%下降到2013年的78%。人口年龄结构的这些变化将在长期影响劳动力的有效供给，加剧劳动力短缺程度，增大企业用工成本，进一步抑制企业用工需求，影响经济增长。

二、应对挑战的积极措施

（一）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扩大就业规模

现在，传统产业的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用工规模缩小，吸纳就业的能力减弱。因此，必须依靠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发展服务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来增加新的就业岗位，扩大就业规模。

近年来，中国的产业结构在向有利于吸纳就业的方向转变。2013年，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第三产业占经济总量比重的提高，为在经济放缓形势下保持就业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从国际经验看，中国第三产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还比较低。2013年，中国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6%，远远低于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的70%―80%，仅相当于日本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水平。中国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为39%，也大幅度低于美国的80%（2012年）、日本的73%（2013年），甚至于还低于泰国的48%（2011年）、印尼的48%（2012年）。因此，中国的第三产业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一方面，要大力发展与生产相关的生产业，积极培育与生产制造融合后形成的就业新需求，在研发设计、技术服务、节能环保、现代物流、商务咨询、金融租赁等重点领域，鼓励和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市场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增强服务业吸纳高技术技能劳动力就业的能力。另一方面，推动旅游休闲、健康养老、家庭服务、社会工作、文化体育等生活业的发展，增加社会福利行业的就业机会。

另外，虽然工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在减弱，但其就业容量以及新的增长动力也不可忽视。据国家统计局调查，2013年，城镇新增就业中，制造业占34.8%，建筑业占31.9%，批发和零售业占6.3%，运输、仓库与邮政占6%，商业服务占4.5%，信息服务占3.5%。制造业的就业规模之所以能够继续扩大，主要依靠计算机、通信设备、电气机械与设备等高科技、高附加值行业的贡献。今后，应积极推动企业向产业链高端发展，拓展就业空间，增强其吸纳高技术技能劳动者的能力。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利用新技术来催生新的产业的新的就业机会。重点发展技术密集与劳动密集兼备的行业，发挥其吸纳中低技能劳动者的作用。

（二）深化教育制度改革，培养与市场需求相匹配的高素质劳动者

长期来看，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就业和工资增长构成制约。中国只有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持续增长。而要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结合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发展，加快培养与市场需求相匹配的高素质劳动者。

深化教育制度改革，形成适应产业发展需要的教育体系和相应机制。加快教育结构向职业教育倾斜，扩大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规模。增加职业学校的自，使学校按照产业发展和企业需要进行课程和专业设置。

大力推行校企合作。改革国家教育培训投入形式，增加对校企联合培养项目的投入。可考虑建立“校企联合培养”专项经费，由国家专门机构负责，以现有教育机构为基础，在现有教育行政系统之外建立新的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

促进企业开展技能培训。企业所需要的专用技能，往往教育机构是无法教授的，只能靠企业自身去培养。企业在培养高技能人才中具有教育机构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应该设法促进企业加大对技能教育培训的投入。今后，可考虑用减税的方法，来激励企业提高人力资本投入。

有针对性地开展多层次的职业技能培训。针对农民工进行以生产服务一线技术工人为目标的技能培训，针对高职院校毕业生开展以高技术技能工人、技术员为目标的技能培训，对大学毕业生开展以智力型研发、管理、服务人才为目标的知识技能培训，对下岗失业人员尤其是“40、50”后就业困难人群重点开展以公共服务型人才为目标的技能培训。

（三）发挥个体私营企业、小微企业就业主渠道作用

个体私营企业、小微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要渠道。今后应大力促进个体私营企业、小微企业的发展，扩大其吸纳就业的能力。为此，首先，要营造宽松便捷的准入环境。进一步落实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坚决推行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三证合一”，规范审批行为，明确标准，缩短流程。其次，要认真落实现有的扶持政策。对私营个体企业、小微企业，放宽融资限制，提供融资担保支持，尽量减免税费，消除中小企业享受相关优惠政策面临的条件认定、企业资质等不合理限制门槛。对私营个体企业、小微企业新招用劳动者，符合相关条件的，按规定给予就业创业支持，不断提高私营个体企业、小微企业带动就业能力。

（四）妥善解决下岗失业人员的安置与再就业

中国正处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过渡时期。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引发区域性、行业性失业增加，尤其是在产业结构单一的区域、资源性行业，失业问题更加严峻，对劳动者以及社会稳定带来的影响更加大。因此，为了减轻失业造成的社会冲击，减少失业的社会成本，必须引导和规范企业妥善安置下岗失业人员。一是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利用非主业资产和闲置资产，采取转岗培训、发展第三产业等措施，安置和分流企业富余职工。二是劳动部门应积极为转岗就业职工提供个性化就业指导、免费职业介绍和有针对性的职业培训，提高下岗失业人员的就业能力。积极落实各项社会保障待遇，充分发挥失业保险制度的功能作用，为援企稳岗和稳妥转移就业提供资金支持。三是重点开发社区居民服务的公益性岗位，帮助中老年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服务企业，更多吸纳下岗失业人员。鼓励下岗失业人员创业或灵活就业，为他们创业和灵活就业提供帮助和服务。

（五）创造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条件

今后，应该加快构建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人力资源市场，形成有利于劳动力在地区和产业之间自由流动的市场机制。健全人力资源市场法规，废除户口、居住证、暂住证等行政限制。提高公共就业和劳动服务机构的服务水平，建立行业用工信息、工资信息的统计、公布制度，加快完善劳动力市场信息系统建设。现在各地已有一些职位招聘信息系统，但缺少关于劳动工资方面的完整信息体系。而劳动工资的信息，对劳动者决策有着重大的影响。劳动工资信息体系，除了覆盖面要尽可能广之外，还应具有连续性，给劳动者提供可以进行时间序列比较的信息。

（刘湘丽，中国社科院工经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