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主敬”说探微

摘要：朱熹继承了二程的“主敬”思想，并有所发明，认为“敬”乃“圣门第一义”，是“真圣门之纲领”“存养之要法”。“主敬”是认识主体修养自身的前提，是涵养心性、洞察天理的必要条件。在“主敬”与“主静”的关系上，朱熹并不排斥“主静”，肯定了它的积极面；但反对单纯地“主静”，以免流于坐禅入定的泥淖而无法尽识天理。

关键词：主敬；主静；涵养心性；洞察天理

“主敬”说是朱熹理学中最重要的思想之一，它涵盖了朱熹对于心性修养方法以及明心见性、洞察天理之要素的考察。“主敬”说可以理解成朱熹的修养工夫论，也可以理解成他在为学、为道、涵养心性、修己成德之路上所做的心性论的探索。

一、“主敬”说的提出

“主敬”说源于二程。二程对“主敬”的修养工夫都非常重视，认为“敬以直内”，“主敬”才能够言行符合礼义道德的原则，才能避免生出狡诈之心和怠慢之心。“敬以直内是涵养意。言不庄不敬，则鄙诈之心生矣；貌不庄不敬，则怠慢之心生矣。’”在二程看来，敬是涵养的重要方法，不敬则不能明心见性、识得天理、涵养身心。

二程都言“主敬”，但二人为学理路不同，明道先生注重内在的心性体验，而伊川先生则更倾向于对义理的阐释，亦即理性主义。因而二人“主敬”的思想又各有所侧重。“大体来说，程颢以诚与敬并提，他说的敬近于诚的意义，同时他十分强调敬的修养必须把握一个限度，不应伤害心境的自在；程颐则不遗余力地强调敬，他所谓主敬的主要内容是整齐严肃与主一无适，要求人在外在的容貌举止与内在的思想情感两方面同时约束自己。”相比较来说，程颐更加重视“主敬”的意义，他将主敬的内涵概括为“整齐严肃”和“主一无适”两个方面。所谓“整齐严肃”是指外貌端正严肃、衣冠整齐、举止规范，一切言行举止都符合仁义礼智的道德原则。“主一”是“主敬”另外一方面的内涵。“主一”也就是“主一无适”，“主一，则既不之东，又不之西，如是则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则只是内，存此，则自然天理明。学者须是将敬以直内，涵养此意，直内是本。”在程颐，“主一无适”便是要思虑专注于一处，不为别事所扰，能够保持思虑的中道和中和状态，不偏不倚，向内涵养此心便能明识天理，如此这般才能涵养自身。

朱熹继承了二程“整齐严肃”和“主一无适”的“主敬”思想。朱熹认为对于人心性的涵养，莫过于“主敬”，二程提出“主敬”说，是一件有功于圣门、有功于后学的大事。

二、朱熹“主敬”说的内涵

朱熹认为“敬”是为道之根，为学之本，成德之要，是涵养心性最重要的条件。朱熹的“主敬”说主要表现在敬守此心，敬即是畏，敬通动静，敬是始终，敬贯知行五方面内容。

第一，敬守此心。在朱熹，心被看作是身之主宰，没有心，身便失去了主宰，便不能明识天理，达于大道。因此，朱熹提出“学者须敬守此心，不可急迫，当栽培深厚。……苟急迫求之，则此心已自躁迫纷乱，只是私己而已，终不能优游涵泳以达于道。”朱熹从身心关系的角度，强调心对身的主宰和支配作用，表明了“敬守此心”的重要性。只有慢慢地涵养心性，才能摒除急躁使心性“栽培深厚”，最终走到通往识心明理的大道之上。

第二，敬即是畏。朱熹将“敬”界定为“畏”，这是他“主敬”思想最大的一个特点。朱熹说，“敬，只是一个‘畏’字”，“然敬有甚物?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堍然兀坐，耳无闻，目无见，全不省事之谓。只收敛身心，不恁地放纵，便是敬。”在古人看来，为学、为道、成德本是一事。朱熹将“敬”训作“畏”，两次强调“敬”在于“畏”，其用意并不是要人什么都不去做，成为一个不问世事的庸人，而是在于使人收敛身心，使身心不过于放纵。这其实是强调了为学、为道要时刻保持一种谨慎、警觉的心态，提醒自己不要过度地放纵自己，这样才是存养天理，避免人欲的正道。

第三，敬通动静。“通”是指通贯之意。敬通贯动静其实也是通贯内外。这里“内”是指静时的本心，“外”是指动时应接事物。无论静时还是动时，无论静时涵养本心，还是动时应事接物，都要有一个敬常存心中，方此才是真正的持敬，才能真正避免外物和人欲对内心和天理的干扰。“问：‘敬通贯动静而言。然静时少，动时多，恐易扰乱。’曰：‘如何都静得!有事须着应。……无事时敬在里面，有事时敬在事上。’”有事无事都要“持敬”，故程子说，“学到专一时方好。”这里，“专一”即是说有事无事时都能够专于敬，心无外物与杂念的干扰，这样便能得到明澈清湛的本心，涵养自己的身心，提升道德境界。

第四，敬是始终。朱熹说，“敬是始终一事。”认为“敬”始终只是～件事，是贯穿任何事物和意念发展的始终的。不可间断，否则就不能真正做到“持敬”，涵养身心的目的也就随之东流。朱熹指出，“孔门求仁之方”就在于能够做到“日用之间，以敬为主”，“平日常是如此涵养，则善端之发，自然明著。”从而使心之全体“无一息之间断”，达到“仁”的境界。这里，朱熹提出求“仁”的真正目的是要人在日用常行之间能够时时“主敬”，以明心见性，认识到心之全体，理之本然，使认识天理之心不被私欲所蒙蔽。这也是朱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一个体现。

第五，敬贯知行。认识主体的涵养离不开“敬”，“知”即“致知”，“行”即“力行”。“涵养需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朱熹从程颐那儿继承过来这一思想，并将其作为自己一生为学的大旨。“主敬”、“致知”和“力行”三个方面并不是互不干涉，并行不悖的，而是相互交叉，相互促进的。“主敬者存心之要，而致知者进学之功，二者交相发，则知日益明，守日益固。”(《答陈元敏》，《文集》三十八)主敬为致知提供心理的基础和主体的态度，致知是力行不可缺少的前提，只有先明白了义理，才能使行为符合义理，力行反过来又将致知的成果加以践行。在这个模式中，主敬贯穿知行的始终，起到了提升认识主体修养的作用。

这五个方面是朱熹对二程“主敬”思想的发挥，也是其为学、为道、修已成德的重要方法。“主敬”作为一种修养方法，与其相对应的还有一个范畴，是作为另一种修养方法的“主静”。虽然是两种不同的修养方法，但二者之间还是有着密切关系的，朱熹对于“主静”并不持完全排斥的态度，因而在这里有必要对其进行辨析。

三、“主静”附于“主敬”

在宋明儒学中，“主静”说源于周敦颐。周敦颐援道入儒，将道家“静”的思想引入儒家理论体系之中，追求一种清心寡欲，自然超脱的精神境界。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提到，“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表达了一种圣人与天地万物为一，心境洒脱的清明境界。

从为学理路上，程颢“主静”，主张通过静坐来向内体验，认识天理；程颐则“主敬”，认为应该通过“敬”的修持来认识天理。朱熹24岁见李延平，两人交往近十年。李延平师从杨时的高弟罗从彦，而杨时正是二程的弟子，且杨时为学的理路近于程。因此，朱熹在与李延平交往的十年中，受到“主静”思想的影响也很大。

在“主敬”与“主静”的关系上，朱熹一方面肯定“主静”对心性修养的作用，另一方面更加强调“主敬”是优于“主静”的，“主静”依附于“主敬”。朱熹说：“‘明道教人静坐，李先生亦教人静坐，盖精神不定，则道理无凑泊处。’又云：‘须是静坐，方能收敛’。”这里，朱熹对程颢和李延平“静坐”的修养方法给予了肯定，认为“静坐”可以收敛身心，安定精神，使道和理找到安顿处。朱熹说，“今虽说主静，然亦非弃事物以求静”“主静”并不是离开事物而去单纯地静坐来体验那清明的境界，而是收敛身心以认识天理。同时，朱熹对“主静”又保持着警惕，告诫弟子不可只是“主静”，以免流于禅定。在朱熹，“主静”只是为了驱除杂念，摆脱私欲而进行的一种形式，是为“主敬”服务的。

总起来说，朱熹“主敬”的思想是对二程“主敬”思想的发挥和创新，他所主张的“主敬”说对于我们今人如何进行道德修养，如何应事接物，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我们应该学习“敬”的态度，将它贯穿到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贯穿到我们一生当中，以此来不断提升我们的德性修为和人生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