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外交时代的来临

中共十以来，中共新一代领导人形成了新的改革和发展模式。在外交方面，中国未来又该怎么走呢？如同内部改革与发展，这个问题对中国和世界同样重要。对中国来说，它关乎是否有能力塑造可持续的外部和平环境，不仅有利于自己的可持续崛起，而且也有能力承担大国维护国际和平的责任。对外部世界来说，则关乎崛起的中国会对世界带来怎样的影响，不仅仅希望中国的崛起不会颠覆现存世界秩序，而且更可以从中分享巨大的利益。

无论从中国外交的实际行为还是话语看，从十到今天，中国的大外交战略基本形成。人们已经把2014年视为是中国的“大国外交年”，但这不仅是指亚太经合组织会议，领袖外交等这类日常外交，更是指中国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其大外交思路和战略等的筹划。新的外交思路就是“两条腿走路”的大外交：一方面是与美、欧、俄等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另一方面是面向发展中国家的“一带一路”的新丝绸之路;连接这两个方面外交的则是“周边外交”。这个大外交战略的核心话语就是和平与发展，在维持和平的基础上求发展，在发展的基础上争取和平。

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有明确的大外交战略，其重要性怎么说都不会过分。在这样的情况下，的确可以做到“韬光养晦”，因为无论是“请进来”还是“接轨”，都不会和外在世界发生根本性的冲突。但今天中国开放进入“走出去”阶段，并且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经济舞台的一个主角，这必然和舞台上的“既得利益”发生互动和冲突。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必须回答自己需要什么和如何行动等问题。只有外交战略明确了，才能获得他国理解，并且通过调整来相处。在以往很多年里，尽管客观上中国需要形成自己的大外交战略，但实际上并不能拿出这样一个战略，因此外交的很多方面既缺方向、更缺行动力，造成了“大国小外交”的难堪局面。

在的大外交战略中，新型大国关系占据关键位置。在与美国总统奥巴马至今的几次谈活中，非常明确地提出建设和实践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概念也适用于同欧洲、俄罗斯、印度等大国。新型大国关系既是国内发展的需要，更是国际和平的需要。中国是世界贸易大国，与各个国家在经济、技术、环境等各方面有很多交往与合作，中国今后的可持续发展，仍然需要向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开放。

不过，中国与这些大国交往，要解决的不仅是贸易问题，更重要的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可以预见，在今后很长的历史时间里，随着中国的继续崛起，这些大国越来越把中国视为竞争者，甚至敌人。这不难理解，既得利益总是不喜欢有新的利益的崛起。因此，如何同现存既得利益和平共处，是中国寻求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主要意义，也是中国作为大国所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

在第二个层面，中国也形成了以发展中国家为目标的“丝绸之路”。尽管“丝绸之路”也连接欧洲的发达国家，但主要目标是发展中国家。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能为发展中国家做什么？从战略上说，中国光有“新型大国关系”并不足以立足于国际政治舞台，拓展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能开辟中国国际战略的“大后方”。这个“大后方”做实了，才会具备更大的力量来实施“新型大国关系”。“丝绸之路”首先是一个促进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问题。“一带一路”沿途多是发展中甚至不发达国家，需要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经济。而中国拥有丰厚的资本、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和技术、过剩的产能及其需要拓展的新市场，这些都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从供求关系来说，这是双赢的发展战略。在这方面，中国将避免走西方殖民主义的老路，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初级原料、倾销自己的商品。中国的道路是让发展中国家也发展起来，只有其他国家也富裕起来了，中国本身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

新形成的大外交战略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其符合“时代精神”。每一个时代要有符合时代精神的东西。英国崛起，主张自由贸易;美国崛起，主张自由民主。中国的时代精神，是和平、开放、包容式的发展。中国不会也不能重复从前英国、美国崛起的模式，而是要追求新型的崛起。中国欢迎周边国家“搭中国崛起的便车”，表现在中国已经提出的“一带一路”、建立亚投行倡议、成立丝路基金等动议上，并且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动议。

（摘自《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