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在财产中的分量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李银河教授在北京接受了某周刊记者的专访。她认为，在30年前，大家都普遍贫穷的时候，一般都不会考虑财产问题，财产在婚姻里所占的比例，连10%可能都到不了。现在就不一样了，大家都有了点财产了，社会贫富分化程度又那么大，所以财产问题在婚姻里所占的分量会越来越重。

好的婚姻，应是爱情为主、财产为辅

记者：我看过你跟王小波的情书合集《爱你就像爱生命》，“你好啊李银河”，那种表达方式很纯真。像你们那代人，对于婚姻保持一种怎样的信念？

李银河：我们那代人一般就是希望终生厮守呗，这就是我们的信念。当然也有因种种矛盾，最后终于也离婚的，只不过比你们这代人的离婚率低得多。

记者：你认为，在一个比较好的婚姻中，爱情与财产应该保持怎样的关系？

李银河：我觉得一个比较好、比较理想的婚姻，应该是爱情为主、财产为辅，这是从它们的重要性上来说。但绝大多数的人都摆脱不开财产问题（的影响）。

记者：这跟我们现在这种社会环境因素有关吗？

李银河：关系太大了。比如，在30年前，大家都普遍贫穷的时候，一般都不会考虑财产问题，财产在婚姻里所占的比例，连10%可能都到不了。现在就不一样了，大家都有了点财产了，社会贫富分化程度又那么大，所以财产问题在婚姻里所占的分量会越来越重。

记者：现在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出台后，有评论认为，把财产问题讲得这么明确，婚姻中就很容易出现不信任。你怎么看？

李银河：婚姻本来也是个契约。其实该信任的还是会信任，不信任的恐怕本来也不信任。两个人之间要真是爱情的话，财产归谁，这个问题都不大。

记者：但大多数中国人可能都比较避讳在结婚前把这个话讲得这么明白，这跟我们的文化有关吗？

李银河：其实中国的婚前财产约定早就有了，真正去做的人也不多，就是很多人都会这么想，好像抹不开面子吧。

记者：有人说，司法解释（三）考虑了资本强势方的利益，这让传统意义上属于资本弱势方的女方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在中国结婚时买房的很多是男方。

李银河：但我看到有个资料说，北京的首富有40%是女人，司法解释（三）也保护了这些女人的利益，并不是说全部保护了男人的财产。

爱情是一个真正幸福的婚姻的基础?

记者：财产、物质因素，对于一个有质量的婚姻意味着什么？

李银河：在一个贫富分化这么厉害的社会，不去考虑这些因素也不是很现实。从整体上看，从整个人群看，物质因素在婚姻中占的分量是越来越重，这完全是贫富分化的社会造成的，你不能纯粹谴责拜金女，因为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

但我们应该倡导，爱情还是一个很美好的东西，人们不能够那么拜金。如果你的婚姻只有好的生活，吃穿不愁，开好车、住好房之类的，那也不一定是一个高质量的婚姻。我们要倡导的是，虽然有时你不得不考虑一些物质因素，但爱情是一个真正幸福的婚姻的基础。我们要强调物质和精神两方面。

记者：现在也有一些培训机构培训中国的年轻女孩如何嫁给有钱人，我们也看到富豪在游艇上择妻，年轻女孩趋之若鹜之类的新闻，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李银河：我觉得这种东西不宜倡导，太俗气了！人家资本主义国家即使贫富分化很厉害，社会已经是相当拜金了，但你看好莱坞电影，全都是爱情至上，人家也没有去倡导金钱至上。金钱至上是一种非常丑恶的东西。

记者：对现在还没有结婚的年轻人，你有你的一些建议吗？

李银河：我建议他们应当去追求爱情。

记者：但婚姻并不需要一定跟爱情捆绑，这是个悖论么？

李银河：爱情这个东西，是使得婚姻更持久，还是更短促？我觉得真是因人而异。比如说，有的人的婚姻里面爱情的成分比较重，有的人的婚姻里头爱情的成分很轻；有的人的爱情使得他的婚姻持久，有的人的爱情使得他的婚姻很快结束，因为他的爱情一下子就过去了，激情退却后，他就不愿再在一起过了。

忠诚是婚姻底线

记者：现在社会上也出现了“二奶”、“小三”甚至“小四”之类的字眼，你怎么看待？

李银河：这就是指婚外性关系。我觉得“二奶”这种称谓是沉渣泛起，是过去那种特别丑恶的一夫多妻制的想法，特别腐败，而且很不公平，是双重标准，就是好像中国的男人一旦成功了就想多搞几个女人之类的。从男女平等方面，这也是让人不能容忍的。而且它本身也是社会现象的反映，男人占有更多的资源嘛，他就要多占有女人，我觉得这是中国男人最坏的一种传统，比如，他钱多了不知道该怎么花的时候，他就想多占几个女人，往这方面花钱，来追求这样的人生目标，实际上很腐朽的东西。

记者：在你看来，忠诚还是婚姻应该要坚守的底线，对吗？

李银河：对，因为双方在进入婚姻时就有一个忠诚承诺。不是说你不可以爱别人了，你真的是爱上别人了，你应该先离婚，再去爱别人，而不是说你留在这个婚姻里搞个第三者来伤害你的配偶。

记者：你怎么看待婚外恋呢？

李银河：婚外恋是违反婚姻道德的，是不应该的。对这个错误，在前三十年即上世纪50、60、70年代，我们都是有行政处分的；但最近三十年就没有行政处分了，就是靠自觉，靠自我约束了。《婚姻法》是有忠诚承诺的，你对对方有忠诚承诺，然后你又出去搞一个婚外，这是犯错误的。

记者：现在有些夫妻签订忠诚协议，比如规定如果婚姻中的一方出轨，就必须净身出户，或给另一方精神损失费，抑或不能离婚等等，你怎么看待？

李银河：这都是他们对他们两人关系的一种约束吧，好多人担心对方要出这种事，然后就有一个约定，我觉得谁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吧。比如，我俩是朋友，然后我们写一个协定，我俩将来要永远做朋友，跟这个性质差不多。

一夫一妻制仍是目前最好的制度

记者：一夫一妻制，在你看来仍是目前最好的一种制度吗？

李银河：我觉得一夫一妻制至少比一夫多妻制要合理得多，但是我觉得同居、根本就不进入婚姻制度的”类婚姻”状态，对婚姻制度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记者：这是否说明婚姻制度本身也有它很大的天然缺陷呢？

李银河：对，婚姻制度有它的问题，比如说，离婚代价特别高，很麻烦，很痛苦之类的，所以有些人干脆根本不进入婚姻，这是他们的选择。像北欧国家，他们已有一半人做这种选择了，像匈牙利，只有百分之十几的人进入婚姻，我觉得在那些国家，一夫一妻制这种婚姻制度本身就受到了严重挑战。

记者：你怎么看待当下一些年轻人的不婚主义？

李银河：我觉得不婚会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我们在2008年曾做过一个包括北京等五大城市的调查，单身家庭大概是11%左右。但我们统计的这些单身家庭也不一定是指他一辈子不结婚，其中有丧偶、未婚的，也有离婚的，只不过指当时他的状态是单身，我们完全是随机抽样的调查，因此完全可以推论这五个大城市的情况，这个数据比一二十年前也高了很多，这个比例上升得挺快。

有可能在中国选择单身的、干脆不进入婚姻的人会越来越多，但我觉得永远达不到美国、法国那样，他们目前的单身家庭占到25%。

记者：你怎么看待如今中国大城市中的剩女现象？

李银河：在婚姻市场中，甲男找乙女、乙男找丙女，是一种择偶习俗，女的都往上找，男的都往下找，剩下来的是甲女、丁男。而甲女一般都是在城市里才会剩下，在农村根本就不会剩下任何女人，包括低智、残疾女人，基本都能够结婚。

记者：在中国，有些剩男、剩女也可能因社会压力而被迫进入婚姻。你认为他们有更好选择吗？

李银河：中国可能是全世界结婚压力最大的国家了。如果别的国家结婚压力大，那美国、法国就不会有25%的单身家庭了。中国结婚压力大得多了！

因为中国是一个家本位的社会，西方是个人本位的社会，人生目标都不一样，人家生存在这世上，个人快乐是最重要的，所以有人选择婚姻，有人选择不结婚，都无所谓，也没有社会压力。但在中国就不行了，在中国你非得成个家不可，不然社会就觉得你有毛病，就很排斥、打击你。

就个人来说，如果你是一个特别有力量的人，你就可以扛得住，而如果你是比较软弱的人，就会在不情不愿的情况下结婚了。

记者：你们有没有做过关于中国人婚姻质量的一些调查？

李银河：大概在1994年，我做过一个北京市婚姻质量的调查，和北京市妇联等机构一起做的，当时我们发现，夫妻感情非常好能够整整占到一半，选择“配偶非常爱我，我也非常爱配偶”的占到一半，另外50%是属于比较好、不太好、很不好的，婚姻质量很不好的还是少数。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咱们的离婚率还是相当低。我还看到好多别人的调查，在统计上有一半人至少是非常幸福，非常相爱，婚姻质量相当高。

中国人的婚姻有很多问题

记者：你认为在一段婚姻中，到了第几年比较容易离婚？

李银河：我看的统计是，结婚三年之内的离婚率最高。

记者：你赞同现在中国人的婚姻有很多问题这个说法么？

李银河：应该说，中国人的婚姻有很多问题。现在离婚率升高就能表明婚姻有问题，现在的离婚率比我在上世纪80年代做调查时的离婚率高多了，上世纪70年代中国的离结率（当年离婚对数和结婚对数的比率）才2.7%，我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上升到13%，那个时候就觉得高得不得了了。

记者：说中国人的婚姻出了问题，你觉得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李银河：随着都市化和现代化过程，离婚率总是会越来越高的，这是没办法的事。美国离结率是50%，我们中国现在的离结率大概是20%，100对结婚的人里头有20对离婚。如果对比美国50%的离结率，那我们现在的离婚率还不算太高，但离婚率还会继续升高。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在乡土、乡村环境里，就不太容易离婚；可是社会越现代化，离婚率越高，这是一个规律。

记者：是因为人们的容忍度变低了吗？

李银河：我觉得可以说是因为个人主义程度增加，家庭主义、家族主义比例下降。

这有一个证据：中国城市的离婚率就高于农村。这很说明问题。大家都是在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价值中生活的人，但城市的离婚率就高于农村，中国的大城市像北京、上海，早就离结率到30%、25%左右了，我听说北京现在离结率已经是30%左右了，这很高的。

记者：中国的婚姻出问题，你认为，主要症结在哪儿？

李银河：幸福的婚姻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婚姻各有各的不幸。我看有一个资料是说，在中国因为性不和谐或者一方性无能而离婚的，能占到三分之一。另外是感情不和等各种原因。

记者：性在婚姻中占据怎样的位置？我们以往的教育中对性教育很缺失。

李银河：在不同的离婚里，性所占的比重不一样，从一个社会学的角度来观察，就是这样一个谱系，比如有些家庭里，性的重要性占90%、99%，在另外一些家庭里占50%，而在有些家庭里性的重要性是零，这都完全有可能。这应当是一个正态分布。

记者：解决中国当下面临的上述这些复杂纠结的婚姻问题，你有一些理性的建议吗？

李银河：我觉得中国应当要有一些婚姻调适机构。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婚姻出了问题，他们跑到咨询机构去，都会有比较专业的咨询师帮助他们分析问题出在哪儿、还能否补救之类的。

小舟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