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贸易走向何方

【摘要】其他主要贸易国最新公布的数据印证了这一点：一是日本5月经常项目盈余较上年同期下降34.3％，继续打压依赖出口的日本经济。二是英国5月贸易逆差创三年来新低，贸易收支的改善来自于...

7月中旬，贸易数据密集公布；下旬，世界贸易组织(WTO)《2009年世界贸易报告》；就连较少对贸易发表言论的国际清算银行，也几乎在同时表达了对全球贸易状况的担忧。在担忧与憧憬之中，在世界经济“新芽”与“杂草”丛生之际，贸易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个车轮之一，何去何从，再次成为焦点。

一、2009年：全球贸易大幅萎缩已成定局

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贸易萎缩大局已定。世界贸易组织(WTO)在7月24日的《2009年世界贸易报告》中修正了关于2009年全球贸易形势的预测，认为2009年全球贸易额将下降10％，降幅高于3月份预测的9％，是六十年来的最大降幅。也就是说，全球贸易萎缩程度已较亚洲金融危机和科技股网络泡沫破灭时更为严峻。

美国需求疲弱是全球贸易萎缩的主导因素。根据美国商务部数据，5月出口环比增长1.6％，而4月为下降2.0％；进口环比下降0.6％，为2004年7月以来最低，4月为下降1.5％；5月贸易逆差为259.6亿美元，较预测值的302亿美元大幅缩窄，为1999年11月以来最低。由此可见，美国对进口需求的削减步伐，快于其他国家对美国需求的削减，使得美国贸易逆差缩窄的趋势得以继续，但同时也成为全球贸易萎缩的主导因素。

全球贸易链条的一头，是贸易逆差国消费者的“去杠杆化”，链条的另一头，是贸易顺差国制造业的“去库存化”。危机之前，美国进口需求是推动全球贸易不断扩张的重要动力，2005-2007三年间，美国每年进口总额均值为14620亿美元，占全球出口总额的比重平均为12.1％。美国一国进口的萎缩必将带来若干国家出口的萎缩。

其他主要贸易国最新公布的数据印证了这一点：一是日本5月经常项目盈余较上年同期下降34.3％，继续打压依赖出口的日本经济。二是英国5月贸易逆差创三年来新低，贸易收支的改善来自于进口减少(而不是因为出口增加)，特别是从非欧盟国家的进口缩减。因此，数据并没有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出口强劲增长的图画，而是表明消费者处境艰难。三是加拿大5月贸易逆差达到创纪录高点14.2亿加元，主要因为能源及汽车出口锐减，使出口降幅大于进口。由于加元汇率处于高位，出口量及出口价格双双下跌。四是德国5月经季节调整的贸易顺差为103亿欧

元，较4月的90亿欧元略有增加，但出口几无变动，主要受益于进口的下降，且较去年同期的151亿欧元已大幅缩减。五是韩国国际贸易协会(Ⅺ-TA)7月预测，2009年全年，韩国出口可能下滑15.6％，进口减少24.9％。

二、企稳迹象显现，但反弹动力不足

7月23日，研究机构DutchCPB表示，全球贸易额仍在急剧下滑，但企稳迹象正开始显现。该机构在其最新的全球贸易报告中表示，截至5月的十二个月中，全球贸易额较上年同期减少了8.4％，相比之下，截至4月的十二个月中这一跌幅为6.4％。不过，在截至5月31日的三个月中，全球贸易额仅较此前的三个月下滑了3.6％，相比之下，截至4月的三个月中，这一跌幅为6％，而在截至2月的三个月中，这一跌幅甚至达到12.7％，可以看出，全球贸易正显示出企稳迹象，特别是“亚洲地区已接近稳定”。

美国5月贸易数据也透露出部分企稳信号：美国进口连续第十个月下跌，但跌势趋缓，显示美国需求疲弱，但可能已接近底部；出口环比由跌转升，也显示出触底迹象。

但是，目前看来，全球贸易出现明显反弹的动力不足。

首先，美国的消费支出受制于失业率、储蓄率高企而难以迅速恢复，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声称“美国消费者不堪重任”，全球贸易赖以高速运转的最重要的引擎无力支撑。

其次，金融危机淘汰了落后产能，在总量变化的同时也在迫使产业结构进行调整，环保与绿色产业、新能

源产业、医疗产业等成为未来新的增长点，但这一结构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相应的需求与现实供给的不平衡、不匹配也会继续制约全球贸易的反弹。

第三，新兴市场转成需求主导的经济体仍需时日。即使是目前最被看好的亚洲新兴市场国家，也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健全、习惯等难以改变的因素而拥有较高的储蓄率和较低的消费率，因此难以担当替代者角色。

近期的确有这样一种趋势――由于中国经济的出色表现，希望转向了“中国因素”。早在6月份，全球最大航运对冲基金Tufton Oceanic Ltd.表示，波罗的海干散货运指数(BDI)今年来涨幅高达五倍，全靠中国铁矿石需求这个题材。全球大约18％岬型货轮都停靠在巴西、澳大利亚和中国的铁矿石进出港口，集中的程度超过2008年航运业最巅峰时期的14％。一旦中国需求减弱，BDI指数就很可能转趋下跌。另外，新加坡星展银行7月23日在其报告中称，中国正超越美国，2009年将成为新加坡最大的非石油出口市场。美国历来是新加坡商品最大的买家，但新加坡2009年上半年对中国的非石油出口值较对美国出口值高出8亿新加坡元(5.55亿美元)。该报告强化了亚洲贸易国的一种看法，即认为中国将取代深陷衰退的美国，成为它们最大的出口市场。

但是，中国因素的上升更多地是由于美国的后退，所谓此消彼长，成为新的“引擎”尚需时日。具体体现在：第一，从中国最新公布的6月贸易数据看，出口和进口的环比虽然都出现回升，但同比仍分别下跌了21％和25％；第二，以2007年为例，中国进口总额为9559.5亿美元，而美国约24000亿美元，中国需求的替代作用将是地域性的，亚洲受惠程度要高于其他地区；第三，与其他亚洲新兴经济体相似，中国私人消费占GDP比重较低，2007

年约为35％，远低于发达国家的60-70％，且持续下滑；第四，贸易保护主义已在全球抬头，对中国的打击尤其大。世界银行的研究显示，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多国政府已推出多项贸易保护措施，其中发展中国家的措施近半是提高关税。然而，除中国外，其他新兴经济体目前的实际税率仍大幅低于世贸组织的进口关税上限，意味着它们有大幅上调的空间。一旦实施，将直接打击中国未来的出口。

三、贸易重要性上升，增加未来经济复苏难度

伴随着贸易的萎缩，贸易重要性却在上升，世界跨国贸易产品所占比例已经大幅增加。1990年，贸易额占GDP的18％，而到了2006年，比例上升到30％，2007年基本持平。1998-2008的11年间，除2001年外，世界商品出口的增长率都明显超过实际

GDP的增长率，前者的平均增长率约为6％，后者仅为约3％。

从一个更长的时间段看，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过去十年来，日本愈来愈依靠出口带领经济增长――日本制造业2008年的产品出口比率为21％。高于1998年的16％，同时出口占比由20世纪90年代的9％上升到2008年的15％；德国出口所占GDP比例2005年虽仅为41％，但仍远高于1980年的20％；巴西、中国和印度出口占经济比例虽然都不超过35％，但仍远高于二十五年前的比例；美国是出口占比最小的国家之一，2005年出口仅占GDP的11％，1980年为10％。

随着贸易重要性和各国贸易依存度的上升，一些主要经济体的衰退会迅速蔓延至世界各地，同时也增加了未来经济全面复苏的难度。进出口同时萎缩情况下的贸易逆差缩窄可以形成对GDP的正向拉动作用，但容易推动“假复苏”，而非实体经济的真正复苏。

四、贸易依赖性决定复苏顺序

美国贸易数据还进一步坚定了我们对欧美日(G3)本轮经济复苏前景的判断。从5月贸易数据的地区分布看，美国从日本和欧盟进口的下降最为明显，从中国和OPEC的进口小幅上升。

不仅是现在，本世纪以来，欧元区的出口增长都与美国消费增长存在高度的一致性。数据显示，从1995-2007年，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占欧元区出口总额的60％以上，其中美国和英国合计占比高达33.8％。欧元区制造业出口以德国为核心，其最具竞争优势的是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品，而这类产品的购买，更多要依靠融资来支撑。需求／价格弹性很高，在危机时最容易受到影响。因此，美国削减消费对欧元区的冲击要远远大于新兴市场地区。日本经济对出口的依赖性和日本出口对美国的依赖性更甚于欧洲。

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在欧美日三大经济体中“先衰退，先复苏”的迹象越来越明确。美国在2007年四季度陷入衰退，先于欧、日，预计美国的复苏也将领先于欧洲和日本。

五、旧模式卷土重来?

危机之后，美国“借助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获取廉价融资，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物美价廉的商品，同时扩大对外投资”的旧经济模式广受批评，但上述关于全球贸易“企稳”的论断是否意味着这一旧模式又将卷土重来?

过去的增长模式的确有着强大的惯性，美国去杠杆化不是第一次，贸易逆差缩窄甚至出现顺差也不是第一次。而每一次出现危机之后，美国人的储蓄率都会出现急升，上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后就曾经猛增到10％，而2007年经济繁荣的时候曾经出现负储蓄率。同时，美国每一次经济衰退都伴随着贸易逆差缩小，甚至消失，而经济扩张期则往往伴随着逆差的扩大，比如美国逆差最高值出现在经济过热的2006年，上一次顺差出现在经济衰退的t991年。

但是，这次的调整比以往都来得猛烈：储蓄率由－2.7％上升至6.9％，幅度远超上世纪70年代的高位上升。经常项目逆差占比缩窄的幅度也前所未见。

可能有一个更好的论据支撑“卷土重来说”，那就是――过去的增长模式有着内在的原因。美元作为世界货币，与生俱来的“特里芬两难”决定了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主要供应者，美国只能是一个长期的经常项目赤字国；如果不这样，流动性的短缺就会令全球经济陷入紧缩，国际货币体系也会因国际清偿能力不足陷入危机。

特里芬提出这一理论时全球还保持着固定汇率制，但他的理论又被称作“信心与清偿力两难”，即：世界货币必须维持币值和购买力以巩固信心；但同时要保证清偿力，而且也有动力――世界货币国家独有的低利率融资优势使得借钱消费成为理智的必然，因此在必要性和主动性的推动下，经常项目逆差不可避免，但这又会损害世界货币的信心。可见“特里芬两难”的实质不是美元与黄金挂钩的问题，而是世界货币的供需问题；美元目前仍是世界货币，不仅是主要的国际结算货币、交易货币，也是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因此该“两难”仍然适用于现在。所不同的只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担心是美元是否能够兑换成黄金，现在的担心是美元是否会贬值?美国公债是否会发生通胀性违约?特里芬理论意味着，美联储在上个世纪90年代及本世纪初本来是有选择空间的，虽然非常艰难。当时美联储如果拒绝应对最初的流动性需求而实施高利率政策，就可以防止全球范围的借贷浪潮，而最近几年借贷的金融标准也就不会一再放低。但这么做，不仅贸易增长会放慢。美国及全球其他地区的增长速度也会因此放慢。

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争论恐怕仍将继续，但可以肯定的是，旧的世界经济秩序已破碎不堪，而新的秩序建立起来尚需时日。鉴于此，我们可能将经历一段漫长的过渡期。在这个过渡期内，美国“廉价融资，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物美价廉的商品，同时扩大对外投资”的旧模式仍会存续，但将以一种弱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全球贸易将难以回复过去的顶点，而萎缩正是对过去模式的一种纠正。在国际货币体系最终出现根本性变革之前，贸易和资金流动模式都将不断调整，以寻找新的平衡。

面对这样的局面，对中国而言，现实的选择是一方面为长远打算，寻找并倡导新的、更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完善国内的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体系；另一方面是立足现状，通过政策导向，进行结构性调整。结构性调整并非指迅速承担替代美国有效需求的角色，强求转向消费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这在现阶段是不现实的，而且从来没有一个经济理论证明，以消费为主的经济比生产型的经济效率更高，或增长更可持续。

结构调整首先指产业结构调整，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去寻找和满足贸易方向的有效需求。之前国内对中国出口导向型模式的诟病，主要集中在资源利用和环境压力上，但这并不是必然的。例如，危机之前的日本以及德国都是贸易顺差大国，但却没有这个问题。未来政府可以通过提高污染环境的成本等措施来逐步引导产业结构的良性调整。另外，这种模式的弊端还表现在脆弱性，也就是经济增长的外部依赖性和波动会比较大。但是，因为在经济周期上行的时候有积累，因此可以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加大投资，弥补外需下降的空缺。

结构调整的另一个涵义是地区结构调整。全球贸易虽然出现萎缩，但区内贸易仍可能会快速增长。2007年，亚洲的区内贸易只占全部贸易的20％，远远低于欧洲74％的水平，也低于北美洲和大洋洲50％的水平，还有很大潜力。而我国目前轻工业产品供给结构与这些经济体的需求刚好是吻合的，针对资本存量较低的经济体，我们庞大的重工业产能也能有用武之地，中国的对外贸易未来可更多考虑这些地区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