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

在我国教育界有这么个说法，说教育领域改革是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意在说明教育改革的复杂与艰难。然而，要解决教育中的问题，唯有借力教育改革。如同经济改革一样，教育领域中的许多改革同样是“摸着石头过河”，不同的是，教育的特殊性决定了教育改革经不起太多的挫折……

到了啃“硬骨头”的时候了

3月7日，在全国政协教育界别联组讨论会上，有委员表示，教育领域的改革已经到了“背水一战”的地步，到了啃“硬骨头”的时候了，而且所面临的形势不是啃不啃这块骨头的问题，而是必须要啃的问题。出席联组会的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对此表示认同。

全面深化教育领域改革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决定，也是落实《教育规划纲要》的必要举措。在2014年教育部工作要点中，“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加快推进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被写在了要点第一条。

“两会”代表委员的教育议题，始终没有离开“改革”主题，会上的热议，实际上也传达了民众对教育的热切关注。

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人民网与360新闻合作推出《两会热搜榜》栏目，持续展示最受网民关注的代表委员、提案、新闻热词和转载榜。榜单显示，有关教育改革的新闻甚至登上了“榜首”。

教育作为民生之基，同其他领域重要改革一样，在经历了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集聚了深层次的矛盾。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长期分管教育工作，谈及教育，她曾经用“五个千万”来比喻，即“教育事关千秋万代，涉及千家万户，谈教育千言万语，看教育千差万别，办教育千辛万苦”。一语道出了办教育的重要性，以及教育改革的复杂性。

“教育要发展，根本要靠改革”，教育改革是大势所趋，也是民之所盼，“两会”代表委员也传达出了深化教育改革的迫切性。

曾经作为教育部官员转任中南大学校长的张尧学，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出现在了全国“两会”上。在他看来，“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我们的教育一直没有找准位置，人家一直‘攻击’教育是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目前情况依然没有改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副校长姜耀东直言：“一个民族有没有希望，就看教育，这是核心。因此，教育改革不是改不改的问题，而是怎么改和如何深化的问题。”

教育改革是背水一战，而教育部也以积极开放的心态，聆听代表委员的声音，在回应教育界委员改革呼声时，袁贵仁也表示，解决教育问题，只有依靠全面深化改革。但他也指出“教育改革的理想是不容易实现的，因为许多改革不是孤立的，涉及各方利益，所以要‘摸着石头过河’。”

教育问题错综复杂，涉及各种教育类型――公办教育、职业教育、民办教育情况各异；不同教育层次――从研究生教育、本科教育甚至延伸到基础教育等，还穿插各地区的差异、不同人群的利益诉求，更增加了教育改革的难度。

对于教育改革的复杂性，代表委员们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全国政协委员、北京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俞敏洪认为，中国的教育不管是高等教育还是基础教育，一下子改过来的难度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它实际上是涉及整个体制的改革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改革问题。

谈及教育改革，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坦言：不同利益群体的价值取向是不同甚至相悖的，而且各级教育连贯性决定了教育改革异常复杂。“比如说高考招生改革，是大学的事情吗？绝对不是，它也涉及高中阶段的教育，是系统的东西，而且教育系统内部和教育系统外部也密切联系，绝不是教育领域自身的问题。比如说异地高考问题，户籍改革跟不上，社会改革不配套，难度可想而知。”

“教育问题其实不仅仅是教育系统内部的问题，若劳动分配制度、人事制度、干部制度不改变，教育很难真正改变。这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大系统的问题，关于教育的很多问题都离不开社会大系统。”对于教育改革的复杂性，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在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李和平看来，当前的教育生态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不适应。比如，工业化发展和城镇化发展过程中，需要大量的高技能人才，而教育系统却提供不了。

还有中国民办大学发展问题，俞敏洪就直言：“目前中国的民办大学非常弱，对教育的发展是不利的。发展教育要两条腿走路，第一条腿，就是公立大学对于普及性教育起作用，第二条腿就是私立大学对精英性的教育起作用。而中国目前是公立大学一支独大，导致中国的教学质量和教育创新都出现了问题。”

显然，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如果仅仅把着力点放在教育系统内部，则“站位过低，视野过窄”，“综合”二字也就失去了意义；而改革仅仅局限于解决细枝末节的问题，不涉及体制机制的改革，显然也谈不上“深化”。

管理也需“简政放权”

无论是“深水区”，还是“攻坚期”，都表达了教育改革正面临根本性的变革。钟秉林指出，“深水区”的主要特征是：教育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更加复杂，教育决策的复杂性增大，改革举措实施的难度增加。

如同袁贵仁所指出的那样，教育改革不是“细枝末节”的改革，而是触及了体制机制层面的改革，“教育工作有些不理想，但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的原因就是我们的体制机制有问题，这也是中央领导特别强调国家治理体系能力现代化的一个主要原因。教育改革要想取得突飞猛进的成就，首先要改革影响科学发展的一切体制机制问题。”

在今年记者招待会上，国务院总理多次谈及政府简政放权，将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重要的突破口、切入点。如同经济领域改革一样，教育改革要想渡过“深水区”，充分释放出教育的“活力”，同样需要管理上的“升级”，将“简政放权”作为改革的突破口。

如何“简政放权”？这一点，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也是明确了的，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要“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强化国家教育督导，委托社会组织开展教育评估监测。”

对此，袁贵仁表示，教育部将出台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高校办学自的文件。凡是由地方行使更方便、更有效的权力一律下放，应由学校行使的权力一律下放。教育部主要职能是制定规则和标准，加强事中和事后监管，形成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社会广泛参与的新格局。

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大学校长赵艳林认为，推进管办评分离，就是要把握好政府和学校的权力边界。“政府抓宏观管理，管拨款、规划、信息服务等政策导向。学校内部的事务应由学校自主管好，比如课程设置、人员任用、国际交流等。学校扩大办学自后，就可以更加灵活地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最大限度激发学校内部的活力。”

张尧学认为，目前教育机构过于臃肿，大学里二线的人比一线的人多，这是大学普遍面临的问题。“说一千道一万，教育靠什么？教育靠老师。但是我们现在的师资水平总体偏低，导致我们培养的学生普遍缺乏理性的批判精神。”

由于高等教育的特殊性，在推进管办评分离改革中，高校的问题最为突出，呼声最为强烈。今年“两会”，关于高校“去行政化”“扩大办学自”问题最为引人关注。

早在1979年，复旦大学时任校长苏步青等人，就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呼吁“给高等学校一点自”“教育部门不要只用行政手段管学校”“不要对学校统得太死”。

全国政协委员、河北师大副校长王长华一直呼吁扩大高校办学自。在他看来，落实、扩大高校办学自是一个老话题，之所以“老话重提”，就在于老问题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在他看来，落实、扩大高校办学自是高校管理体制改革和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需要，也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需要。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顾也力认为：“推进管办评分离，最重要的是赶紧放权，起码对高校来讲。”

袁贵仁曾用“三句话”概括大学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

第一句话是教育部要向地方放权。他说：“基础教育管理权限在地方，职业教育管理权限也基本在地方，而中国2600多所高校，中央部门只管了111所，其余2500多所管理权限也在地方。如果每个省的教育都办好了，中国教育就办好了。”

第二句话是政府要向学校放权，而放权的前提是高校要有一套完善的大学制度。“不能说我们在制度方面什么都没准备好就放手不管了，要防止一放就乱。该放的要放，但每个学校也必须有自我约束能力，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但自律是前提。”

第三句话是学校要遵循教学规律和成长规律来管理教学。“这也要靠一套大学制度，不是校长、书记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袁贵仁强调。

钟秉林长期在部属大学从事管理工作，近几年他利用研究工作做了一些调研，发现部属大学的办学自高于地方高校，“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高校放权，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向地方高校放权是个薄弱环节，而且差异性比较大，有的地方在放，有的个别地方还在收。”

作为地方高校管理者，王长华对此深有体会。“当前，占全国高校总数95.4%的地方高校的办学自空间还难以满足发展的需要，与部属高校相比制约发展的因素更多，条条框框更多，地方政府的管控更严。”王长华认为，政府应进一步转变职能，从对学校的直接行政管理或过度行政干预，转变为运用立法、拨款、信息、政策指导、第三方评估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对高校办学进行宏观监控，以形成管、办、评分离的科学的高等教育管理体系。

钟秉林则建议在树立科学的权利观和政绩观基础之上，能够分类分阶段下放官方办学自，包括民办高校。教育部协同有关部门进行调查研究，就进一步落实地方高校办学自提出路线图和时间表。

现实情况下，高校当下放哪些权力？下放权力后，又当如何协调政府和学校的关系呢？

在姜耀东看来，首先是财权，政府划拨给大学足够的办学经费，经费应由大学根据自己的办学实际决定怎么花。另一方面，就是人事权。很显然，一个大学办的好不好，大学校长是这个大学的灵魂，他的办学方向很重要。现在教育部也在做一些试点，比如说公开招聘大学校长，但在现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还没有达到理想状态。

实际上，下放高校办学自，如何用好自考验着高校智慧。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刘川生认为：“进一步扩大高校的办学自，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实际上是在为学校发展松绑，关键在学校会不会用、怎么用。比如，用好专业设置权、自主招生权、教师招聘权等，这些都考验着高校的智慧和水平。”

而在全国政协常委、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陈群看来，扩大办学自对高校是机遇也是挑战，“当外部指挥棒消失之后，应该如何办学、应该朝什么方向努力、如何真正按照教育规律办学，成为高校必须好好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扩大高校办学自后，那么教育主管部门的权力当何处安放呢？

顾也力认为，下放权力后，教育部应侧重于中国高等教育的规划，侧重于监督执行的情况，侧重于义务教育。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大学校长李家俊也持有类似的观点，“教育还有许多薄弱环节，应该政府管的部分还没有管好，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完全是政府的责任，还有那么多的薄弱校、那么多的贫困校。”

除了“管”“办”，“评”也是薄弱环节。在钟秉林看来，当前，在“政府管、学校办”方面，方向明确、责任明晰，现在有的领域已进入制度设计或试点实验层面，但在“社会评”方面还比较滞后。在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的实践中，应更加重视教育社会评价监测的同步。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安徽大学党委书记黄德宽认为，在政府放权的同时，高校必须要建立一个自我约束的机制，要坚守办学方向，要尊重教育规律。为了避免“一放就乱”，在顶层设计上，需要同时考虑政府放权、学校自律、社会监督三个层面。应该是政府放权在先，只有政府放权了，才能要求学校自律，在放权、自律的同时，社会监督也就自然形成了。

“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事关‘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大局，关键在于构建起‘政府管教育、学校办教育、社会评教育’，主体权责明确的现代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格局。管、办、评分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推进过程中，既要重视整体性、协同性，又要突出主体性；基础性，既要重视顶层设计，又要善用底线思维。”钟秉林指出。

永恒的诉求：质量与公平

透视教育领域的矛盾与问题，无不集中到质量与公平两个“支点”上。无论教育改革如何推进，出台什么样的措施，质量与公平始终是教育改革的根本诉求，一定程度上也衡量着改革的成与败。

“质量”问题，说到底是“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众所周知，当前各阶段的教育尽管培养目标不同，但大都过分强调“分数”的重要性，缺乏对人的“综合素质”的培养。

“马加爵事件”“复旦投毒案”等校园恶性事件，无不刺痛了教育的神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副校长蔡达峰坦言：“复旦投毒案”敲响了学生人格培养警钟。“即使不发生这一事件，我们也能看到目前教育存在的问题。高校偏重知识的传播，很少关注对学生人格的培养。然而人格培养是教育的基本任务，任何知识的学习最终都是培养一个完整的人。”

“如果一个人通过这些年的教育，要能够有健康的身体，然后有基本健全的知识结构，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健全的人格。这样的人培养出来干什么都行。”顾也力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高考。“现在高考录取率都到了百分之七八十，但我们的家长、我们的老师、我们的社会还是告诉孩子，只有上大学、上好大学才有出息。这样的教育模式，想想看，不是在培养人，是在培养一种利益追求者。”

全国政协委员、西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王本朝认为，教育不能随波逐流，一定要守住底线。目前对教育功能的表述，总是提“教育是社会公正和公平的体现”，而很少提“教育是创造人类文明、塑造人的灵魂的事业”，这种提法弱化了教育的本质。在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韩进看来，教育要把立德树人与专业教育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贯穿于学校教育的全过程和各环节。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科学学院教授李长安则指出，教育要重视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并把个性教育纳入整体教育之中，以发掘学生的创新潜力。基于此，李长安建议，应适时修改国家已经65年没有变化的教育方针。

对于大学来说，除了一般意义上的教育教学，质量还意味着要在“社会服务”有所作为，这集中地体现在大学的科研创新上。

“尽管我国的科研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真正在人类知识宝库里面，能够像钻石一样闪光的，我们还是那四大发明。”张尧学感慨道。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文认为，这很大程度上在于我国高校基础研究的薄弱，与西方科技大国相比，中央财政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还有很大的差距。

针对高校科研转化率偏低问题，张尧学认为与西方发达国家有一定差距，不仅仅是大学的问题，也与整个社会的体制机制、资金链、金融市场等因素有关，“为什么美国出现那么多‘硅谷’，出了那么多创新人才，它是一个整个的社会配套问题。”

在社会服务方面，除了创新动力，大学也要有市场意识，要“接地气”。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大学教务处处长张凤宝进行过广泛的调研，调研包括用人单位、高校的教师、学生，调研地区覆盖22个省市，从结果看，近80%的回答者都认为，当前我国大学生实践能力培养是薄弱环节，主要体现在校外实习环节。校外实习难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部门尤其是以工科为主高校的老大难问题。

在教育界联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石定果讲述了国内某煤矿集团“大学生采煤班”的案例，这个采煤班不但实现了零事故，而且搞了十几项技术革新，他们非常有成就感和自豪感。因此，石定果认为大学生要多接近社会，多一些实践锻炼，否则，将来只能“独守穹庐”。

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继续增加农村贫困地区的学生上重点高校的人数，今年要增加10%以上。这被视作推动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也成为今年“两会”的亮点。

据有关统计：2013年重点高校录取27.8万名农村户籍学生，比2012年增长了8.5%。今年在此基础上增加10%以上，就是2.8万人。袁贵仁强调，会通过这个方法逐步解决农村学生在重点学校比例不高的问题，这是对特殊群体的“关照”。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促进教育事业优先发展、公平发展，公平发展与优先发展并提，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尚属首次，体现了本届政府对教育公平的高度重视。

教育公平被认为是“兜底线”的公平，是起点的公平。教育公平同样体现在各阶段、各类教育中，近年来的“异地高考”问题、中西部教育不平衡问题、民办教育公平待遇等问题，都是教育公平问题的显现。

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指出，公平的实质在于让更多人获得优质教育。我们面临的基本矛盾，是人民群众快速增长的对优质教育的需求与供给严重不足的矛盾。

高考改革作为教育改革的关键问题，就集中体现了招生指标分配上的地区不平衡。而职业教育、民办教育发展中存在的种种束缚，则体现出了教育类型间的结构失衡，等等。

在高等教育领域，也存在优秀大学地区分布不合理的问题，为此，国家实施了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振兴计划。一些代表委员则指出了当下“985”“211”以及地方高校在资源分配上的极大差距。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大学校长娄源功认为，现在高校财政支持是计划拨款，学生就业却是市场竞争。在招生指标分配和政府教育投入上，都出现了倾斜的天平。在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校长李晓红眼中，这就是高教界的“贫富差距”，“越穷的学校越穷，越富的学校越富。”

钟秉林指出，教育公平是和教育质量紧密连在一起的，没有质量的公平，老百姓是不满意的。我们的教育事业发展这么快，一些老百姓对教育仍然不满意，这反映出现代教育的一个主要矛盾，就是优质教育资源短缺，好学校太少，满足不了老百姓的需求和社会的需求。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拓展优质教育资源，把好学校办得多一些。

质量与公平是教育改革永恒的追求，在追求质量的过程中，绝对的教育公平也是不现实的，需要找到两者最佳的平衡点。正如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河西区副区长孙惠玲所言：“国内外的经验都告诉我们，教育均衡很可能带来高端的下降，要客观地面对这个现实，而不是空喊优质均衡，才能带来教育的改变。”

改革需要怎样的“步伐

教育改革是大势所趋，但教育改革不能一蹴而就。正如有委员所言，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的教育改革步伐一直没有停止，但走了太多的弯路，许多根本性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甚至引发了新的矛盾和问题。

面对全面深化教育领域改革的部署，走向“深水区”的教育改革当迈出怎样的“步伐”，才能将中央的部署变成方案、把方案变成现实呢？

实际上，早在2011年，袁贵仁在列席全国“两会”时指出，“教育是一个全民族的事业，是一个周期很长的事业，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试错了是整个民族的损失。所以教育必须改革，教育改革必须有科学的设计，宏观领导，然后先行试点。”

在今年“两会”教育界联组会议上，面对教育界委员的改革呼声，袁贵仁引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壮士断腕”“背水一战”，来表达了深化教育领域改革的决心。但对于未来的教育改革，他也勾勒出了教育部推进教育改革的“行动纲领”。

首先是突出重点。袁贵仁指出，教育改革涉及各级各类教育，要做的事情太多，如果教育管理部门只忙于事务性工作，只抓细枝末节，甚至抓这件事情又冒出另一件事情，就是没有从根本上抓住重点。

重点从哪里来？一是中央确定的重点工作，比如教育部牵头的教育改革任务。二是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难点，比如影响教育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三是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

“教育改革要敢于突破关键问题”，道出许多代表委员的“心声”，也是民众的期盼。对此，朱永新表示认同，他主张教育改革应从重要领域、关键环节入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朱永新表示，考试改革是整个教育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基本环节，也是制约整个教育发展的一个“牛鼻子”。“它改得好，可以进一步地推进学生的素质教育，进一步推进教育的公平。”

其次是狠抓落实。袁贵仁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教育领域改革的部署，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一分部署，九分落实。部署现在已经有了，落实则需要下大力气去做。“该说的说没有？说了；会开没开？开了；文件发没发？发了。以为讲了话，开了会，发了文就叫把事办成了，我认为这是我们机关最大的毛病，最需要改变的作风就是不落实。”针对工作落实不到位问题，袁贵仁感慨地说。

再次是积极稳妥。袁贵仁指出：教育改革很复杂，很多工作很难一刀切，也不应当一刀切，也不能一阵风。有些需要我们稳重地操作，不能以简单、以速度、以数量来衡量。“壮士断腕”“背水一战”，表达了我们改革的决心和新年，但操作起来要稳，要把握好节奏。

如何做到积极稳妥？主要把握两个方面：

一方面要有战略思维。袁贵仁说：“教育改革首先要有一个战略定义，改什么，为什么改，怎么改，需要统筹考虑，需要有一个全局观念，需要有一个历史眼光，也需要有一个国际视野。就事论事的结果就是今天做了看起来热热闹闹，过两天成为要克服的毛病，这个是总理讲的不要犯颠覆性错误，不要走回头路，不要干了半天又回来了，尽量少走弯路，因为教育是人力培养，你这个试验错了，这一批孩子、一代孩子就走了弯路，他就很难弥补。”

另一方面就是要有底线思维。袁贵仁认为，所谓底线思维就是要把事情往最坏处想，往最好处努力。所有的工作不能突破底线，不能一味拍脑袋、拍胸脯，结果事情没有办好，留下一堆难题，甚至拍屁股走掉，这个是我们需要在工作中间努力克服的问题。

最后的一点就是要坚持群众路线。改革也罢，发展也罢都需要走群众路线。“我们的改革特别是教育改革发展它和老百姓密切联系，直接联系，那就应当坚持让人民满意。这个作为我们工作考核的一个重点。”对于群众路线，袁贵仁如是表示。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则指出，从现实看，深化教育改革，关键是要突破部门利益格局的束缚。“教育问题不仅涉及教育系统，还涉及人事、财政、发改等部门。部门利益格局的突破必须有上位的制度设计。所以，应建立一个超越部委的教育改革领导机制、跨越部委的教育领导机制。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还要用好政策工具，包括法制工具、执行工具、监督工具、问责工具、财政工具这一套组合拳，只有这样才能将改革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