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兰州婚俗变迁历史诱因探微

［摘要］地处西北的兰州，婚俗本就别于华北、沿海以及南方少数民族地区。进入民国以来，在外力与内力的双重作用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迁，这些都对兰州社会风俗的转变产生了影响，导致婚俗变迁出现新趋向。

［关键词］兰州；民国时期；婚俗变迁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2-0012-04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传统的婚姻习俗的沿袭一方面使得婚姻有章可循，虽说在时空上存在差异，但毕竟为世人提供了一个可供遵照的标准，这一点我们应该肯定。但是，规范的婚姻习俗、礼俗也因时代和社会的局限，对结婚中的个体有着极其严格的约束，有时候甚至不近情理。进入近代以后，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传统婚姻礼俗的无自主性等弊端在不断遭到时人的批判的同时也发生着不同程度的改变。

一、社会政治诱因

中国的传统社会进入近代以来，在外力与内力的双重作用下，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都发生了动摇。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了清政府的统治，创立了中华民国。民国政府注重婚姻法规和婚姻契约的编制，司法部附属的法律编查会制定了民法草案。在制定的《新民法•亲属篇》中，对婚约特设章节，并规定：提倡男女平等，关于离婚“则从男女平等之立场，无复男女歧视之差别”。[1]由此来看，《新民法》注重对平等夫妻关系的规定。关于婚姻制度，民法草案《亲属篇》第三章中有诸如早婚、重婚、离婚等改革婚姻陋俗的规定。

国民政府在民国十八年（1929）五月颁布并于同年十月实施的《民法》，在《亲属篇》第二章中就男女婚姻进行了翔实的规定。其中第972条规定“婚约应由男女当事人自行规定”，[2]在法律上承认男女之间的自由恋爱。第973条规定“男未满十八岁，女未满十五岁，不得订立婚约。”[3]第980条规定“男未满十八岁，女未满十五岁，不得结婚”。[4]这些法规的效力无疑对改革婚姻陋俗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时也为世人追求自由婚姻提供了依据。

民国时期城市的近代化进程加速，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地处西北的兰州发展虽不如沿海地区那么迅猛，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

1937年，抗战爆发，作为大后方的西北，受到了国民政府的关注。“自抗战军兴，七年以来，西北形势愈显重要。兰州更转向繁荣途径，工业欣欣向荣，西北较大工厂多集中于此。举凡纺织业、弹毛弹花业、钢铁工业、化工业、金属冶炼业、铜器业、银器业、制鞋业、制革业、制药业，均有一日千里之势。”[5]

从1943年兰州的产业布局来看，轻、重工业都已初具规模，除了工业，商业、服务业也悄然发展。以成立于1943年的大风百货商店为例，由王仲三、刘介卿等合作开设的大风百货商店，[6]在短短几年内就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以武汉、重庆为依托，以兰州为基点，以新疆为市场的营业网。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劳动力，在孙中山移民垦殖的号召下，加之抗日战争的爆发，甘肃省的人口由原来占全国比重的0.95％上升到1.29％，[7]兰州市人口在1949年也增加到217630。[8]其中不乏海外留学归国的留学生，如杨思男、赵元贞、邓春霖、水天同等。经济发展、人口的迁徙促进了文化的交流，文化的交流必定会改变接受地的文化观念。随着经济的发展，东南沿海刮起的自由风潮，也慢慢开始影响、改变着西北根深蒂固的传统。

二、思想文化诱因

（一）婚姻自由与家庭变革思想

20世纪初，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涨，倡言婚姻家庭变革的呼声也迅速高涨，社会普遍形成批判旧式婚姻家庭的强大舆论，开始提倡婚姻自由和建立“一夫一妻及未婚子女”为核心的人伦平等的小家庭，时称新青年家庭。

在辛亥革命前后，民主革命派及早期无政府主义者先后发表了许多倡言婚姻变革、“家庭变革”的言论和论著；各种报刊也连篇累犊地发表揭露封建婚姻家庭弊端与危害的文章，形成批判旧式婚姻家庭的强大舆论。特别是留学日本和欧洲的中国学生，他们充当了“婚姻家庭变革”的推波助澜者，成为这场变革运动的生力军，代表人物有秋瑾、金天翩、何大谬、刘师培、何震等。他们的文章和言论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揭露和批判旧式婚姻家庭摧残人生、压抑人性、危害社会等弊端，认为其是专制制度的变种、孽根。其二，鼓吹废婚姻、毁家庭和“家庭革命”等主张。这种主张盛极一时，辛亥革命后更为青年知识分子所崇尚。

进入民国时期，在五四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下，人们大力提倡个性自由，不少开明人士从更高的层面注意研究妇女问题、婚姻家庭问题，发表了一些关于婚姻自由的言论，对于社会变迁和妇女解放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18年6月15日，《新青年》4卷6号出版“易卜生号”，刊登了挪威现实主义作家易卜生的剧本《娜拉》（又译《玩偶之家》）。该剧描述了女主人公娜拉因不满旧式家庭的束缚，愤然离家出走的经过。这篇文章的发表，引发了全社会关于恋爱婚姻自由的热烈讨论，“娜拉式的出走”一时成为青年的热门话题。1919年1月，鲁迅在《新青年》6卷1号发表《随感录四十》一文，[9]对包办婚姻提出尖锐批评。文中首先引了一位青年写给鲁迅的诗:“我年十九，父母给我讨老婆。于今数年，我们两个，也还和睦。可是这婚姻，是全凭别人主张，别人撮合；把他们一日戏言，当我们百年的盟约。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地住在一块儿吧!’爱情!可怜我不知道你是什么!”鲁迅于是深有感触地说:“这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

五四时期，人们强调婚姻缔结当事人的权利，婚姻以爱情为基础，强调夫妇双方在自由同意基础上的婚姻的道德性，无疑切中封建婚姻的实质，是对传统婚姻观的有力冲击。

地处西北的兰州也受到这股文明之风的吹拂。甘肃民国日报副刊《妇女》杂志大量刊登了有关接受新思想的文明人士对婚姻自由、恋爱自由、自由离婚、组建新式家庭的讨论，并且开设婚姻家庭的系列征文活动，将进步的自由思想传入。文章的撰写者们认为，自由恋爱“是理想的艺术，是自然的艺术，是人类道德情感的融合，是高尚纯洁神圣的美的生活”。[10]在组建新式家庭方面，有人认为，家庭的和睦建立在幸福平等婚姻的基础之上，新家庭的建立标准以自由恋爱为基础。同时主张，新家庭的建立原应该坚持“以平等自由为最高原则，以爱为中心，以精密的计划处理家政，以事理合于逻辑为基础”。[11]对待离婚问题，在对那些反对离婚的社会势力时，他们强调中国古代虽有自由离婚，但是那是基于男性自由基础上的，女性仍然处于被动的地位，他们指责“在不能自由离婚的情况下，中国人所受的痛苦特别的深”。[12]

（二）进步报刊杂志的大量出现

19世纪末期，报刊等印刷媒介开始兴起，大众传媒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不仅成了人们须臾不可离的精神食粮，其信息传递和宣传教育功能已经影响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模式和生活习惯。

若将整个1898～1949年出版的妇女报刊以及其他报刊所开辟的有关妇女问题、婚姻问题、家庭问题的专栏、专页、专号等计算在内，数量则相当可观。甘肃省就有《妇女》、《妇女旬刊》、《妇女杂志》、《甘肃妇女》、《西北杂志》、《兰州杂志》、《甘肃杂志》、《甘肃民国日报》副刊等。这些妇女报刊的出版，对于传播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思想、批判封建的伦理道德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兰州姑娘邓春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呼吁大学开女禁的女青年，她当时在京、沪许多报纸上发表了《告全国女子中小学毕业同志书》和《上蔡元培校长书》，要求开放女禁，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三）留学生对社会风尚的影响

社会风俗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主要包括风俗习惯和社会风气两方面内容。近代以来，西俗东渐是我国社会风俗演进的主要方向。另外，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政治日趋民主化，尤其是资产阶级进步价值观的逐渐传播，我国社会风俗的演进基本上是朝着文明、进步的方向。在这一过程中，留学生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由于留学生有在国外求学、生活的经历，比同一时期的其他社会群体更多地接受了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和民主思想，接受了西方进步的价值观念，也目睹了西方全新的社会风俗。因此，他们对中国传统社会风俗的弊端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同时，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危机的加深，使留学生怀有强烈的民族存亡的忧患意识，因此他们投身于移风易俗，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落后的东西，力求使国人摆脱封建习俗的束缚，推动社会的进步。

1.从传统婚俗到新式婚礼

留学生是候鸟人口，他们和其他涉外人员与来华的外国人一起，推动了我国近代婚姻习俗的大变革。史载：“光、宣之交，盛行文明结婚，倡于都会商埠，内地亦渐行之礼堂所备证书，由证婚人宣读，介绍人（即媒妁）、证婚人、男女宾代表皆有颂词，亦有由主婚人宣读训词来宾唱文明结婚歌者。”[13]文明婚礼体现出的是西方的个体本位意识，而旧式婚礼以繁文褥节赋予男女双方的宗法意义和功利主义则被取而代之，礼教命意渐无依傍。文明婚礼的倡导者多为归国留学生，一些名流雅士如蔡元培、马千里等也参与其间，推波助澜。

文明婚礼多趋简约，旧礼中的坐花轿、拜天地、闹洞房、回门等婚姻礼俗开始改革，人们称羡新式婚姻礼仪的便利：“梳一东洋头，披件西式衣，凡凤冠霞被锦衣绣裙红鞋绿袜一概不用，便利一；昂然登舆，香花簇拥，四无障碍，无须伪啼假哭，扶持背负，便利二；宣传婚约，互换婚指，才一鞠躬，即携手同归，无宾相催请跪拜起立之烦，便利三。”[14]客观而言，西方传入的新式婚礼比之繁文褥节的旧式婚礼要进步得多。

传统的婚姻礼俗尊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留学青年陆续学成回国不仅带回了西方的婚姻观念，而且率先成为婚姻自由的实践者，他们以自由恋爱和文明结婚改变着婚嫁风俗。1905年7月5日，留日学生王建善在《女子世界》长期刊登征婚广告，公开了自己的姓名、学业、住址等，并建议通过通信的方式结识、结婚。阐述“男女配合，以专一为贵”[15]的婚姻观念，无疑是领时代潮流之举。蔡元培先生续弦时提出了五个条件:女子须天足，女子须识字，男方不娶妾，男死后女可再嫁，男女双方意见不合可离婚。可以说是惊世骇俗，也体现出尊重女性、婚姻自主、蔑视陋俗的可贵精神。1909年，曾留学日本的张维英提倡婚姻自由，并为自己选择夫婿。而作为清政府首批派往欧洲的留学生、又在中国驻英、法、德等国使馆任职的陈季同，甚至娶了法国人为妻，不仅是清末自由婚姻的典范，也是极具魄力之举。他们的行动带动了婚姻观念的突破，表明封建包办婚姻开始瓦解。

另外，有些信奉基督教的青年男女（多为留学生），结婚时往往借教堂为礼场，请牧师或神父为婚，其礼节非常简单。如塘沽有一对青年男女结婚，先到教堂经牧师点礼，男女学生唱诗，场面隆重热闹。礼毕新婚夫妇乘马在牧师夫妇和朋友们的陪送下回到新家。这在当地颇称奇异，认为较之旧式婚礼文明得多。这种婚礼在中国是否切用暂且不论，但它却说明留学生已经开始用自己的践履来改变中国的传统婚姻礼俗。

2.从包办婚姻到自由恋爱

西方民主精神的三大要素是自由、平等、博爱，此三者之中，自由又居于首位，“不自由、毋宁死”这句话充分表明了人们对自由的向往与渴望。我国长期以来就是一个专制的国度，乃东方专制主义的代表，在婚姻上表现为决定权在于父母而非当事者本人，当事人的婚姻，除非作“司马相如之奔”，是不能自主的，而须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来决定。这里有一个标准认同的问题，即婚姻选择的着意点落在心理方面还是在社会文化方面。自由恋爱强调的是心理条件，是以男女当事人双方情投意合为主;而父母之命式的婚姻则强调的是社会文化条件，是以对方的家世、财产、地位、权利、成就、名誉等条件为主。合乎心理条件者未必合乎社会文化条件，合乎社会文化条件者未必合乎心理条件。在我国传统婚姻中，更多的情况是，尽管男女双方情投意合，但由于不是门当户对而导致婚姻告吹，从而使梁祝、宝黛之恋等一幕幕悲剧接连上演。中国传统社会的基调是他律主义，而西方是自律主义；西方强调个人主义，我国则推崇集体主义、家族主义。

中国传统婚姻之所以缺乏个性解放的色彩，与社会赋予婚姻以联姻通好的意义及香火观念密不可分。传统婚姻与其说是着重男女之间个人与个人的结合，毋宁说是着重男女所属的两大家族的结合，两姓之好以两性之好的形式来体现，这就是所谓的联姻通好、亲上加亲，并形成通体相关、牵一发而动全局的群体形态。此外，婚姻与子嗣被认为是一件不可分离的事体，婚姻的支撑基点是香火观念。西方家庭中的第一关系是夫妻关系，而传统中国家庭中的第一关系却是父子关系，父子关系是家庭中的中轴，其他一切关系都附属其周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一旦绝后，何以上对祖先？古代婚仪并不像后代鼓乐齐鸣，喜庆相贺，而是一种神圣的悲戚，这完全是从人伦、人情即长幼之间的亲情出发而不是从男女之间的爱情欢乐着眼。婚姻是为了义务，而不是为了爱，重婚仪、轻爱情、重义务、轻权利，这是我国古代婚姻的最大特点、缺陷。

20世纪初，自由婚姻观开始流行。当时归国的留学生中有人用西洋音乐简谱写了一首《自由婚姻纪念歌》，反对包办婚姻制度。歌词写道:“世事新，男女平等；文明国，自由结婚乐。”[16]与此同时，在上海还流行起一种叫“通脚婚”的婚俗，即婚前男女双方可以相互交往，这与结婚当事人掀起盖头才第一次相见的传统婚俗大不相同。受时尚的影响，一些违抗父命、追求个人自由的抗婚事件时有发生，如陈范之女陈撷芬，在秋瑾的鼓动下拒绝其父要她嫁人做妾的命令，即是一例。

（四）知识女性对妇女解放的推动

就当时国内妇女的实际情况来看，占绝大多数的农村妇女由于封闭而偏僻的地理环境所限，依然苦苦地挣扎在“四条绳索”的捆绑之下，对变化了的外部世界茫然不觉。相对来讲，一些出身于封建官僚和中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女子则要优越得多，她们不需要为衣食不济而忙碌奔波，同时在父兄的影响之下还有可能接受新思想的熏陶。因而，她们作为“禁缠足”、“兴女学”的直接受益者，不仅推动着近代中国救亡图存运动的向前发展，而且为自身的解放聚集了力量，准备了条件。以兰州为例，1913年，吴慧慈在兰州创办女子传习所（原址在今天的金塔巷），招生20人。[17]1916年，改为甘肃省立女子师范学校，1927年，增设职业科。截至1948年，兰州市接受过私塾以上教育的为11739人，[18]占兰州市总人口的6.4％，其中高中以上教育程度的女性有999名。[19]她们分别从事于矿业、公务、商业、交通、人事服务、自由职业，工业等职业。抗战爆发后，甘肃的知识女性在社会舆论中积极倡导女性的解放、男女平等、女性的积极救国等。例如，王瑞卿认为应该注意新式礼节教育：“我们生活在二十世纪的文明时代，不像从前野蛮未开化时期，应该讲究新礼节。”[20]李若兰认为，在抗战时期，妇女不应该拘泥于家庭，也不应该只在教育战线上工作，而是应该是积极地参与战争、进行革命宣传、督促家中男人参战，积极参加生产工作。[21]抗战结束后，部分知识女性又把目光转向女性自身的发展与男女平等的问题。秦雅在《夫妻生活的合理化》一文中强调：“夫妻应该相敬如宾；以分工合作方法处理家庭事务；遵守性道德；双方共同建立家庭经济基础；夫妻应彼此体谅对方缺点，注意对方优点。”[22]

四、结语

综上所述，如果说自然地理因素是造成社会风俗变迁的最初原因，那么社会经济发展、文化变迁就是社会风俗变迁的重要原因。近代已降，这种变化越来越明显，近代社会生产的工业化、社会政治的民主化、信息传递速度的加快、价值取向、价值观念的更新等等。总之在社会生活中出现了很多前所未有的东西，这些都直接影响了兰州地方社会风俗的转变。

［注释］

[1]：《中国民法总论》，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56页。

[2][3][4]韩秀桃、张德美等：《中国法制史》，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768页。

[5]《抗战时期兰州产业调查》，见《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兰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88年版，第111页。

[6]《名满金城的大丰百货商店经营史》，见《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兰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88年版，第186页。

[7]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12页。

[8]《甘肃省人口统计报告表》，甘肃省民政厅档案，甘肃省档案馆藏，全宗35（6）卷1526。

[9]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版，第82页。

[10]黎星：《谈恋爱问题》，《妇女》，1930年第41期。

[11]汪友兰：《对于新家庭的意见》，《妇女》，1930年第40期。

[12]仁恒：《论自由离婚》，《妇女》，1930年第38期。

[13]徐珂：《清稗类钞》（第5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98页。

[14]《自由女子之新婚谈》，《申报》，1912年9月19日。

[15]《女子世界》，1905年第2期。

[16]郎太岩、张一兵：《中国婚姻发展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36页。

[17][18]《兰州百年大事》，引自《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兰州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8年版，第46页。

[19]《甘肃省各县市局人口教育程度统计表》，甘肃省民政厅档案，甘肃省档案馆藏，全宗26（8）卷562。

[20]王瑞卿：《怎样实施家庭教育》，《妇女旬刊》，1938年第3期。

[21]李若兰：《全国总动员中的妇女》，《妇女旬刊》，1937年第1期。

[22]秦雅：《夫妻生活的合理化》，《兰州杂志》，1945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陈鹏.中国婚姻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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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马之X.中国的婚俗[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

［8］刘志琴.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9］清•徐珂.清稗类钞[M].北京：中华书局，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