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制度视角下中国古代婚姻形式探讨

摘要：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和形式多种多样，比如“一妻多夫”制度下的群婚制，走婚制，“一夫多妻”制度下的收继婚，买卖婚等等。历史长河绵延下来，婚姻形式的变化必然有其社会背景，文化，政治等的促使。从经济制度中的财产制度层面分析其对各种婚姻形式的影响，即所谓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关键词：财产制度；婚姻形式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04.0160.02

1引论

中国远古时代的婚姻习惯已难以考证，但从各种史书记载的传统来看，在封建社会“一夫一妻”制以前应该存在过其他别样形态的婚姻习惯。况且，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社会的婚姻形式必然也受该社会的财产制度的影响，所以本文试从财产制度角度分析中国历代存在或可能存在的婚姻形式。

古代社会中，男女双方哪方拥有财产的支配权和财产继承主体的确定权，哪方就会在婚姻中占据控制地位。“一夫一妻制”是典型的婚姻形式，贝克尔曾解释，“几个男性同娶一个女性会造成辨认生身父亲的困难，所以，仅仅自有子女的重要性便足以说明一妻多夫或多夫多妻的婚姻形式之所以不会普遍存在。”但在“一夫一妻”制中，“没有辨认生身父亲的困难，而生身母亲永远是确定的”。 而自有子女观念之所以重要，因为他们是占有财产一方家族的继承者。若父亲抚养“非自有子女”，则会造成家庭财产流量和存量的部分或全部外流到非血缘关系的外人手中。总而言之，尽管可以部分地用某一社会的历史传统及习俗加以解释 “一夫多妻”还是“一妻多夫”等婚姻制度的多样性，但是，该社会的婚姻形式受某一社会的财产制度影响是非常大的。

2母系社会中的财产制度和婚姻形式

在母系社会中，女性处于主要地位，拥有家庭财产的支配权；子女只属于其生身母亲，与其父无关。母亲在财产制度中的统治地位，使得生身父亲的辨认对于家庭财产权利的支配和继承失去了意义。因为“生身母亲永远是确定的”，无论和哪个丈夫所生的子女永远是女方的“自有子女”，因此也就不会造成非血亲对家庭财产的继承问题和家庭财产的流失。由此可得，从财产制度的角度看，在母系氏族社会有普遍存在“一妻多夫”和“多夫多妻”的婚姻形式的可能性。

原始群婚遗俗在商周时代普遍存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春秋时期。《桓公十六年》中有则材料最能说明问题：“郑厉公与执政大夫蔡仲发生矛盾，派蔡仲的女婿伺机把岳父干掉。这事让蔡仲的女儿知道了，她跑回家问母亲：父亲和丈夫哪个更亲？母亲回答说：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克比耶？女儿恍然大悟，及时揭发了阴谋，于是把丈夫送上了断头台。”取下道学的眼镜之后，“人尽夫也”这句不晦涩的话本来就不难理解：人皆可夫，男人都可以做丈夫，抛开眼前的这个丈夫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这明白无误的表达了春秋时代的婚姻观念，反映了这一时代婚姻“混乱”的实际情况。 这一时期的婚姻制度的不稳定，形式的混乱，也源于社会经济不动乱，绝对的男权社会观念还没形成，财产制度的规定也不明确。

实际上，在现代唯一的母系氏族社会――中国云南省泸沽湖摩梭族人的社会中，数万摩梭人至今过着“走婚制”式的生活。 “走婚制”下所生的子女，无论男女都从母姓，为母所有，受母亲抚养，与父无干，甚至根本不知道父亲是谁！子女继承母方家族的财产受血缘关系的保障，当然没有所谓的“外人”（包括父亲）对财产的使用以导致财产的外流。可见，在母系氏族社会中“走婚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独特的财产支配和财产继承制度紧密与这一制度是相关。

3男权社会中的财产制度和各种婚姻形式

男权社会主要是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男性占社会主导地位并拥有财产支配权。所有的“妻”所生的子女全部都归属于“夫”。生父的确定性，子女特别是儿子作为财产继承主体的清晰性，使得家庭财产的继承始终在以父亲方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中进行。因此，“一夫多妻”的婚姻形式在男权社会有其繁盛的经济背景。

“一夫多妻”或“一夫多妻多妾”的婚姻制度下的婚姻形式主要表现为买卖婚（聘娶婚）和收继婚。

买卖婚（聘娶婚），是古代氏族族外婚中议婚的一种发展形式，也是私有制婚姻的一种表现形式。随着父权制的确立，一方面，女子的地位逐渐下降，沦为可以买卖的货物。至周代是买卖婚演变为聘娶婚，“无币不相见” 进一步证实以家长包办为表征的聘娶婚实质是家长买卖婚的别名。所以买卖婚和聘娶婚本质上是一回事，只是买卖婚偏重事实上的钱财，聘娶婚重视象征性的财物，但是妻妾可以公开买卖，也导致其在夫家的地位必然卑贱，甚至只是视为夫家的财物亦或是延续香火的工具。因此自然不得成为享有财产权的主体。实质上的“一夫多妻”制是以经济条件为基础的，不是以自然条件为基础，即“一夫多妻”是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产生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婚姻形式。

古代影响较大的婚姻形式还有收继婚，又称逆缘婚，表现为兄亡嫂嫁给弟，姊亡妹续嫁给姐夫，嫡子继承父妾，弟亡弟媳转嫁给兄，伯叔母转嫁给侄儿等方式。在当时，人们认为嫁到本氏族的女子，不仅属于夫家，而且属于整个氏族。夫死后若其妻改嫁，就会随之失去财产和劳动力，而利用收继婚则可以将其约束于本氏族内。所以收继婚也是一种财产继承转移的变形方式，它维护了原有的亲族系统，使死者妻子，儿女不致外流到其它氏族而减少劳动力和财产。

历史上收继婚的事件可谓司空见惯。如卫宣公死后，公子顽娶后母宣姜为妻；呼韩邪去世，前阏氏子继立单于，又收继昭君为阏氏。隋炀帝曾纳其父文帝选华，容华二夫人；唐太宗也有娶异母弟媳杨氏的事；最为典型的要数武则天，太宗驾崩，高宗以庶母武则天为皇后。朝堂内外收继婚盛行，直到半个世纪之前，蒙古族中仍流行兄死后弟娶其嫂的习俗。除了买卖婚和收继婚两种婚姻形式外，还有掠夺婚、服役婚、招养婚和童养混等，虽然它们普及范围不大，但依然有其存在的历史背景和财产制度根源。

掠夺婚，又称劫夺婚，是用武力强行掠夺女子达到成婚目的的一种形式。掠夺婚是野蛮的产物，其存在于买卖婚之前。因掠夺婚比较冒险，被劫女子的家庭每每寻机报复，结成婚姻的两族难以和平相处，也不利于各族财产的稳定和增值，甚至经常发生对抗，造成族内财产流失。因此，随着经济发达，文明开化，这种婚姻形式必然没有滋生的土壤。服役婚，是男子赴女方家以服役支付妻子身价的婚姻形式，是买卖婚的变种。秦汉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乌桓，即实行服役婚。男子“为妻家仆役，一、二年间，妻家乃厚遣送女” 招养婚，又称招赘婚，指女子不出嫁，乃男子入女家为婿的婚姻形式。它是服役婚的遗留和发展。选择招赘的多是家中无男子或因爱其女，不愿使其远离。通常情况下，也是财大气粗的家族，而男子因贫穷而无聘财，所以女家能够改变传统将男子入赘其家，改从女姓，多享有女家财产继承权。但此时家庭财产的整体性仍完整保留，财产始终在内部流转。《说女》：“以物质钱曰赘”，男子入赘女家确同抵押品一样。秦国在商鞅执政期间，“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目的就是要救济家庭困难而不易娶妻的男丁。童养婚，通常是有子嗣后，抱养别家的女子为养女，到适龄婚期与本家之子成婚，俗称“圆房”，养女转为儿媳。一般情况下，送女于他人做童养媳者多为贫苦人家，他们想借此免除对女儿的抚养负担。男家收童养媳，则是为了减少聘金的数量。可见，双方均是出于自家的财产利益而促成童养婚的实现。

4财产制度作用于婚姻形式余论

在特定条件下，财产制度还能够直接促进特殊婚姻形式的产生。我国的门巴族，解放前也存在兄弟共妻形式的“一妻多夫”制，其形成的直接经济原因是为了减少所要交纳的“乌拉差税”。因为，当时按户纳税，而兄弟共妻可以少出一家，从而少交纳一户税。可见，不合理的财产制度“逼”得门巴族的穷苦人在婚姻形式上进行了制度创新。同时财产制度还影响支撑婚姻形式的伦理道德观念。在旧，为了确保可怜的财产不被分割或流失以维持家庭的社会地位，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伦理道德观念：“夫”方允许“多夫”存在，藏族女性则以一女嫁多夫为荣，尤其在男权主义社会里，“一妻多夫”的契约关系，没有特殊的伦理道德观念的支撑是难以维持的。 因此，在不同的经济环境和制度环境下，会产生和发展出与之相适应的婚姻形式。

参考文献

[1]本文的财产制度为广义，包括财产的分配、支配、继承和财产观念等正式财产制度和非正式财产制度.

[2][美]加里・S・贝克尔著.王业宇译.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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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摩梭族的“走婚制”.可参见《泸湖湖―女儿的世界》[BE/OL].http：∥.cn.

[5]张涛.中国古代婚姻形式[J].历史教学，1994，（4）.

[6]史晋川，谢瑞平.婚姻形式与财产制度[J].浙江学刊，2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