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作品重读一组

如何读《中国人失去了自信力了吗》

《中国人失去了自信力了吗》一文写于1934年9月25日，正是1931年日本侵略军发动侵华战争的“九一八”事变三年以后。鲁迅所关注的，是面对异族侵略，中国人（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国民）的反应、态度。――这个问题，其实是更带普遍性的：只要存在民族危机，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危机，都会出现“如何应对”的问题。

鲁迅的分析，从社会现象入手。面对强敌，中国政府和官员有三种反应：先是“自夸”；接着把希望寄托在“国联”即国际干预；后来就“求神拜佛，怀古伤今”，尽力逃避了。于是，就有知识分子发出“慨叹”：“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仿佛中国真的没有希望了。

如何看待这些“事实”和“中国人失掉自信力”的悲观论调？――鲁迅写作本文，就是要回答这些问题，也是我们阅读的重点：看看鲁迅如何分析，并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还要从中学习研究问题的方法和写法。

鲁迅的方法，是在对现象的具体分析中，提升出三个概念，这也是我们阅读时要紧紧抓住的。

首先，“先前信‘地’，信‘物’，后来信‘国联’”，由炫耀“地大物博”，到求助外国人，看似两个极端，其实有一个共同点，即是“没有相信过‘自己’”。――这是一种“他信力”。

然后，就“逐渐虚玄起来”，求神拜佛，目的是要借此“麻醉着自己”――这就是“自欺力”。

最后，鲁迅提出自己的另一种观察：在“他信力”和“自欺力”的“笼罩之下”，“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这就提出了一个和前面的“他信力”“自欺力”对立的“自信力”的概念；这也是针对“中国人失掉自信力”的高论的：鲁迅始终肯定中国人（主要是中国老百姓）的自信力，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这样，由现象到本质，由“他信力”到“自欺力”，层层推进，最后，就推出了本文的中心概念：“自信力”。――这样的展开过程，是很能显示鲁迅思维与论证的周密性的，值得仔细琢磨。

由此而进入深入论述，也是本文的主体部分。――鲁迅要讨论的是，中国人的自信力建立在哪里？

这也有两个层面。首先是“从古以来”，即历史的层面。中国自古“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需要注意与讨论的是，鲁迅如何评价他们？鲁迅说：“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他， 是中国的脊梁。”――这里有两层意思。其一，这些人在中国“正史”里常常是被遮蔽、掩盖的，原因就在鲁迅这里所尖锐揭露的：中国的正统的、官方书写的所谓“正史”，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写的是帝王将相的历史，那里只有大人物，而无小人物，没有普通民众和为民请命的人的历史。鲁迅因此提倡读民间的“野史和杂说”，“看往事可以较分明”，也“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这个与那个・一，读经与读史》）。其二，鲁迅坚信，尽管有遮蔽，这些人的光耀，是“掩不住”的。鲁迅的结论是：这些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人，才是“中国的脊梁”。这样的评价，分量很重，其意义也很重大：中国人的自信力，必须建筑在对这样的“脊梁”的信赖和依靠基础上。

“这一类的人，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这就自然引入了现实的层面。“他们有确信”――具有真正的自信力；“不自欺”――没有半点“自欺力”：这都是对上文的呼应，也是鲁迅文笔的周密处。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这些用词都很庄重，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内心的敬慕之情。但紧接着就面对一个严峻的现实：“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语气也沉重起来。――这些叙述中的情感变化，都应仔细体味。于是，又忍不住要反驳本文的论战对象：“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诬蔑”一词，重而且狠。也许有人因此要指责鲁迅言过其实，“好骂人”。其实如果细心体会前文中鲁迅情感变化，逐渐积累，这最后一声怒骂，是情之所至，不得不发的。而站在一边战斗，一边被抹杀者的立场上，这样的怒斥，也并不过分：鲁迅是把他对中国的自信力，建立在对这些现实生活中“中国的脊梁”的无限信任与期待上的，他要为之辩护，是理所当然的。

文章至此，本可结束。但鲁迅还要再作提升，提出了一个“如何论中国人”，如何观察和看待中国的问题。

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无论是“要论中国人”，还是“自信力的有无”，都有一个“如何看”的问题：是只看“状元宰相的文章”，为其“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还是“自己去看地底下”，“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这既是一个方法的问题，更是一个历史观、世界观、立足点的问题。而鲁迅的结论：要“看地底下”的“中国的筋骨和脊梁”，由此而建立起中国的自信力，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命题。对如何认识当下的中国社会及未来的发展，更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是可以引发我们深长思之的。

阅读本文，有三点值得注意。

其一，本文是一篇论说文，概括力特别强。它的两个最主要的论断：“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以及“这一类的人，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不过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都是全篇论述的基础，而且有充分的历史与现实事实作为依据，可以说，每一个论断的背后都有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但在文本里，却是隐而不言的，这是论说文的文体性质决定的，但对缺乏阅历的中学生，就造成了阅读的障碍：这些高度概括的论断，对于他们，都过于抽象了。这就要求我们，在指导学生学习本文时，必须引导他们阅读相应的具体的历史与现实材料，获得感性的认识。还可以引导学生，像鲁迅召唤的那样，“自己去看地底下”，去调查与发现身边的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中国的筋骨和脊梁”，写成文章，作《脊梁赞》。这对培育学生正确的历史观，训练他们的观察能力，提高写作水平，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其二，如前所说，本文以论述为主，但严密的论证背后，又蕴含着复杂的情感，却隐而不露。这是本文写作上的最大特点。因此，在阅读时，除了要紧紧抓住其所概括的三个概念及其展开过程，以体会论述的严密，还要注意感悟字里行间、遣词造句中的情感，以及在表达时的隐与显。

其三，课文有一条注释，不可不注意：“文中加黑点的语句，是最初发表在《太白》月刊时被书报检查机关删去了的。”这是最能显示作者的写作处境的。应引导学生由此而进入本文的写作语境――鲁迅早就说过，他发表的文章，都是“伪自由书”，应如何理解？还可以组织学生讨论：检察官为什么要删去这些语句？这样的删节，对作者的表达，造成了什么影响和损害？

怎样读《拿来主义》

阅读本文，要把握好鲁迅杂文的两个特点。

鲁迅写杂文，都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但他对问题的思考，又很深很广，带有很大的超越性。鲁迅杂文可以说是现实性与超越性的结合，个别性（这一个）与普遍性（这一类）的结合。这样，他的杂文就可以超越时空，从他那个时代延伸到当下的中国社会。我因此常说，鲁迅不会成为“过去式”的老古董，而是“正在进行式”的思想家、文学家，他是活在当下中国的。即以这篇《拿来主义》而言，它所讨论的问题――如何对待外来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一个现代中国的普遍性问题；它所批判的种种错误思潮，今天依然存在，只不过换了名目，有了新的招牌，新的花样。我们完全可以把这篇《拿来主义》，看作是鲁迅对当下思想文化问题的一个发言。我们读者则要结合着正在发生的思想文化现象，去和鲁迅交换意见，从他那里得到启示。这样带着现实问题或联想去读，就会觉得很亲切，也就读活了。

但鲁迅毕竟是杂文家，他是用杂文家的思维，去思考重大的思想文化问题，用杂文家的笔法，去表达他的意见。因此，我们读鲁迅的这篇《拿来主义》，就不仅要注意他“说了什么”，更要注意他是“怎么想”的，以及“怎么说”的：他如何把如此重大、复杂，别人写了上万、上百万言也说不清楚的问题，却举重若轻地用一千五百字就说明白，说透了；而且说得那样生动、形象，妙语连篇，让人忍俊不禁，回味无穷。把握鲁迅的“杂文思维”和“杂文笔法”无疑应该是我们阅读的重心。

现在我们就进入具体的文本阅读。

全篇的结构分成两个部分，实际是用两种不同的写法，来展开他的“拿来主义”的主旨。

先看第一部分（1―7自然段）。

一开始就说清楚问题提出的背景：在中国奉行“闭关主义”的锁国政策，与世界隔绝的时候，“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自然就不存在“如何对待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的问题。只有到了被西方国家用“枪炮打破了大门之后，又碰了一串钉子”，这才开始面对不同于中国的西方文化，并在其冲击下，开始反思传统文化的得失，才有了“如何对待”的问题。――其实，这也是今天的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在经历了的“闭关主义”以后，进入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时代，如何对待外来文化和自己的传统，就自然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中心问题，可以说，是时时、处处都要面对的。

而且对问题的回答，也从来都是五花八门的。如何把握和分析纷纭复杂的各种意见、思潮，是一个难题。鲁迅曾说，杂文家批评一个人，或一种社会现象、文化思潮，常“加以简括的名称，虽只廖廖数字，却很要明确的判断力和表现的才能的”（《五论“文人相轻”――明术》）。我们读过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就是把在如何看待自己民族问题上的不同心理简括为“他信力”“自欺力”和“自信力”的，因为简明而又帖切，此语一出，就让人难忘。这篇《拿来主义》用的也是这样的“简括法”。他把如何对待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形形的思潮，概括为“送去主义”“送来主义”和“拿来主义”，既简简单单，又明确醒目。――我们阅读时，就要紧紧抓住这三大“主义”，细加体会。

一曰“送去主义”。“送”的主要是中国的“古董”，后来有了“进步”，又加上点“活人”。“送”的目的是“发扬国光”，“顺便到欧洲传道”。鲁迅敏锐地注意到，这样的“送去主义”并没有按照“礼尚往来”的仪节，同时“拿来”：只“送”不“拿”，只输出不输入，就显出了民族保守主义的本质，背后或许还有传统的中华中心主义。――我们会立刻联想起当下的中国：在中国经济发展位居世界第二的背景下，这样的“送去主义”就更是成为时髦，新挂出的招牌是“中国文化中心主义”“中国道路拯救世界”“输出软实力”，等等。因此，鲁迅当年的警告，在今天就具有了现实的意义：如果“只是给予，不想取得”，必然是自我陶醉，而不思变革进取，其结果就是不能给子孙“留下一点礼物”，长此以往，数十年、百年之后，“当佳节大典之际，他们拿不出东西来，只好磕头获喜，讨一点残羹冷炙做奖赏”，那时，他们会怎样评价我们这些“不肖祖先”呢？

二曰：“送来主义”。“送”来的都是“洋货”：“先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有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鲁迅说，这样的“送来”，让中国“清醒的青年”感到“恐怖”。因为它是“抛给”的，是强制接受，并且是不允许选择的，这样的区别于主动“拿来”的“送来”，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扩张，在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上，是西方殖民者的军事、政治、经济侵略的伴随物。――今天的中国，已经获得了独立，我们的开放，基本上是独立自主的；但盲目地、不加选择地被动接受抛来之物的现象，仍时有发生，如何变“送来”为“拿来”，也还是个问题。

三曰：“拿来主义”，这是鲁迅倡导的，他有一个很好的概括：“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这里，有三个关键词。首先是“自己”，无论是吸取外来文化，还是继承传统文化，都必须保持自己的主体性与主动性。其二是“运用脑髓”，就是要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独立选择。其三是“眼光”，既开阔、宽广，又深刻、独到。

对这三大主义，鲁迅是自有价值判断的。但值得注意，也是我们最感兴趣的，是他对不以为然的倾向，并不进行正面的批判、驳斥，而是用他最擅长的微含嘲讽的杂文笔调，作事实的呈现，寓褒贬于描述中。请读这样的句子：“还有几位‘大师’们捧着几张古画与新画，一路挂过去，叫作‘发扬国光’”――由“大师”“捧着”，又“一路挂过去”，本身就构成了一幅绝妙的漫画；“当然，能够只是送出去，也不算坏事情，一者见得丰富，二者见得大度”――言此意彼，明褒暗贬；还有“我在这里也不想对于‘送去’再说什么，否则太不‘摩登’了”――这更是随手拈来，在读者会心一笑中，所有那些振振有词的高论都不攻自破了。

文章的第二部分（8、9、10自然段），鲁迅又换了一种写法：打比方，用小说家的笔调，描述一个假定情景，勾勒几个典型人物。鲁迅笔下的“大宅子”，从他的用语“祖上的阴功”“做了女婿换来的”之类，很容易让我们想到，是在隐喻中国传统文化，但也不必拘泥于此，扩大为包括西方文化在内，也是可以的。根据对中外传统的态度的不同，鲁迅提供了三种类型。一是害怕污染而“徘徊不敢进门”，鲁迅斥之为“孱头”；二是完全拒绝，“放一把火烧光”，鲁迅干脆称之为“昏蛋”；三是欣欣然“接受一切”，那就真是个“废物”了。――这同样有着极大的概括力。我们不难从当下中国社会，以至周边生活里发现类似的人，鲁迅的刻画实在是惟妙惟肖，这是不能不哑然失笑的。

鲁迅笔头一转：“‘拿来主义’者是全不这样的”，于是，又画了一幅全新的图像：“他占有，挑选”，不特意“显其平民化”，不故作“彻底革命”状，该“使用”就使用，该“存放”就“存放”；也不刻意保存“国粹”，该“毁灭”就毁灭，既不激进，也不保守。这样的“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的选择、态度，是基于一个标准：是否有利于“现在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鲁迅最后把一切归结为“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也就是说，要做到独立、自主地对待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关键是要有“新主人”。而新主人的特点又是十个字：“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本来，这是大有文章可做的，鲁迅却戛然而止：他把进一步的思考留给了我们读者。

最后，又把笔收拢在“拿来主义”的主旨上：“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这点睛之笔，就成了警句，是应该反复体味，背诵，牢记在心的。

漫说《春末闲谈》

我们从文章题目读起：其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闲谈”二字。鲁迅曾回忆说，小时候，“水村的夏夜，摇着大芭蕉扇，在大树下乘凉，是一件极舒服的事。男女都谈些闲天，说些故事。孩子是唱歌的唱歌，猜谜的猜谜”（《自言自语》）。这是鲁迅终身难忘的记忆。直到晚年，他还在上海里弄里寻找这样的邻居间“谈闲天”的乐趣（《门外文谈》）。鲁迅说，“听闲谈而去其散漫”（《关于翻译的通信》），记录、整理出来，就是一篇好文章。我们可以设想，眼前的这一篇，就是鲁迅在“春末”和三五好友“任心闲谈”的产物。

“闲谈”之“闲”，首先是一种心态，所谓“任心闲谈”“任意而谈”，强调的都是谈话主人心态的放松、闲适和从容。“闲谈”更是一种文体，文学史上称之为“随笔”或“闲话风的散文”。其特点，不仅在题材上的漫无边际，而且在行文结构上也是兴之所至，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周作人说，这是“情生文，文生情。这好像是一道流水，大约总是向东去朝宗于海，他流过的地方，凡有什么杈港湾曲，总得灌注潆洄一番，有什么岩石水草，总要披拂抚弄一下子再往前去，这都不是他的行程的主脑，但除去这些也就别无行程了”（《莫须有先生传・序》）。――我们也可以设想：这篇《春末闲谈》，就像周作人提示的那样，是一道鲁迅心中的河流，一直奔向某一个地方（这是“他的行程的主脑”）；但水流过的地方，又随时停留，有许多岔路，又随时回到主航道，“再往前去”……

我们姑且把这次阅读，当做一次心的沿河旅游，听鲁迅一路讲过去。

还是紧贴文章的题目，从北京的“春末”讲起：鲁迅说他所感觉到的却是“夏意”。周作人写《北平的春天》也说，北京只有“冬的尾”“夏的头”，而没有真正的“春”。这本身就很有意思。

既然谈到了夏，就顺便想到了“盛夏”时节的“故乡的细腰蜂”。这又唤起了鲁迅的童年记忆，就流连忘返，“灌注潆洄一番”，讲了一大篇细腰蜂的故事。先是绘声绘色地描述“铁黑色的细腰蜂”如何在“桑树间或墙角的蛛网左近往来飞行”，有时“衔”一支小青虫，有时“拉”一个蝴蝶：这都是小说家、散文家的笔法，简练而传神。这倒引起了好奇心：这样奇怪的行径，背后有没有故事？有的。鲁迅顺势讲开了有关的传说与解说：“老前辈”如何讲，《诗经》里怎样写，“考据家”又提出什么“异说”，以及我们应该相信谁，等等。接着鲁迅又郑重其事地引出“法国的昆虫学大家发勃耳（按，今译“法布尔”）”的观点，不但“证实”了“给幼蜂做食料的事”，而且指出这细腰蜂是“一种很残忍的凶手，又是一个学识技术都极高明的解剖学家”，依据是它“用了神奇的毒针，向（小青虫）那运动神经球上只一螫，它便麻痹为不死不活状态”。――这就真够神奇的了。我们读者也不知不觉地被鲁迅的讲述所吸引了。细心的读者说不定还察觉出故事讲述人鲁迅的心态，逐渐变得严肃起来，不像开头那样轻松了。但不管怎样，写到这里为止，还是很像一篇“科学小品”，生动，有趣，也有知识性。

但鲁迅“行程的主脑”似乎并不在于此。在如此“潆洄一番”以后，他还要进入主航道。由小青虫的“运动神经球”，想起了“神经过敏”的E君（鲁迅的好朋友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想起他关于“科学家”的另一种也是颇为奇怪的想法：“不知道将来的科学家，是否不至于发明一种奇妙的药品，将这注射在谁的身上，则这人即甘心永远去做服役和战争的机器了。”――E君这异想天开的一问，引发出鲁迅联翩浮想，文章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这是整个航路的转折点。

鲁迅凭借着他的深厚的知识储备，首先联想起中国古书（《尚书》《左传》《孟子》之类）所记载的“我国的圣君，贤臣，圣贤，圣徒之徒”的理想“君子劳心，小人劳力”之类，由此又忍不住发表了一通议论。他尖锐地揭示了这些“治人者”的内在矛盾：“要服从作威就须不活，要贡献玉食就须不死；要被治就须不活，要供养治人者又须不死”。――注意这里的用语：鲁迅用“不死”与“不活”的两难，来概括“治人者”的矛盾，显然是要在语言上将这里的讨论和前面关于细腰蜂的特殊功能的描述（把青虫“麻痹为不死不活状态”）衔接起来，因此，也就很自然地说起“没有了细腰蜂的毒针，却很使得圣君，贤臣，圣贤之徒，以至现在的阔人，学者，教育家觉得棘手”。――这样，细腰蜂的故事，与这里讨论的“治人术”的问题，就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前者是“引子”，现在才进入“正文”。

然后，鲁迅笔锋一转，提到“现在又似乎有些别开生面了，世上挺生了一种所谓的‘特殊知识阶级’的留学生”。――这又是一个深入与开拓：由传统的“治人术”讨论到“现在”的“治人术”；由批判传统的圣君、贤臣、圣贤，到锋芒直指现实的“特殊知识阶级”。这才是鲁迅《春末闲谈》的真正指向和旨意所在。前面几大篇“闲话”，到这里才“有点意思”了。因此，紧接着，鲁迅大谈“遗老的圣经贤传法，学者的进研究室主义，文学家和茶摊老板的莫谈国事律，教育家的勿视勿听勿言勿动论”，这全是应有的展开：在鲁迅看来，这都是“特殊的知识阶级”（学者，文学家，教育家，等等）向统治者奉献的“治人术”，而且是古今相通的。

但鲁迅最为关心的，还是这样的“治人术”是否有效。鲁迅专门讨论了“外国的”也是“我们中华”固有的既新且旧的“治人术”：“不准集会，不准开口”，冷冷指出：“虽有二大良法，而还缺其一，便是：无法禁止人们的思想。”――这可谓一针见血，也可以看作是本文最为警辟之论，点题之笔。

鲁迅的思绪绵绵，又转入对“治人者”及其帮凶、帮闲，鲁迅概称为与“窄人”对立的“阔人”的心理分析。这是他最为擅长的。于是，就谈到了“阔人”的“三恨”，又有了阔人们的最大梦想：“假设没有了头颅，却还能做服役和战争的机械，世界上的事情就何等地醒目啊！”鲁迅又立刻联想起《山海经》里的怪物刑天，“他没有了能想的头，却还活着”，这对于阔人们，又是“何等安全快乐”！但是（鲁迅文章里有许多这样的转折），又想起了陶潜的诗句“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不禁发出感慨：“连这位貌似旷达的老隐士也这么说，可见无头也会仍有猛志，阔人的天下一时总怕难得太平的了。”这最后一句，也是可以视为本文的一个警句的，说不定鲁迅最想表达的，就是这样的警示：鲁迅早就说过，他的任务就是要不断发出不祥的“恶声”。

鲁迅的心河，流到这里，本就到头了。但还要有一点回流：顺便嘲弄一下他的主要论敌“特殊知识阶级”的国民。据说“特殊知识阶级”的特殊就在于他们拥有“良心、知识、道德”的优势。鲁迅因此嘲讽说：“精神文明太高了之后，精神的头就会提前飞去，区区物资的头的有无也算不得什么难问题。”在会心一笑之后，我们的阅读路程终于结束了，留下的是无尽的思索……

以上的分析，意在理清楚鲁迅这篇《春末闲谈》的思路，文气的流动。真要领悟其文字的魅力，还要作更具体深入的文本细读。比如前文提到的“不准集会，不许开口”的治人术那一段，鲁迅就没有停留在这样抽象概括上，而是展开了丰富的形象的联想。忽而由“不准集会”而联想起“人民与牛马同流”的命运，忽而由“不准开口”，想到“仓颉造字，夜有鬼哭”，想到“猴子不会说话，猴界即向无风潮”，等等。说起禁止的“实效”，又立即想起“那么专制的俄国”王室的结局……这样思绪的风筝随时放出去，漫天飞舞，又随时收拢来，线头始终握在自己手里，就可以收、放自如。这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散而不散，形散神不散”。这样的散文笔法中，还夹杂着杂文笔调，比如在说了“猴子不会说话，猴界即向无风潮”以后，又拉开说一句――“可是猴界中也没有官，但这又作别论”，加上这样的冷幽默，就妙趣横生了。

于是，我们发现，即使是《春末闲谈》这样的随笔，鲁迅也是把小说笔法、散文笔法与杂文笔法杂糅在一起的。这样的文体渗透，再加上知识（文学知识与科学知识）与思辨的巧妙融合，都是最能显示鲁迅的才情与创造力的。读这样的作品，真是一种思想、艺术、情感的享受。

（北京大学中文系；100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