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烧犹太书

到2008年，事情已经过去75年了，自从在德国发生焚书事件后，文学就从这个国家被赶了出去。作品被扔进劈柴堆的作家中，没有一人尚存人间。大部分作家甚至没有活过流亡时期；那些回国的作家已无法理解自己的国家；对他们的祖国和人民永远也不会很信任了。而德国和德国人对大部分归来的作家也没有兴趣，已经是一个新时代，这些老人对他们还有什么用？

75年后，在慕尼黑附近格雷费尔芬一幢房子里，萨尔茨曼坐在一张褐色的长沙发上。他的周围放满了书，许许多多的书。1933年5月，当时萨尔茨曼才3岁。我前去拜访时，他已经78岁了，他拥有被焚书籍的最大私人藏书量。多年来，他收集了12500册，这是少有的、极为珍贵的藏品。

萨尔茨曼只收藏第一版，他的雄心是拥有每一位被焚书作家全部作品的第一版。由于一直未能理清楚焚书时的详细情况，所以他专门针对90位作家，孜孜不倦地收集他们的作品。

“每一本书都有一个故事。”他说，“这些故事我没有记下来，我必须讲述每一本书的故事，使人们了解一些被焚的作品，了解一些5月那天‘书被焚，人被忘’的作家们。”

雨夜烈焰

火焰的旁边站着一个脸上泛红的胖女人，她看着一片被烧掉半截的书页随风飘在空中，同时紧紧捏着她丈夫的手往人群里挤。她很快就站在了《真理报》记者的身旁；明天，这位记者就要将报道发往莫斯科。

那是1933年5月10日，刚过午夜，柏林大剧院广场上人声喧哗。大量“对犹太人起败坏作用的书籍”被焚烧。人们远远就能看见火焰蹿起10米至12米高。组织者委托一家烟火技术公司做准备，堆起了八个数米长的劈柴垛，地上事先撒了沙，以免石块路面受到损坏。21点30分天却开始下雨，这使那家公司的玩火高手们有点尴尬。

那个下雨的晚上，在柏林歌剧院广场，戈培尔穿着紫色大衣，站在一个小讲台上。探照灯下，他看着燃烧的火焰，看着大学生们、冲锋队员们、充满期望的观众们，宣布“一个言过其实的犹太智慧时代”已经结束，为德意志精神扫清道路的“德意志革命爆发”了。他喊道：“今年1月30日，纳粹运动夺取政权时，我们还不知道，运动会在德国席卷得如此之快、如此之猛。”其实，就在焚书前一天，连戈培尔自己都不敢相信德国人已经走得这么远，他们愿意看着最好作家的书被扔进燃烧的火焰中。

在那个晚上，全世界看到德国文学被驱逐，过去、现在和未来，德国文学从这个国家的记忆中消失了。对于上了黑名单的131位作家来说，那个晚上仿佛是穿过他们生平和作品的裂纹，也是一条穿过德国历史的裂纹。

阿尔萨斯作家勒内・席克勒的书在那个晚上根本没有列入焚书清单，是后来才从德国的图书馆被清除的。他在国外的流亡地写道：“如果戈培尔得逞，将我们的名字从德国的黑板上擦去，那我们等于死了，我们就是散居在外的、生活在缺水之省的犹太鬼。下一代人就会对我们一无所知。”这也就是戈培尔的目的，是5月之夜那把火的目的，也是当时所有将书扔进火焰的人的目的。

对许多作家而言，焚书起到了纵火者当时希望能起到的作用：永远忘记，将他们及其作品从国家的集体记忆中抹去。事实几乎就是这样，好像这些书和这些人从来都不曾有过。

当然，这并不适用于当时的大作家们，不适用于图霍尔斯基、克劳斯・曼、亨利希・曼、约瑟夫・罗特和斯特凡・茨威格。对这些作家而言，1933年5月10日那天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作品被忘记。对他们来说，“只是”生活被毁灭了。他们被剥夺了读者、剥夺了已经习惯的生活、剥夺了祖国、剥夺了家乡、剥夺了幸福。甚至往往也被剥夺了生命。

流亡

在那些永远不会被遗忘的作家中，斯特凡・茨威格与约瑟夫・罗特是一生的好朋友。从德国焚书的那天起，这两个人的生活就被彻底打碎了。

茨威格是奥地利人，也是犹太人。他出生在一个古老而富有的维也纳企业主家庭。他是20世纪20年代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德语作家之一，读者喜欢他描写统治世界和发现世界者的传记小说，这些作品往往以细腻的心理描写著称。人们也很喜欢他描写人类灵魂黑暗面的中篇小说。

“在德国根本不可能再出版书了！”罗特于1933年3月17日突然写信给茨威格并于4月6日补充道，“我跟你说过的都是真的：我们的书在第三帝国不可能出版了，他们甚至不让我们刊登广告，在书商的交易报上也不行；书商会拒绝我们的，因为冲锋队会砸烂书店的橱窗。”

事情果然发展到这种地步，但茨威格还是不愿相信这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1933年5月10日，他写信给法国作家罗曼・罗兰，信是这么开头的：“亲爱的朋友，我今天要告诉你，5月10日是‘光荣’的一天，因为我的书在柏林的劈柴堆上被焚烧了，就在我曾经当着上千人的面作过报告的那个大学前面。”他写这封信时已经不知如何是好，信中流露出一种惊讶，他根本无法相信他和他的作品所遭遇的事情。

他坚信，总会出现一种理智来克制这种疯狂的举动，而纳粹也许只是瞄准政治上不讨人喜欢的人、左派分子、共产党人，而不会针对安分守己、稳重克制的人。

就在纳粹统治的头几个月里，有一次他被错当成阿诺尔德・茨威格而受到极为恶劣的攻击，他愤怒至极。但茨威格又想，对了，答案就在这里。他们是要攻击阿诺尔德・茨威格，这还可以理解。因为阿诺尔德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共产党人、政治斗士，很明显，这样的人正是纳粹所痛恨的。而现在纳粹将他和这样一个人混淆起来了，他必须澄清。

罗特拦住了他，让他平静，绝对平静，并向他解释新时期的基本形势：“他们把你搞错了，不是因为你叫茨威格，而是因为你是一个犹太人，一个文化布尔什维克，一个和平主义者，一个文明的文学家，一个自由思想者。抱任何一种希望都是毫无意义的。这种‘纳粹创新’到了疯狂的地步。”

的确，茨威格的和平主义、他的财富、他的成就，还有他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崇拜使他在当时的德国成为最受痛恨的作家之一。一开始他还有奥地利可以待，然而那里的土地也越发变得动荡和危险了；最后茨威格只好步朋友罗特的后尘流亡海外。

流亡生活把他和罗特都毁了。罗特不断地拼命喝酒，直至1939年5月在巴黎一家医院去世。茨威格也于1942年在他流亡的巴西城市佩特罗波利斯自杀。在罗特去世的那天，茨威格在写给前妻的最后一封信中也再次回忆起这位朋友：“当我回忆起好人约瑟夫・罗特和里格尔时，我真高兴，他们不需要再经受这些考验了。”

接着他又写了一份最后的宣言，结尾的几句话非常著名：“我向所有的朋友问好！愿你们还能看见漫漫长夜后的曙光！我这个人太没有耐心，我就走在你们前面了。”

焚书清单

许多作家直到作品被焚烧后，还搞不清楚自己怎么会受到这等“礼遇”。这其实是纳粹驱逐犹太人的一个步骤，名义上由年轻而唯命是从的大学生发起，更有一位助纣为虐的图书馆管理员为他们提供黑名单。

在纳粹焚书前，这个政权刚刚执政不久，它正在利用一切国家机器巩固政权――利用各个党派的力量以及冲锋队和党卫队的威慑战略。

不过第一次抵制犹太人的行动失败了，犹太人做生意的营业额几乎没有减少，老百姓反应也很被动。因此，新政权决定暂时不再搞这样的活动，还是先通过行政机构的措施悄悄地将犹太人从社会生活中挤掉为好；此外尚可寄希望于具体的公共活动、言论、灯光、火炬游行等，其中就包括“焚书”。

当局经过调查后认为，焚书行动不仅要在柏林，还应该在每一个大学城进行。行动也要由“德国大学生”来发起，而不是戈培尔或希特勒。

随后，德国大学生新闻和宣传总局发出2号通函，声称“由于煽动世界犹太人反对德国，由高等学校的大学生把对犹太人起败坏作用的文献公开烧毁”。通函还要求大学生们对这类书籍进行一番“清理”，在公共图书馆“必须清除这类资料”。焚书行动就此揭开序幕。

但直到5月16日，《证券报》才刊出一份长长的名单，那是赫尔曼编制的名单，上面是131位作家的名字，他们都被认为最有威胁性，而且是非德意志精神的作家。该名单就是焚书的依据，成为以后纳粹德国所有禁书清单的主导思想。此刻人们才恍然大悟，焚书的依据就来自一位叫做赫尔曼的图书管理员。

在柏林，纳粹分子上台不久，成立了一个德国图书馆管理员联合委员会，也就是所谓的“柏林市立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改组委员会”，其作用是与“文化布尔什维克”作斗争、在德国图书馆里禁止出借布尔什维克书籍、马克思主义书籍以及犹太书籍。委员会的首脑人物是施潘道图书馆馆长马克斯・维泽尔博士和沃尔夫冈・赫尔曼博士，后者不久前担任了德国公共图书馆管理员联合总会柏林分会的负责人。赫尔曼很早就开始鼓吹“捍卫德国文学的民族性”，还于1932年在一本图书馆管理员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新民族主义及其文学”的公共图书馆目录选。

他的机会终于来了，这是沃尔夫冈・赫尔曼一生中的重要时机，现在和将来的哪些书是具有德意志精神的，哪些书没有德意志精神，决定权都落在了他的手里。他寄出了一份又一份清单，不断更新。他还发表了关于制定黑名单的基本原则的文章以及《清洗公共图书馆的原则》。赫尔曼不假思索地利用起这次机会。

但这时的赫尔曼，不仅在职业上，而且显然在思想上也处于危机当中。他在纳粹党内属于施特拉斯的同情者，还曾对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加以评说：“它是运动的最主要权威性依据，然而这一自传在思想上没有独创性，在理论上也没有成熟的见解。”

5月19日，焚书后不到一个半星期，泛德意志新闻服务社发表了一篇针对赫尔曼的论战文章，题为“一次错误的占领？”文章也引用了赫尔曼以前对希特勒《我的奋斗》的评价。赫尔曼的伟大时刻就此飘然逝去。以后为书业、出版社以及零售书商制定清单时尽管都以他的清单为基础，但出入很大。他没有受党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沃尔夫冈・赫尔曼成为士兵，于1945年阵亡。

本文摘选自《焚书之书》（福尔克尔・魏德曼著，陈玉鹏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