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嗜酒1912

鲁迅先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在我看来，1912年的鲁迅先生嗜酒不渝，简直成了中国文人寄情诗酒的代言人。

这一年，先生作为一名“海归派”公务员，开始在绍兴会馆以抄古碑、辑故书、读佛经隐藏自己的文化身份，看上去非官非民，亦文亦仕，只有当他兴致勃勃地小酌两杯时，那位消遁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达八年之久的鲁迅，才真切地被发现。

读鲁迅1912年日记，我发现他动辄饮于酒馆，一如魏晋时的阮籍、刘伶之属，胸中块垒，须酒浇之。他的这一做派颇有东晋丞相王导之子王忱的风格：“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

鲁迅的日记很简约、含蓄，而聚饮文字，却招之即来，每周均饮酒数次不等，兹略举几例如下：

“夜饮于广和居”（5月7日），这是北行北京后第一次饮酒，从此就如同他七八年后写《狂人日记》一发而不可收一样，饮酒也一饮而不可收。“夜饮于致美斋”（5月8日）。“晚同恂士、铭伯、季市饮于广和居”（6月1日）。“晚饮于季市之室”（7月17日）。“晚饮于广和居，颇醉”（8月1日）。“上午往池田医院就诊，云已校可，且戒勿饮酒”（8月17日）。医嘱仅隔一天，“旧历七夕，晚铭伯治酒招饮”（8月19日）。“晚稻松来，大饮于季市之室”（8月28日）。“下午稻松来，晚饮于季市之室”（9月6日）。“晚胡孟乐招饮于南味斋”（9月11日）。“晚饮于劝业场上之小有天”（9月27日）。这次饮酒后，10月、11月略有收敛，“晚铭伯招饮，季市及俞毓吴在坐，肴质而旨，有乡味也，谈良久归”（12月31日）。

以上是鲁迅1912年饮酒的标本材料。

以广和居为代表的北京街市酒肆中，鲁迅学太白，“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常照金樽里”。风花雪月，朝朝暮暮，世事若此，人或不醉，岂不辜负1912年风雨欲来之中华民国？但鲁迅很少醉过，他的吃酒，就如同他的抄碑和他的读佛经，都是一种隐逸和寄兴。1925年，鲁迅在文中写道：“我自来是不喝酒的，数年之前，带些自暴自弃的气味喝起酒来了，当时倒也觉得有点舒服，先是小喝，继而大喝，可是酒量愈增，食量就会减下去，我知道酒精已经害了肠胃，现在有时戒除，有时也还喝。”1926年9月18日，许广平给鲁迅写信称“不敢劝君戒酒，但祈自爱节饮”。 鲁迅在同年10月的一封回信中说，他在北京，太高兴和太愤懑时就喝酒。

这种喝酒的原动力与常人无异。钱理群说，鲁迅“生命中的魏晋情结、浙东情结，这都是他的生命之根”。用这一观点反照1912年鲁迅的嗜饮，则可轻易透析出一个被压抑的公务员骨子中深沉而可爱的文人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