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遗痛:在新闻硝烟散尽之后

拆迁户：无法复原的痛

病床上的钟如琴不止一次请求安乐死。每每对照以前的照片，就痛哭不已。她在微博中问：“这是我吗？我的身体几乎被疤痕包围了，我想谁看到我都无法接受吧？可这些疤痕就长在我身上，不是一天也不是一年，而是一辈子。”

她严重烧伤的身体不得不用弹力裤、弹力衣包裹，里面贴上不透气的“疤痕平”。到了晚上，再绑起双手睡觉。

2010年9月10日，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上百人的拆迁大队开着黄色挖掘机、红色消防车步步逼近，随之出现的惨景震撼全国：钟家三口将汽油迎头浇下，点燃了自己。钟家伯父叶忠诚惨死，罗志凤、钟如琴母女重伤。

在这个居住了十多年的房子里，钟家九个孩子陆续成长、结婚。记忆曾如此美好：井台边，姐姐洗衣后叫醒贪睡的妹妹；母亲在剖鱼，洗净青菜、肉，准备着团聚的丰盛午饭；妹妹在一旁美容，有一搭没一搭聊天……如今，14个房间空空荡荡。

病床上的另一人是母亲罗志凤，与女儿泪眼相望。她俩身上“像穿了盔甲一样”、“有时全身就像针扎一样疼，有时痒得钻心，挠也不能挠，打也不能打，这样折磨人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家族中两人日夜守护着随时可能被拆的房子，其他人大都放下工作，蜗居在北京的出租屋内，随行护理两个烧伤亲人。两兄弟负责做饭、晚上陪床，姐妹帮助母女洗澡、按摩。

凤凰卫视一名编导去探望钟家母女，发现钟如琴有些抑郁，泣不成声，她心存最普通的愿望：留长发，穿漂亮衣服，嫁人生子。“她哭了快半小时，我找不出一句话安慰她。”

钟如琴姐妹时常会想念她们的伯父叶忠诚，那些怀念都写在了微博中：“不知道您在那个世界还好吗？那彻骨的痛是不是依然围绕着您？”钟如九说。

刚刚过去的新年，钟家想让伤者出院在出租房吃顿团圆饭的简单心愿没能完成。年夜饭是在医院吃的。钟如琴又做了个手术，但还不能下床。

时间并不能让人忘掉一切，正如钟如琴所说：“这个世界最无情的是时间，不管你有多么痛苦、多么心痛、多么难舍难分、时间却无动于衷……”

曾经导致夫妻离婚、父子失和、兄弟反目的嘉禾拆迁，同样可以证明这一点。七年多了，家庭中的裂缝长久存在，那些在心房上的拆迁，永远无法复原。

为推进一个占地189亩、涉及1100多户7000余人的商业项目，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曾实施了一项“株连政策”――要求全县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做好拆迁对象中亲属的“四包”工作，否则将实行“两停”处理――暂停工作、停发工资。

2004年4月，由于父亲李刚皇抵制拆迁，身为教师的李小春、李红梅姐妹被迫分别与自己任公职的丈夫离婚。这种“不是办法的办法”，一度成为嘉禾县一些家庭的选择，如钟水乡派出所民警李勇与妻子李运红离婚、县水电局股长李良柏与妻子李土姣离婚，均因近亲涉及拆迁。官方注意到这一独特的现象，在县城范围内暂缓办理离婚手续，一些人就跑到郴州市办理。

与宜黄钟家的单一家庭闹出命案不同，嘉禾的株连政策看似没有那么激烈，却对无数个“家”拼接而成的社会体系有着更隐形和致命的破坏。在嘉禾拆迁发生之时，一个小女孩路遇生父，因不与母亲相认而痛哭街头。这一画面通过央视的镜头播出，戳痛了国人的心。尽管那些离婚的夫妇后来都已复婚，李小春姐妹的婚礼还是由当时的中央调查组组长主持的，但七年后的今天，一位已近成年的孩子仍会质问父母：“你们当年为什么要离婚？你们好过吗？”

即使是假离婚，对家庭成员造成的伤痕也并未随时间的流逝彻底消失。

嘉禾拆迁中的另一对主角李会明夫妇，则提供了另一种样本。他家是嘉禾强制拆迁的第一户，家里的亲戚有11个人是公职身份，拆迁期间均受影响。李会明和妻子李爱珍被送往看守所，独子因拆迁离婚。那一年，李会明的孙子才两岁，岳母已经九十高龄。

七年过去了，李会明夫妇虽未因此离婚，但那些被改变的生活与内心，再也回不去了。他们一家四代人坚守在拆迁废墟之上，妻子一度精神崩溃，后来去给当地的红白事唱歌，这种在悲喜间游离的手艺，居然成了家庭主要收入之一。

拆迁官：个人复出

因拆迁丢官，嘉禾官员可算首例。国务院就此定性，“这是一起集体滥用行政权力、损害群众利益的违法违规事件”，并处分了嘉禾县五名县级领导干部。

按照时任嘉禾县委书记周余武的自我检讨，强拆政策的出台源于“考虑外商利益多，考虑群众利益少”。被撤职之后，他反复思考得出的结论是：“关键原因是没有从灵魂深处接受落实好科学发展观。”不过，他只是与郴州市水利局长进行了职务对调。

接任周余武的曹建平，在事发后的2004年6月履新。上任五年后他才敢接受媒体采访，“嘉禾正处在特殊时期，说现在做得好或者不好，都很微妙。我们希望尽量淡出媒体的视野，多做少说。”这五年里，他每天最主要的工作是接待上访群众，“过去嘉禾几乎所有的老访民，都会到我这里来报个到”。

2005年调任嘉禾县长的陈荣伟，在上任后不久也领教了嘉禾访民的执著。“有个上访户在找我的过程中，录了我一年音。一心想当民间代言人的两位老人，隔三岔五就来找我，我一年接待他们12次以上。”陈荣伟曾公开说。

在拆迁之前，李会明与当官的井水不犯河水；强拆之后，逢年过节，李会明的大板房是县领导必须亲往的。2008年6月，李会明因弹棉花手指落残，一个月之内县里便补助他1500元。

去年，新县委书记赵宇上任，李会明在接待日上表达：“我们都对你抱有很大的希望，对这些拆迁问题你一定要解决，不然你哪有时间去解决其他问题。”

虽然拆迁问题还没解决，被免职的官员却已悄悄复出。如周余武后来改任郴州市教育局长，原县长李世栋任郴州市南非商务联络处调研员，原县长助理雷知先任嘉禾县计生委主任。

在钟家自焚事件七天后，宜黄血拆的主要责任人被处理：宜黄县委书记邱建国、县长苏建国对拆迁事件负有重要领导责任，抚州市委决定分别对两人立案调查。此外副县长李敏军等其他六位官员也受到免职等处分。

2011年12月，邱建国、苏建国分别出任抚州金巢管委会主任、抚州市公路局局长。躺在北京病床上的罗志凤、钟如琴没有说话。一些网友对此感到失望，钟如九回应“我们第一时间就知道了这件事，感到非常震惊也很委屈”。

在宜黄事件中，一名自称“慧昌”的县政府官员发表《透视江西宜黄强拆自焚事件》一文，称“没有强拆就没有我国的城市化，没有城市化就没有一个个‘崭新的中国’，是不是因此可以说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

他还写道：“强拆容易出问题这是肯定的，但政府不能因为容易出问题就放弃不做。因此，剩下的就只是问题出的大小和是否可控，而会不会出大事、出了大事是不是控制得住，实在说，就要靠运气了。”

拆迁地：项目继续推进

宜黄钟家的房子位于河东开发区桥头村。2002年起，宜黄县政府就与开发商签订合约，整体开发河东新区。大规模的征地拆迁，从宜黄河东岸逼向钟家所在的福泉岗。按照“慧昌”的说法是，“一座新城拔地而起，身在其中感觉与沿海发达地区几无差别……宜黄的发展变化，折射出了整个江西乃至整个国家的发展变化。”

2007年12月起，宜黄钟家便开始对抗拆迁。代表城市化的客运站已在家门口建成，事件之后，宜黄宣传部门告诉媒体：“钟家的这个地块，将成为进入客运站广场的通道。”但在开发规划沙盘中，钟家看见他们宅基地的将来是一座酒店。

更多的居家和耕地已被肆意扩张的城市化所取代。在上海市闵行区，环绕虹桥综合交通枢纽的2.6平方公里土地，新开发用于商务、办公、宾馆等服务业，在华漕镇，不少土地被规划为发展备用地，等待他用。

在三年前的夏天，华漕镇上演了一出“以暴制暴”，已在国外生活的闵行区潘蓉夫妇特意从新西兰赶回，带来在奥克兰打野鸭用的弓弩，又将汽油装入红酒瓶，自制成燃烧瓶。这一守护私宅之举，换来了八个月刑期。

在重庆，2007年“最牛钉子户”尚未被人淡忘，四年之后，不少商户居民开始往市政信箱投递邮件，抱怨杨家坪步行街的老旧，原本的现代化正在迅速老去，新的拆迁运动或已酝酿。

而在嘉禾的拆迁废墟上，少数拆迁户返回重建家园。国务院的处理不过一月，原本停滞的商贸城项目再次启动。连县城建官员都找到县委书记曹建平，请求不再拆迁。“这样的心情可以理解，所以能不拆迁就尽量不拆迁，但是遇到必须拆迁的问题，还是得依法大胆地去干。”曹建平答复。

在嘉禾的废墟边上，当年负责拆迁的开发商已盖起了十来栋商品房。

李会明用几个数据表达了这个拆迁地的城市化：毛坯房每平方米1600元，精装房2000元。而当年拆迁之时，与开发商协商的价格是毛坯房每平方米488元，精装房每平方米600元。

用什么守护私宅？

暴力抗争很难阻挠任何一次强拆。自从拆迁事件之后，李会明便自学法律，专业的如清华大学法学课程，实务的如湖南省内出台的党政机关新规或政府工作制度。在这些印刷品摆上新华书店前，他都已通过各种渠道先行学习。

2011年，李会明总共赢了5个行政复议。自己的3个，帮助别人的2个。

一个是嘉禾县民办教师群访，要求把在职期间的养老保险买齐，嘉禾县政府原本不予理睬，在李会明申请后已将款项补齐。

二是李会明老家的农林责任田地附近建了许多围墙，在李会明的要求下，国土局拆掉了这些违法建筑。

三是拆迁时政府另租房子给李家住，但没有按时缴纳房租，房主不断催促，李会明据此要求政府履约。

帮助他人的两个官司则事关水利厂征地过程中要求账目公示，以及帮助拆迁户争取权益。

因各种事端上访的人也都涌到李会明的家门口，“每天不少于5个，多的时候上20人”。他们要求李会明帮助自己写上访材料，为此嘉禾县的警察不止一次拜访李会明，警告他不要再多管闲事，妨害社会稳定。

如李会明这类“久病成医”的案例并不鲜见。2001年底，内蒙古通辽科尔沁区第十中学退休教师陈显的房子被强拆，他开始找律师状告政府。令他苦恼的是，没有一个律师愿意。此后，陈显便自学法律，通辽地区的许多拆迁户也频频求助于陈显，让他成为当地有名的公民人。

钱明奇死前，他的卧室桌上摆放着《新编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法律手册》《拆迁安置补偿索赔技巧和赔偿计算标准》 《房屋拆迁、补偿和安置》等法律书籍。十年的维权未果，使他最终失去耐心。

2011年5月26日上午，钱明奇制造了一起连环爆炸案，爆炸地为江西抚州市检察院、临川区行政楼、临川区行政楼东边广场，3人死亡，5人受伤。在此前五天，钱明奇在微博上说：“抚州市在2002年5月借修建京福高速公路之名，擅自降低补偿标（准），克扣征地拆迁款约计1000余万元以奖金私分，给我造成损失200余万元。”

这一已逾十年的拆迁案，令他失望之极：“十年来，我依法诉求至今未果……当初我没有像唐福珍、汪家正等人舍身保家抗腐那样做，今不想做第二个钱云会和徐武，逼迫我向学习。”

中法混血的华新民已不再相信能从法院获得拆迁公正。2005年北京无量大人胡同的拆迁，逼使她勤学法律，为自己的院子维权，换来的却是法庭上的荒诞笑话。“南小街拆迁时，哈佛毕业的老律师也保不住自己的房子。”她说。

华新民转向利用网络、媒体阻止每条胡同的拆迁。曹雪芹故居拆迁之时，她写了近十封恳求信给北京市委市政府，并求得红学家周汝昌的帮助，但推土机依然毫不留情地推平一条条胡同和一个个四合院。

“我多想搬起我的小板凳坐在胡同口，看住我的每一条胡同，看住我的北京。”华新民不止一次如此说，“它们的消失将使我成为一个永远无家可归的孤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