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抑或互动?

【前言】动态抑或互动?由文秘帮小编整理而成，但愿对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帮助。社会文化视角代表性理论包括Vygotsky的社会文化理论和Bakhtin的对话理论（dialogism）。社会文化理论包括思维发展过程分析、人类思维的社会渊源以及符号系统在人类高级思维活动中的作用。其核心概念有临近发展区、支架式教学、中介、私语/内语以及活动理论，对话是Bak...

摘要：动态系统理论和社会文化理论都试图将认知与社会视角融为一体，构建理论框架模型，阐释二语习得领域那些单个视角理论未能解决的问题。本文比较两者在二语习得中的具体应用、理论背景、研究视角以及方法等方面的异同。它们在动态、系统、互动等方面的共同点及交叉点为构建一个融会贯通的新体系提供了可能和基础。

关键词：动态系统理论；社会文化理论；互动

中图分类号：H31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795（2013）03-0010-0006

二语习得是人类认知的一部分，语言与认知密不可分，语言处理过程必须运用基本的认知能力已经成为主流观点（DeKeyser&Juffs，2005）。但二语习得不是一种脱离语境和语言使用的孤立活动。认知视角过分强调个体与思维过程以及语法能力的发展，忽略语言发生的社会文化环境，忽视学习者作为活动主体受到内在积淀的文化、历史、规则等诸多因素的影响（Kramsch，2000）。很多研究者开始意识到，以往各种理论对二语习得的解释都各具合理性，却又未免偏于一隅。如何将看似矛盾的各种理论融合起来，阐释二语习得相关的纷繁变量，建立一个核心的理论体系？在这一背景下，动态系统理论（Dynamic System Theory，以下简称DST）和社会文化理论（sociocultural Theory，以下简称SCT）两种理论框架脱颖而出，成为研究者们近期关注的焦点。

动态系统理论源于应用数学，是关于系统状态转移的动力学过程的理论，其中心课题是把握系统的演变规律。Lassen Freeman（1997）首次将其应用于二语习得。她提出，系统科学与二语习得间有诸多相似之处，如都是复杂的非线性系统，都关注无序到有序问的转化等，因此可以尝试将动态系统理论应用于二语习得。在此理论框架下，语言被视为一个动态系统，语言发展则是一个动态过程。语言学习者作为一个子系统，亦是一个动态系统，由记忆力、注意力、动机等次子系统构成。这些次子系统互相影响，学习者与社会生态系统又相互关联，继而构成了各级系统互相影响关联的整体体系。DST主要由四个核心概念组成：初始状态（initial states）、非重建平衡态（attractor states）、变异（variation）以及非线性（non—linearity）。随后的研究者们利用这四个核心概念阐释了一系列二语习得中的争议问题。

社会文化视角代表性理论包括Vygotsky的社会文化理论和Bakhtin的对话理论（dialogism）。社会文化理论包括思维发展过程分析、人类思维的社会渊源以及符号系统在人类高级思维活动中的作用。其核心概念有临近发展区、支架式教学、中介、私语/内语以及活动理论，对话是Bakhtin思想中的核心概念，“对话关系成了人的社会存在的本质特征”（白春仁，2000：164）。尽管Vygotsky和Bakhtin的理论分别从发展心理学及文学文化的角度阐释语言，他们对语言与文化的很多基本观点却不谋而同，即两大理论均在语言使用、文化发展及自我形成三方面对二语习得有所启示。因此将两者融为一体、相辅相成，可以更好地阐释二语习得中的语言发展及交际互动。

DST和SCT虽然之初不是基于语言教学，但两者都试图将认知与社会视角融为一体，构建理论框架模型，为二语习得理论实践所用，阐释那些单个理论视角未能解决的问题。两者在二语习得中的具体应用、理论背景、研究视角以及方法等方面各有异同。下文将逐一进行比较，希冀从比较中得到二语习得发展的新启示，为建立一个统一的理论模型奠定基础。

1 DST和SCT在二语习得中的应用

本章将从学习者语言、习得过程、学习环境以及教学启示四个方面讨论比较DST和SCT两个理论框架在二语习得中的应用。

1.1学习者语言

本节主要讨论DST和SCT对学习者在二语习得发展中的语言特征进行的解释验证。

Larsen-Freeman（2005）认为石化反映了DST中的非重建平衡状态。在二语习得过程中，语言系统的有些状态反映了学习者母语的结构特征以及他们对目的语的过度概括，还有些状态（即非重建平衡状态）则是由学习者内部相互影响着的各种变量形成的。它们不断发展变化，具有不可预知性。石化是学习者习得过程中的一个非重建平衡状态，而非终态。因此以往的研究者把它当作静止的现象对待，必然无法从根本上解释描述。DST倡导以动态的视角研究与石化现象相关的各个发展变化、相互影响的变量（语言的、心理语言的、神经语言的、社会语言的等）。另一方面，SCT（Vygotsky，1978）从心智发展的角度解释石化现象，认为石化的产生根源在于语言学习环境的社会本质，即社会互动。Washburn（1998）利用最近发展区理论比较18名被试大学生的习得状况，发现具有石化特征的学生与其他学生间不存在本质差异，只有定量差异，而且并不明显直接。这验证了Vygotsky（1978：64）对石化现象的分析，即“它们已经丧失了原貌，无法从其外部特征判断出内在本质”，因此我们要通过实验寻根溯源，在学习者的最近发展区中找寻石化的本质，而Washburn的研究再次验证了这一假设的可取性。此外研究还表明，与其他学生相比，具有石化特征的学生需要不同类型的外部协助。因而可以从学习者早期的外部协助情况研究他们后来石化特征的产生。总之，SCT强调不要拘泥于学习者现有的语言表现或学习者内在的习得因素，而要在学习者的最近发展区中、在学习者的社会互动中研究石化的根源本质。

1.2习得过程

本节主要讨论DST和SCT对二语习得发展的非线性、个体语言发展的变异性以及母语的影响进行的解释验证。

以往的研究者常试图从学习者杂乱无章的自由变异中找寻系统性，剔除异质的数据或“杂音”，得出二语习得呈线性发展的结论（Dulay&Burt，1974）。研究者们从DST角度出发了Dulay与Burt提出的语素习得顺序呈线性的结论，发现学习者本人、学习者间都存在着语素习得顺序的差异。这是由于影响因素众多，例如语言输入中的出现频率（Larsefl-Freeman，1976）、话题以及学习者的情感因素等。不同研究者各执一词，侧重不同因素，而DST则认为这些单个因素都不足以解释现象，只有把这些看似矛盾的因素融合在一起，才能描述现象背后各个交错复杂的动态因素。SCT则是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构建假设进行验证。Dufva与Alanen（2005）融合Vygotsky的中介与Bakhfin的复调（polyphony）理论，研究了儿童在外语学习中的元语意识，结果发现儿童的元语意识既是个体认知现象，又是社会互动的结果。意识习得并非认知流派所描述的那种从无到有、逐渐递增直至成人期便停止的线性过程，而是一个从社会化实践到自我运用话语的质变。儿童不是一点点地构建起一座“准确系统”的语言大厦，而是内化吸纳各种言语，搭建成自身对外语学习认识的一座座关联度松散的小房子。这一发现与Bakhtin（1981）的主张一致。因为儿童元语意识是一种多元异质的构建，不仅体现了不同的方言、语域与风格，还有在各种环境（家庭、教室、媒体）中积累的价值信仰等。有的构成因素还互相排斥竞争，造成了意识习得的异质动态性。这也体现了个体语言发展的变异性。

DST也强调习得发展的复杂多变体现为学习者个体语言发展的变异性。研究者们解释了语言磨蚀（at-trition）现象，认为语言磨蚀的发展不是线性过程。Meara（2004）利用网络仿真（network simulation）研究了词汇网络中的磨蚀现象，证实了语言磨蚀的发展过程呈非线性的假设，而且还凸显了个体语言发展的变异性。其他研究也表明，受蚀者的外语磨蚀的速度并不均衡，有的人语言能力仅在二语环境中生活几年就耗损很大，有的在20几年后仍能保存完好（De Bot&Clyne，1994；Waas，1996）。而在数据分析方面，Meara（2004）研究的结果中整体平均模式为稳步下降，而个体情况则无一例如此。因此DST倡导语言磨蚀研究不要只关注平均值，更要注意个体语言发展的变异性。

若要研究二语习得进程，就要先确定其初始条件，接着才是影响习得进程的各个因素。以往的很多研究忽视了初始条件的因素，无法准确评定习得效果，也难以合理解释习得进程。DST的关键特征之一是初始条件敏感性，即蝴蝶效应。动态系统的运动和变化完全由初始条件确定；初始条件相近，运动和变化也接近。近年来一系列研究都证实了DST的假设，即二语习得中存在蝴蝶效应。例如，Sparks与Ganschow（1991）发现具有母语学习困难特征的学习障碍（语言发展迟缓、短期记忆与认知困难、学习不易专心、组织摘录重点困难等）是外语学习困难的主因。语音记忆（phonological memory）及母语读写能力会影响外语学习能力。学习者对母语的语音意识cal awareness）及词汇识别能力可以转移到其二语习得能力上。因此，DST从蝴蝶效应的角度解释了母语对习得效果所起的重要作用。而SCT认为，个体通过外部交往活动，将外部言语逐渐内化和思维结合形成内部言语（Vygotsky，1986）。二语习得是一个中介参与的过程，母语则是其中重要的心理工具。具体来说，母语可以协助学习者相互解释学习任务，建立维持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Rommetveit，1985）。学习者间相互提供支架时，母语亦是不可或缺的要素。Ant6n与DiCamilla（1999）总结了母语在学习者进行协作型任务中的作用，并提出其在内在言语外化中的中介作用。因此，SCT从中介的角度揭示了母语在习得过程中（尤其是协作型任务中）的必要性。

1.3学习环境

本节主要讨论DST和SCT对学习环境的解释及主张。DST认为语言习得环境包括学习者的认知语境（工作记忆等）、文化语境（该文化中的师生角色）、社会语境（与老师及其他学生的关系）、物理环境以及教学语境（教学任务、材料）等，是学习者内部及外部动态因素的集合。学习者与环境作为独立的系统，各自变化发展，又不断相互调整，以维持相对平衡。学习环境的变量中，研究者们尤其关注对话互动（conversa—tional interaction）。以往研究发现它对学习者听说能力（Gass&Varonis，1994）、词汇习得效果以及语法习得进程（Gass，1997）等都具有促进作用。它能为学习者提供更多的可理解性输入，增强他们对语言形式的关注，并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进行输出以检验中介语的假设，且互动的过程也符合DST“学习者通过与其所在环境的互动来习得语言”（Larsen-Freeman，2002）的主张。SCT以社会文化视角著称，因而对社会环境的解释更为系统完善。社会环境不仅是学习者语言输入的来源，也是学习者认知能力发展的源泉中。与DST类似，SCT承认学习者与外部环境是密不可分且相互影响的。外部世界影响改变思维机制，思维机制也会影响改变社会文化环境。但SCT更侧重环境的社会文化因素，并把社会文化环境放在习得体系中更为核心的位置。SCT的社会文化环境在二语习得的具体应用分为支架式教学与协作交互（collaborative interaction）。支架式教学为学习者在践习获得技能、概念和理解的过程中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帮助（Gibbons，2003）。学习者间的支架不仅有助于语言输入的交换，而且充实了学习者自身的语言知识（Donato，1998）。

1.4教学启示

本节主要讨论DST和SCT对外语教学的启示。DST认为语法是有意义的动态系统，是语言技能和动态应用的过程，故称为语法技能（Grammaring）（Lars-en-freeman，2003）。准确、达意、适当地使用语法结构的能力是一种需要产生式训练的技能。这种训练要求学习者参与某些交际任务，而学习者必须使用某些结构才能完成这些任务。因而，语法练习应尽量避免那些纯粹形式的无意义的单项练习。教师应让语法在语篇中“动”起来，在使用中“活”起来，即在语境、语篇的基础上把握好“时”（何时教）和“度”（教多少）。还在此理念上构建了包括形式、意义和使用三方面的三维语法（Three-dimension—al Grammar），已在国内外语教学界应用。SCT则非常重视认知的社会性与文化的反拨作用，体现在教学形式、教学内容、测试形式等层面上。课堂作为学习者对话互动的社会文化场景，应采取日常对话的形式（Johnson，2000）。互动是具有真实交际活动特征的对话，与其他形式相比，具有权利的平衡性，给予个体平等机会，有利于发展学习者自主性。在现代外语教育技术的环境下，把利用多媒体、虚拟现实技术创设较真实的语言情境作为教学设计的一个重要内容。教学内容要广泛吸取图片、音响、网络课件等多种素材，使教学内容的呈现与获得从单调的文字形式转变为多种直观生动的形式，使学习活动摆脱了纯文字的单一化呈现，充分刺激学生的眼、耳、手等各种感官，改善人脑获取信息的感官功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想象力。这种方式不仅能提高学生感知新知识的速度，使学生更有效地理解所讲内容，提高课堂效率，而且会扩展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以促进学习者言语体裁的多样化发展。在测试环节，教师可充分利用计算机辅助测试软件，如WebCT、Hot Potatoes等，汲取测试软件丰富的多维语境信息的即时展示和快速加工的特点，以模拟真实场景下对话形式的多项选择题的形式，从而大幅提高测试的真实性，有利于测试学生使用语言的能力，考察学习者的潜在发展层次。

2 DST与SCT的异同

首先在理论背景上，DST与SCT都不是基于语言教学的理论，最初分别用于解释物理系统和人的高级心理机能。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广阔的理论背景使两大理论比那些语言教学的“本土”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Lantolf，2006）。二者都试图解决Saussure与Chomsky的两分法在语言教学应用中的问题，如语言能力与语言使用。但处理方式又不尽相同。Ellis（1997）认为二者都源于环境中复现的模式频率。能力是对使用的综合总结，使用是能力在动态语境中的激活。过去的种种两分法的界线不应那么泾渭分明。两分法是非此则彼，但二语习得应该是共存共生。一个以规则为基础，另一个以记忆为基础，都不能偏废（桂诗春，2004）。SCT则主张将语言能力与语言使用有机结合起来。二者之间是辨证的互动关系，好比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Johnson，2004）。该理论强调语言运用，因为二语习得不是普遍语言习得能力，而是一种行为。二语能力的获得并不源于语言习得机制，而在于社会环境，在于语言使用。

两大理论对习得过程的理解有相似之处。首先，二者都强调习得发展的复杂多变体现为学习者个体语言发展的变异性。数据统计中的平均值可能蒙蔽这些个体变异性，因此要注意个体因素。而且二者都认为习得发展不是简单的叠加，或是新旧更替。例如，新的语法出现了，旧的体系不会消失，可能会在特定条件下再次作用。Vygotsky将这一特点类比为地质学中的地层，新旧共存，旧的埋于地壳中，特定条件下可能再次显露出来。二者都反对二语习得线性发展的观点（Lamen-Freeman，2002），但却是从不同角度解释非线性。DST主要是从系统的角度理解，系统中元素间的相互作用主要指非线性作用，它是系统存在的内在根据，构成系统全部特性的基础。SCT则是从社会、文化、政治、历史和制度环境的复杂多变角度出发。以往的某些理论将社会文化环境视为先验的稳定特征，SCT则强调社会文化环境的动态发展，以及语言发展与社会文化环境发展间的相互作用。

在理论视角方面，DST与SCT都试图融合认知与社会视角，反对Chomsky的天赋论，强调社会文化环境的作用。但社会文化环境在两个理论框架中的分量各异。前者将语言习得视为个体与他人在社会环境中的互动，社会文化环境是整个动态系统的重要部分。但DST并没有明确指出它与其他要素的主次伯仲。SCT不仅将社会文化环境看作认知发展的要素，更是人的心理机能发展的起源（Newman&Holzman，1993）。在SCT的二语习得模型中，社会文化环境具有明确的位置和作用。还有，DST更多是从历时和系统（例如蝴蝶效应、非重建平衡状态）的视角看待语言系统及其发展，因此还突出了其自组织功能。而SCT最初侧重关注人与社会文化环境间的相互作用，因而主要从对话的角度解释语言、文化和自我。从这个角度来说，SCT更突出人本性，强调人的全身发展。

再次，DST与SCT都将语言与学习者视为一个动态系统，系统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使二者组成一个更大、更高等级的系统。但前者对系统概念更为宽广，包括语言、学习者、环境等各种相关（历时与共时）的子系统。其中各要素的数量及相互关系都是变化发展的，具有不确定性。而SCT构建了更为明确具体的系统，如活动理论，包括学习者、师生、家庭媒体等社会环境、工具（语言、教学资源等）、目标、结果、劳动分工及规则。他们之间相互作用，都与学习者及社会文化环境相关。二者都突出语言习得中的互动作用。Larsen—Freeman（2002）曾强调，学习者通过与其所在环境的互动来习得语言。SCT（Johnson，2004）认为二语习得的起源是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对话互动。但它们对互动的理解又是不同的。DST的互动是各级系统间相互作用以及系统自身历时发展的综合。因此，这种互动是多极多向的。而SCT的互动受到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影响，更多表现为两两间的对话或对立统一，学习者与语言、语言与环境、学习者与语言等。

研究方法方面，两者都反对纯粹的定量研究，语言习得不是计算机程序，不能仅靠数据支撑。前文提及，二者都不是基于语言教学的理论，因此不能直接应用。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应用于二语习得领域。一种是用于解释或重新阐释研究结果，另一种是构建假设或理论模型，进而论证二语习得的规律。两者在具体研究手段上又各有千秋。DST强调定量与定性研究的结合，有时通过数学公式推导、数据分析的定量研究，有时则通过类比隐喻等构建模型（例如“双人舞”，De Bot etal.，2007）。SCT强调从定性角度开展研究，通过个案研究、日记、个人叙述等可以更好地洞察一个人的认知发展过程。研究对象的诸多本质在言谈、日记或其他显示主体性的媒介或工具中无意识地流露、敞开、展示或显现出来，研究者因此能够认识二语习得过程中诸多被遮蔽的社会文化本质和现象。个人行为观察比通常对一群体行为观察更能代表调查的科学性（John—son，2004）。

3 结语

笛卡尔二元论将心理学的发展分裂为两个方向，一个趋近于内部探索（Chomsky的天赋论），另一个则向外延伸（社会行为主义及建构主义）。认知与社会视角的割据不能全面地解释语言习得，因此DST与SCT融合了两大视角，在二语习得领域的应用上取得了很多突破和收获。语言、环境、学习者都是动态发展的，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构成一个更大的系统。两大理论框架在理论背景、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各有异同。比较而言，DST的包容性与解释力更强。但它从不明确指出各系统间的主次轻重，人们极易陷入系统间复杂互动以及各系统自身动态发展的混沌漩涡中。面对某一具体现象时，很难从错综动态的要素中理清头绪，实践的可操作性因此受限。SCT侧重人与社会文化环境间的相互作用，解释范围更为狭窄。但它的系统更具有封闭性，要素更为明确，因而具有更强的操作性。从各自特点来说，SCT更突出人本性，强调人的全身发展，而DST强调了二语习得体系的自组织功能，更好地融合了习得的系统性与生物基础。二者在动态、系统、互动等方面的共同点及交叉点为构建一个融会贯通的新体系提供了可能和基础。当然，还有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例如，如何判定区分DST动态系统中各要素间的作用？如何用SCT的社会中介理论解释习得系统的自组织功能？动态抑或互动？希冀本文让我们更好地透析两大理论框架，把握二语习得理论的未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