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西方正义观之差异

摘 要：当今社会正义问题一直是人们争论的中心，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西方社会，不正义现象并没有因经济的繁荣迎刃而解，反而愈加突出，成为社会冲突一个根源。目前我国也处在矛盾多发期，正义问题的争论也一直受到人们很大的关注，在对正义的研究方面，中西方各思想家都曾有个深入的思考与探讨，对正义问题的探讨有利于当前社会的建设和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关键词：正义；罗尔斯；德性伦理

正义，历来就是一众说纷纭、各执一端的价值观念。在最早的文字记录中，正义是指一般意义上的相当和正当，正义包括全部美德和完好的道德行为模式，后来正义逐渐与平等、慈善区分开来。但正义概念依然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不同的思想家作出不同的界定。正义观念是人类最基本最原始的观念，自古以来中西方圣人先贤对此进行过多方面的探索与思考。正义观它包括回报公正、分配公正、比较公正、以及如何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目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思想，同时正义观念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在这方面中西方既有相点同也有某方面的不同。

在古希腊西方哲学家柏拉图那里他指出“正义”可用于个人，也可用于国家与社会，他认为“正义”是一个人的理想存在，是人性中理性指导意志、节制欲望的一种理想状态。同时也把的理想国建筑在“正义”的观念上。认为它是稳定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近代西方思想很重要的部分是正义思想的探索。自18世纪启蒙思想开始，西方几乎没有一个时代不发挥有关正义的思想，这些思想多多少少都反映了西方社会政治意义的变迁，因此正义观念可以说是西方政治及社会哲学的核心问题。自斯宾若诺莎到洛克，自卢梭到康德、穆勒，康德在总结中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哲学的传统，将之奠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以说明民主自由之可贵。但对于人的正义观念何来？人的正义观念如何完成？也未提出也未回答。

谈到正义观，我们不得不提到罗尔斯。约翰・罗尔斯，他写的《正义论》是一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治与伦理著作。他把西方社会的正义理论分为两大类：（一）功利主义的正义观。罗尔斯将其概述为：如果社会主要体制的安排获得了社会全体成员总满足的最大净差额，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因而也是正义的社会。功利主义的基本观点是谋取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功利主义思考问题的思路是：每个人在实现自身利益时都会根据自己的所得来衡量自己的所失，社会的幸福由个人的幸福构成，个人的原则是尽量扩大自己的福利，满足自己的欲望，社会的原则则是尽量扩大群体的福利，最大限度地实现所有成员的欲望构成的总的欲望体系；（二）直觉主义的正义观。直觉主义不从个人或群体的得失思考问题，而是通过对自身的反思来达到一些基本的原则，这些基本的原则是至高无上的。可以用来衡量各种互相冲突的正义原则。直觉主义不包括其他的衡量方法，人们依靠直觉，依靠那种在人们看来最接近正确的东西来衡量。直觉主义强调道德事实的复杂性使人们往往无法解释人们的判断，直觉主义认为，“确定不同正义原则的恰当重点的任何更高一级的推定标准，都是不存在的。”这两种正义观具有明显的差别：一种依据功利，一种依据直觉。另一方面罗尔斯还认为人权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是由公正的社会赋予人的；而在公正的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对于他人的不公平的优越地位。换句话说，罗尔斯认为我们必须采纳在他所谓“无知之幕”背后我们都会同意的社会公正原则。他不考虑任何人的特有才能、爱好、社会地位、政治思想或任何其他偶然的生命特征，我们能够确立起对所有人公平公正的原则。可以认为无知之幕是以不考虑任何人的个人特点的中性态度观察社会的方法。

罗尔斯理论的首要优点是，它考虑到个人自由，但也考虑到所有社会成员之间公平合理的分配财富，他还运用“无知之幕”法，规定了达成一套公平规则和原则的方法。它在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同个人的利益之间努力寻求平衡。但是它同我们社会的保守成员的强烈个人权利理论不相适应。有多少人真正愿意确立公正原则而不考虑自己在整个规划方案中的相应位置呢？

罗尔斯反对功利主义。他认为在现代道德哲学的许多理论中，某种形式的功利主义始终占据上风。道德哲学是社会理想生活模式的基础之一，不改变一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道德哲学，是不可能改变这个社会的各种体制的。从这点出发，罗尔斯便把功利主义的正义观当作了批判对象。从事实上看，由休谟、边沁、亚当・斯密和穆勒等人所传播的功利主义观念在西方社会历来是占统治地位的，这些观念原则奠定了西方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基础。然而这些体制并没有克服社会上存在的深刻的矛盾。罗尔斯是一位改良论者，他相信要改良西方社会体制，关键在于改变占主导地位的功利主义的正义观。这是罗尔斯为自己确定的目标。罗尔斯热衷于介入正义问题的争论，绝非出于纯学术的偏好，而是响应社会的感召。总的方面来看西方的哲学思想大多都是从社会的分配、个人利益的实现、矫正性公正、自然权利与公正社会的权利而展开的。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正义就是社会中各个等级的人各司其职，各守其序，各得其所。亚里士多德相信平等就是正义，但正义又分为“数量相等”和“比值相等”，前者指平均的正义，即在平等的个人之间各人的所得在数目和容量上都相等，后者指分配的正义，即在不平等的个人之间根据各人的价值不等按比例分配与之相称的事物。休谟认为公共福利是正义的唯一源泉。穆勒断定正义是关于人类基本福利的一些道德规则，如此等等。

中国儒家正义可理解为社会规范，人性是建立社会规范与人生理想的基础，社会规范是扩充人性的道路，也是实现人生理想的方法。亦唯有凭藉社会规范的建立，人性方可得到源远流长的充实于巩固。“正义”在人生的理想中占据如何地位？在社会规范上代表怎样的要求？它的人性基础是什么？而这三个问题又可分为两个层次来看：一是自个人修养与态度来回答，一是自社会的需要与制度的理性化来回答。前者主要是财用及物质价值的分配问题，兼及精神价值与物质价值的均平估价如何――人之贡献如何，报偿如何，工作之量与质如何衡量；

儒家哲学从这四个方面来分析与阐述正义理念：一是以“义”释正义，二是以“正”释正义，三是以“直”释正义，四是以“中”释正义。在以“义”释正义中，儒家认为“正义”是以理性为基础，对外在事物之认识。“正义”是基于对外在事物的认识所采行的态度与价值。此项态度与价值是客观、一致的，故不为主观感情及一己关系所影响。客观事物之异同，决定“义”的态度的同异。即“正义”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平等一致原则”，在儒家那里认为正义是合于义、归于正、显为直、本于中的行为与措施。正义亦可说为人性之理与事物之理之谐合为一致，而为做人处世、治国平天下之根本原则，亦即天下之大本大经，不容稍有偏者，也为人情社会奠定一理性之基础。

与西方正义观不同的是，儒家正义观建立在人的内在德性之上，因而是德性伦理。儒家在谈到利益关系问题时，总是最先提出义，作为首要原则，强调必须在正义原则之下处理利益关系，而不是相反，只谋利而不顾义。这就是孔子所说的“见利思义”，而不是“见利忘义”只有见到利，才有义与不义的问题。儒家有时只谈义而不谈利，则其中必然蕴涵着利，这是不言而喻的。孔子所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就是指此而言的。儒家承认，有无义之利而无无利之义，义总是和利联系在一起，利却可以独行其事。义的本质就是解决利益关系问题，因此是在利益关系中存在的，是利所遵循的原则。君子之所以为君子，只是按正义原则获取正当利益，并不是拒绝利；小人则只要利而不要义。这里的君子、小人，是从道德人格上说的，不是从社会地位上说的，由义而行者是君子，唯利是图之人是小人。儒家的正义观，不是建立在“社会契约”的理论之上，不是以“客观理性”的形式出现，但它有普遍人性的基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是任何社会都需要的，也是任何社会都适用的。这种正义观，不是功利主义的目的论，即不是以满足最大利益为目的。但是，确有目的论的意义。它也不是神学目的论，是以至善为目的追求，即人性的自我完善，义即体现了善的目的。义以善为自身的价值，人生应当以义为目的，不应当以利为目的。义还包含一层意思，就是公平、公正，这也是“公私之辩”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人与人之间要本着互相尊重的原则，平等对待，无论是物质方面，还是行为方面，要遵守公平公正的原则，不能有欺诈行为，“所守之正”，“正”就是公正。就国家而言，要公正地对待人民之间的利益关系，所谓“一碗水端平”，国家才能安定。这就要求治国者首先要“正其身”并且要创造一个公正的社会环境，有相对而言的平等机会。

我们从中西方各方面哲学思想来看，两者各有侧重点，西方多从回报公正、分配公正、比较公正各方面来进行阐述，而中国更多的是从德性伦理学方面对其进行思考与总结。其实正义观念是一个历史的，阶级的概念。人们的正义观是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正义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在其保守方面或在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神圣化的表现。 人们的正义观会随着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不同的阶级由于经济地位和根本利益不同，对正义有不同的态度和看法，但正义公平却永远是我们当今社会追求的一个永恒主题。

参考书籍

[1] 雅克・蒂洛，基思・克拉斯曼 著，程立显，刘建 等译，《伦理学与生活》[M]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

[2]姜法曾，《中国伦理学史略》[M]中华书局出版，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