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德育思想对中小学德育的启示

朱熹是我国宋学的集大成者。自宋以后，元、明、清的教育无不受朱熹思想的巨大影响。考察朱熹关于德育目的、德育内容、德育方法、德育发展阶段的论述，取其新、舍其旧，对我国中小学德育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一、朱熹主要道德教育思想

在德育目的上，朱熹根据其哲学思想以及古传的划分，把教育阶段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小学”和“大学”具有不同的目标定位：“小学”强调“成人”的教育目标，而大学的教育目标则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得以“成智”[1]。“古之为教者，有小子之学，有大人之学.”[2]在朱熹看来，所谓“成人”，就是一个人从自然人转化为社会人的过程，是一个人摆脱原始性、蒙昧性、野蛮性变得有理性、有教养的过程，是一个人经过教育并通过“成人礼”的洗礼，开始承担社会责任的过程。而“成智”的教育主要是“增长见识”，类似于我们今天所指的“智育”。总之，朱熹在教育的目的上强调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并且要德育为先，以德统才。

在德育的内容上，朱熹的教育思想主要涉及到“理”和“利”的关系问题以及礼仪教育的问题。首先，在“理”和“利”的关系问题上，朱熹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虽然朱熹的这一主张成为了今天众多批评者的的矢，但这一提法在当时具有现实针对性。他在《学校贡举私议中》指出：太学“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得隽于场屋者耳”。再让我们联想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样的话，“存天理、灭人欲”这种以理统欲的主张是针对时弊的。至于“礼仪教育”的问题，是整个封建社会的道德教育载体，这在自宋以后的理学教育体系中也不例外。

在德育的方法上，朱熹强调师者的模范表率作用以及群体成员之间相互影响的教育作用。为了教育学生，朱熹不仅严格要求自己，甚至还特意邀请时贤名流到学校任教，“访求名士，以为表率”。朱熹还特别重视群体成员之间相互影响的教育作用，他说：“学校规矩虽不可无，亦不可专恃，须多得好朋友在其间表率劝导，使之有向慕之意，则教者不劳而学者有益。”[3]同时主张对学生加强伦理教育，改善教学方法，“无牵于章句，无滞于旧闻，要使之知所以正心诚意于饮食起居之间，而由之以入于圣贤之域，不但为举子而己”。

在德育发展的阶段理论上，朱熹主张教育应该有先有后、循序渐进。朱熹认为八到十五岁为小学教育阶段。在这个阶段，德育的任务是“教事”，即让儿童在日常生活学习中通过具体的行事懂得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养成文明的行为习惯。他说：“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规矩去做。”[4]他还专为蒙童编写了《蒙童须知》,从“衣服冠履”、“语言步趋”、“洒扫涓洁”、“读书写文字”和“杂细事宜”五个方面对儿童日常生活中应遵守的道德规范、礼仪规矩、行为举止等作了极为详细的规定。十五岁以后是被朱熹称为“大学”教育的阶段。德育在这一阶段的任务是“教理”，也就是“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兄等事。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就上面讲究所以事君、事父兄等事是如何”[5]。朱熹还认为，这两个阶段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二者的区别在于“小学之事，知之浅而行之小者也；大学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二者同时又是紧密联系的，他说：“学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为道，则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不习之于小学，则无以收其放心，养其德性，而为大学之基本。及其长也，不进之于大学，则无以察其义理，措之事业而收小学之成功。是则学之大小所以不同，特以少长所习之异宜，而有高下、深浅、先后、缓急之殊。”[5]

在教育的管理上，朱熹主张“德主刑辅”。朱熹认为学校的教学管理不但要有必要的规章制度，更重要的是要以思想教育为主，他把学校规章制度的制定、实行，同德育的教育管理目标结合起来，他说：“学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义理之不足以悦其心。”[5]要求教人者能“知其心”，言“中其情”。以德为主，就要切实提高德育的成效，而德育的成效则取决于施教者和受教者能否将心知心，情感交融。

二、朱熹德育思想对中小学德育的启示

1.做事为主——辅之以理。朱熹认为“小学”教育阶段是人生的8~15岁，并为“小学”制定的一个重要教育理念：在儿童“成人”教育的路上，“小学”德育应侧重于“事”，“大学”才侧重于“理”。朱熹反复说：“小学是直理会那事，大学是穷究那理。”“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之事之所以。”“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等事，定是教他依此规矩做去，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朱熹的这些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心理学规律的。根据布鲁纳的认知生长理论，儿童的认知生长要经过动作表征、映像表征和符号表征三个阶段。在动作表征阶段，儿童主要靠动作来认识了解周围的世界；动作表征是认识的基础，但却使用终生。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也认为：认知发展的过程是一个结构连续的组织和再组织的过程，过程的进行是连续的，但它造成的后果是不连续的，故发展有阶段性；发展阶段是按固定顺序出现的，出现的时间可因个人或社会变化而有所不同，但发展的先后次序不变。根据以上认识，我国中小学阶段的德育应该以“做事”为主，在儿童的生活世界中“从做中学”，这是符合道德发展基本规律的。但是“做事”和“明理”又不是截然分开的：发展阶段又是以认知方式的差异而不是个体的年龄为根据[6]。儿童在做事的过程中一直试图在明理——做事的过程即是明理的过程，但是儿童发展的年龄特征决定了中小学的德育只能以做事为主、辅之以理。在这个教育过程中，要为学生创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特别是教育者一定要为学生树立模范表率的形象，并通过一些现代道德教育活动，形成儿童良好的道德品质和道德能力。

2.德育引领——四个学会。在朱熹的教育体系中，德育无疑是教育中的首要任务，“成人”的教育要优先于“成才”的教育。“小学”的主要教育任务是“成人”的教育：通过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使儿童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人。从朱熹的教育主张来看，隐含着这样的逻辑：学会做事学会认知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做事“是朱熹教育主张的起点，儿童要先掌握正确的做事方法，然后再明其理。学习做事还有一个重要的教育目的，那就是要学会如何与别人打交道，在朱熹看来就是要学会如何与君、亲、师打交道；知道了如何与别人打交道，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就达到了“乐群”的教育目的。通过学会做事，建立起和谐的人际关系之后，射御、书数之文的学习才有坚实的道德土壤，培养出来的人才能够德才兼备。朱熹这种先学做事、德育引领的教育思想对我们现代中小学教育无疑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中小学教育应该德育为先，为培养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雕琢好中小学生这块“璞玉”；通过各种各样的教育活动，培养中小学生与人交往的能力，培养他们正确处理自身与家庭、社会的关系的能力，以及独立判断、处理生活问题的能力，逐步养成知荣明耻、尊敬师长、相互尊重、友善宽容等文明行为，在此基础上发展学生的生存技能。

3.仪礼载道——重构礼教。朱熹的道德教育秉承我国古代的教育传统，可谓是“礼仪载道”，而我国古代重视“礼教”的传统也为中华民族赢得了“礼仪之邦”的美誉。然而反思我们当今的学校道德教育，最缺乏的就是礼仪教育，尤其缺乏日常生活行为的礼仪教育。因此，重构礼仪教育，对中小学生进行现代礼仪教育是一个迫切的课题。

4.统筹规划——注意衔接。朱熹关于道德教育的论述体现了一种统筹规划和相互衔接的教育理念：朱熹不仅把学校教育划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教育阶段，而且为每个阶段的教育设计了具体的目标、内容、方法和策略。这种统筹规划的教育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我国学校德育系统分为幼儿、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等子系统，每一子系统又包括若干个子要素。目前我国大、中、小学德育衔接性不强，甚至有各成体系、断代以及缺位嫌疑[7]。虽然国家在政策上对大中小学德育衔接工作的规定并没有缺失，但小学、中学在以智育为核心的导向下德育出现了难以摆脱的困境：中小学道德教育的地位被严重边缘化；道德教育本身被严重抽象化，脱离日常生活基础；德育方法主要靠苍白的“说教”和“灌输”；教育内容重复而陈旧；大、中、小学德育缺乏统一的执行和管理；德育评价方法不科学。造成的结果是：儿童“知”与“行”不能很好统一，德育课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必修课程但教育效果欠佳。因此，我们应该把中小学德育放在大、中、小学德育的大系统中去考察，从德育的目的、内容、方法以及儿童道德发展问题上进行统一规划、整体部署，并在教育管理上确保这一德育理念的实施。

参考文献

[1] 冯达文.简论朱熹之小学教育理念.中国哲学史，1999（4）.

[2]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十五经筵讲义，四部丛刊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3] 朱熹.答郑常卿.朱熹集，卷62，

[4] 朱熹.朱子语类，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86.

[5]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小学辑说，四部丛刊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6] 翟慕华.皮亚杰认知发展阶段理论浅析.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2（4）.

[7] 赵翠玲.从系统论看我国道德教育衔接问题.云梦学刊，200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