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政治哲学意蕴

摘要：“主体性”是现代性的基本原则，它促进了人类理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个人自由的确立。但与此同时，它也带来了危机和挑战。黑格尔最早从哲学和制度层面批判了现代性，主张以理性取代知性，以伦理国家解决市民社会的问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推进了黑格尔的现代性批判事业，提出以对象性活动的主体代替绝对精神主体，以共产主义社会代替伦理国家。这一批判的同时也展现了马克思对近代自由主义批判的丰富政治哲学意蕴。

关键词：现代性；黑格尔；马克思；政治哲学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从哲学和制度层面推进了黑格尔的现代性批判事业，提出以对象性活动的主体代替绝对精神主体，以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取代伦理国家在纯思想层面对矛盾的调和，其现代性批判思想达至一个崭新的高度。这一批判的同时也展现了马克思批判近代自由主义的丰富政治哲学意蕴。

一、主体性的生成与现代性批判的出场

“个人自我意识的理性主体”是现代性的基本原则，“一般说来，现代世界是以主观性的自由为其原则的，这就是说，存在于精神整体中的一切本质的方面，都在发展过程中达到它们的权利的”。这一原则体现了前现代世界与现代世界的根本差异。在前现代世界，人们常常“把自己看成一个较大秩序的一部分。在某种情况下，这是个宇宙秩序，一个‘伟大的存在之链’，人类在自己的位置上与天使、天体和我们的世人同侪共舞”。因此，人自降生起便在社会世界中有了一个确定不变的位置。现代主体通过怀疑这些秩序，切断获得安全感的始发纽带，赢得了自我意识内在的理性独立性和自由。“在现代，宗教生活、国家和社会，以及科学、道德和艺术等都体现了主体性原则。它们在哲学中表现为这样一种结构，即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中的抽象主体性和康德哲学中绝对的自我意识。这里涉及到认知主体的自我关联结构；为了像在一幅镜像中一样，即‘通过思辨’把握自身，主体反躬自问，并且把自己当作客体。”在现代社会，主体性原则及其内在自我意识的结构由此构成现代社会的规范源泉。

主体性原则的确立，代表了人类理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意味着西方文化的改弦更张，人的自由、价值和尊严开始得到有效辩护和论证。但与此同时，它也带来危机和挑战。从哲学史上看，“黑格尔是使现代脱离外在于它的历史的规范影响这个过程并升格为哲学问题的第一人。”主体性原则不仅造成自然与精神、感性与知性、知性与理性、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判断力与想象力、自我与非我、有限与无限、知识与信仰等在哲学上的对峙，而且它本身就体现为对象性逻辑的统治一体化原则。在黑格尔看来，出现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启蒙时代错误地把知性反思放在理性的位置上，建构了一个虚假的“理性偶像”，进而将有限上升为绝对。反思哲学的无限实际上是由知性设定的，是一种否定有限的恶无限。为了能够“保存分离的成果、自由的理性意识，与此同时恢复统一，即恢复与自然、社会、上帝和命运的统一”，黑格尔提出用“理性”取代“知性”。在他看来，哲学是理性的事业，只有理性才能完成现代性自我确证的要求，才能替代宗教成为现代社会一体化的力量之源。“理性的使命就是使对立实现和谐，并在一个真正的统一体中扬弃对立。理性使命的实现，同时就意味着重建人的社会关系中所丧失的统一体。”可见，黑格尔不仅积极评价了近代哲学确立的理性自我意识的权能，与此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现代性带来的人的自我分裂，社会一体化力量的匮乏，并力求用理性、精神完成现代性自我确证的要求，克服主客对立。

在制度层面上，黑格尔指出，近代市民社会体现了“知性反思”原则。它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作为特殊的人”本身是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这个原则同时也是近代国家原则，近代国家的方方面面都体现了这个原则。在古代国家，主观目的与国家的意志完全一致，特殊性还没有解除普遍性的束缚而获得自由。其二，“普遍性的形式”是人与人之间发生关系的中介。每个人通过他人的中介才能达到其目的，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的正当需求。特殊目的通过与他人的关系取得了普遍性的形式，但这一形式只是抽象的知性形式，无法解决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分离。“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并且是它们二者跟国家的最高观点和制度冲突的舞台。”

如何超越这种状况？如何取得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和解？教育（包括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警察和同业公会及海外殖民都是调节特殊性与普遍性冲突的形式，但在黑格尔看来，它们最终都局限于有限的目的。真正能克服这一弊端的途径在于市民社会自身的辩证运动中，它会自我否定、自我扬弃而过渡到伦理国家。黑格尔的国家观究竟是保守的，或是自由主义的，或是革命的，或是极权主义的，这是人们争论最多、误解最多的领域之一。严格说来，黑格尔的国家指的是伦理国家、有机国家，与古希腊实体性的伦理国家和近代契约国家相区分，这并不是一句简单的标签所能概括的。

首先，黑格尔不赞同近代契约论的国家观。他始终认为，一个人的自我意识，绝不可能最初作为一个个人而获得，它只有作为从一个人的最初环境为起点的区分过程的结果才可能出现。而“个人权利”这一市民社会话语，只有在家庭开始解体的时候才出现。个人、个人权利不可能先于社会而存在，社会也不是个人简单的集合体。国家是社团（associations）的联合，而不是个人的联合。其次，黑格尔反对将国家和市民社会混淆起来，把国家的使命仅仅看作是保证和保护所有权和个人自由的工具，把单个人本身的利益看作这些人结合的最终目的。最后，黑格尔反对将国家的各环节机械地割裂开来，国家应被理解为一个辩证统一的有机体整体，各环节既同一，又相区分。

因此，黑格尔的国家是伦理实体，但同时又是主体，是实体与主体的统一，也是特殊与普遍的统一。“现代国家的原则具有这样的一种惊人的力量和深度，即它使主观性的原则完美起来，成为独立的个人特殊性的极端，而同时又使它回复到实体性的统一，于是在主观性的原则中保存着这个统一。”这样一种国家是具体自由的现实，是政治共同体和个人自我表现的完美统一体，“但具体自由在于，个人的单一性及其特殊利益不但获得它们的完全发展，以及它们的权利获得明白承认（如在家庭和市民社会中那样），而且一方面通过自身过渡到普遍物的利益，他方面它们认识和希求普遍物，甚至承认普遍物作为它们自己实体性的精神，并把普遍物作为它们的最终目的而进行活动”。

黑格尔通过对市民社会的研究，试图在政治制度层面上诉诸于伦理国家来解决市民社会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分裂。这是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最为系统的批判。因此，“他的政治思想不仅构成自由主义批判的持久资源，也成为自由主义内部修正、自我批判的重要资源。19世纪后期社会自由主义的修正，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自由主义的重建，直至自由主义在当代复兴过程中，黑格尔政治思想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通过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黑格尔不仅深刻认识到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对于人成长的必要性，认识到复兴古希腊政治理想的虚妄性及现代社会主体性原则的巨大意义，而且也洞察到主体性所带来的种种弊病，并努力从哲学原则和制度批判层面探寻社会和谐发展的可能路径，成为最早辩证对待现代性的思想家。不过，作为整个西方理论哲学传统的“代言人”和近代思辨形而上学集大成者，黑格尔并没有真正克服“断言的天真”、“反思的天真”、“概念的天真”。因此，仅仅停留在近性主义传统内部，想在主体性原则内部来克服主体性很难取得成功。另一方面，“或许能这样说，黑格尔试图统一古代与现代、异教的主人和基督教的奴隶、古代的武士与现代的劳动者、以公民献身精神为基础的城邦和以私人利益的满足为基础的社会，但他努力的结果与其说实现了这种统一，不如说留下了两极之间的紧张关系或一种不稳定的平衡。”黑格尔努力追求的古代与现代的调和，实质上牺牲了现代性。在黑格尔之后，“寻求如何在保留‘个人主体性’的积极成果的同时，克服‘个人主体性’与‘社会共同体’分裂的途径，便成为现当代哲学发展的重大脉络之一。”马克思在《手稿》中对此作出了富有成效的思考和推进。

二、对象化活动原则的提出与马克思哲学主体性的变革

在黑格尔看来，由于康德从单一的自我意识这一预设的前提出发，没有考察自我意识何以可能的问题，主体性在康德那里归根到底是抽象的、形式的，缺少鲜活的内容。“自我意识的本质”指的是真实的、普遍的自我意识，即一个自我意识对一个自我意识。从真实的自我意识出发，黑格尔提出了自己的“精神”之学。“精神是这样的绝对的实体，它在它的对立面之充分的自由和独立中，亦即在互相差异、各个独立存在的自我意识里，作为它们的统一而存在：我就是我们，而我们就是我。”

要成为真实的自我意识，不仅仅意味着单一的自我意识不能作为哲学的最初出发点，而且意味着它只有进入社会历史中才能实现自身。在黑格尔看来，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是精神不断克服自我分裂、自我异化而自我实现的历程，也是精神不断怀疑自身、否定自身而趋向自由的历史进程。在黑格尔看来，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因此，绝对精神不再是僵死的实体，而是活的实体，它能建立自身的运动，自己是自己的中介并最终扬弃历史回归自己。

马克思在《手稿》中积极评价了黑格尔的主体性思想，指出：“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这体现了《精神现象学》最后成果——否定性辩证法——的伟大，但黑格尔的主体性思想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它并没有真正解决近代主体性的弊病。

首先，人的自我产生过程必须要有一个承担者、主体，但主体知道自己是绝对自我意识的主体，即神或绝对精神，它是作为结果登场的。现实的人和自然界不过是其“谓语”和“象征”，因此，“主语和谓语之间的关系被绝对地相互颠倒了：这就是神秘的主体一客体，或笼罩在客体上的主体性，作为过程的绝对主体，作为使自身外化并且从这种外化返回到自身的、但同时又把外化收回到自身的主体，以及作为这一过程的主体；这就是在自身内部的纯粹的、不停息的圆圈。”

其次，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劳动，而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因此，精神的真正形式是“思维着的精神，逻辑的、思辨的精神”。在黑格尔看来，语言是思想的产物，只能表示共同的意谓，凡是语言所说出的都具有普遍性，普遍概念包含着事物的价值，亦即“本质、内在实质、真理”。尽管他强调哲学思考要回到事物的“具体概念”，要把握具体内容，但他的逻辑学仅仅处理本身已是“一种概念的特殊性”。因此，自我对象化的内容丰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具体活动就成为“抽象的无内容的形式”。

最后，黑格尔认为，人的本质一自我意识，人的本质的全部异化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因此，“对于人的已成为对象而且是异己对象的本质力量的占有，首先不过是那种在意识中、在纯思维中即在抽象中发生的占有，是对这些作为思想和思想运动的对象的占有。”这暴露出黑格尔思想中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非批判的唯心主义。不仅如此，在黑格尔看来，重新占有人的异化了的对象性本质还具有扬弃对象性的意义，人被看成非对象性的存在物，而“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

在马克思之前，费尔巴哈最早以感性的对象性原理来对抗黑格尔的“醉熏熏的思辨”。在他看来，主体存在的现实性乃在于对象性，它被概括在两个命题中：（1）没有了对象，主体就成了无；（2）主体必然与其发生关系的那个对象，不外是这个主体固有而又客观的本质。但由于费尔巴哈错失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内容，最终陷入抽象的感性直观之中难以自拔，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费尔巴哈没有真正离开过黑格尔哲学的“基地”，没有走出近代主体性的困境。

马克思认为：“当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这种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而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对象性的存在物是进行对象性活动的，而只要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能进行对象性的活动。它所以能创造或设定对象，只是因为它本身是被对象所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

基于此，我们能够毫无例外地发现：

其一，人是作为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而被视为主体的，也就是说“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人之外的这些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本质力量不可缺少的重要对象。如果一个存在物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它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对象性的存在物，就不能同自然界打交道。“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象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因此，人的主体性首先是人的对象性本质力量的主体性，人的激情、热情确证了这一点。

其二，人不仅仅作为对象性存在物而存在，对象性存在物进行的是能动的对象性活动。“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因此，“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就此说来，人的主体性不会是意识在其纯粹活动的内在性中做出设计，然后转向对象之创造，而是人自身本质力量的自我肯定，表现为人在自己的生命活动中设定对象又必然与之共为一体的发展过程。

至此，人作为主体及其主体性，在马克思的哲学境域中得到了切近的领悟。马克思的洞见在于，人的主体性赖以存在的根基乃是人的对象性活动，人的主体性只能从感性活动或实践方面去领会。这种对黑格尔主体性思想的批判，既是对现代性的犀利批判，也是对自由主义哲学基础的有力批判。

三、市民社会批判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规范向度

在克罗茨纳赫时期，马克思退守书房，广泛阅读了近代政治学、历史学的经典文献，并系统研究了黑格尔的政治哲学，开始揭露“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政治哲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分析了近代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和矛盾，但黑格尔只是假定个人与国家之间存在利益一致性，满足于从表面上解决矛盾，但马克思认为，“在市民社会中以及贯穿整个市民社会最重要的因素是私有财产。因此，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以及先于市民社会的私有制决定国家”。尽管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讨论了私有财产的各个方面，但他“是在人类需求的语境下理解它的法律重要性，没有抓住它在市民社会中起着驱动力的深层作用”，马克思的贡献在于“把黑格尔局限于法权的私有财产分析扩展到社会经济领域”。

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指出，保护私有财产的自由是政治解放的结果。政治解放确立了人权，但“任何一种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主义的人，没有超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财产和利己主义个人的保护”。因此，政治解放是市民社会中一部分人的解放。尽管政治解放是一大历史进步，但这种解放是把大多数无产者排除在外、剥夺大多数人自由的解放，是市民社会中一部分阶级的解放。自由这一人权是狭隘的、局限于自身的分隔权利，它还不是一般人解放的最后形式。马克思追求的是彻底的人类解放，要实现这点需要“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的问题不仅仅在于他只是满足于表面上解决市民社会问题，而且在于他没有真正突破政治解放的局限性。国家实质上是“虚幻的共同体”，在根本上代表的是市民社会中“私人”即资产者的特殊利益。

在《手稿》中，马克思通过研究英国古典国民经济学指出：“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作为自为地存在着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就是劳动”，国民经济学家能够“认出财富的普遍本质，并因此把具有完全绝对性即抽象性的劳动提高为原则，是一个必要的进步”。虽然国民经济学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出发，但它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高了一切。由此可见，“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毋宁说，不过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

在马克思之前，黑格尔曾在研究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充分肯定了劳动原则的积极价值，但黑格尔“只看到劳动的积极方面”。这并不是意味着黑格尔没有注意到现代劳动带来的问题，即使马克思没有读到他早期的手稿，但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指出，劳动分工在带来技术进步和生产增加的同时，也带来了劳动本身的异化，突出体现为现代生产中机器代替了人的劳动；随着劳动的普遍化和与之相联的社会关系普遍化，“一方面财富的积累增长了，因为这两重普遍化可以产生最大利润；另一方面，特殊劳动的细分和局限性，从而束缚于这种劳动的阶级的依赖性和匮乏，也愈益增长”。因此，马克思不可能不注意到黑格尔的上述论述，但他认为，黑格尔劳动观的真正局限性在于他仍然“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未能真正展开对私有财产的批判，未能超越古典经济学的视域。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黑格尔只注意到劳动的消极方面。当然，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认为生命权高于财产权，生命的价值高于财产的价值；认为对于更高的目标国家来说，无论财产权和生命权都可放弃。可见，黑格尔批判了被神圣化了的私有财产，从而自觉地同古典经济学保持了一定距离，但是他并没有否定一般的私有财产。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依赖于私有制或者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其实质是异化劳动的结果。换言之，工人性质的人是私有财产的最终来源，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客观后果。“这种物质的、直接感性的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因此，共产主义扬弃异化劳动，也就意味着要扬弃市民社会的私有财产，让其成为人的财产，为每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服务，而不是成为主宰人的异己力量，“不难看到，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在马克思看来，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里所说的社会是指超越市民社会的“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因此，“马克思的‘社会’并非一个社会学或政治学的价值中立的概念，而是一个对‘自由何以可能，与‘我们究竟希望什么’作出明确回答的规范性和价值性的概念，它所指向的是‘合乎人性’的、人的自由得到真正实现的社会政治制度”。它表达了马克思旨在通过“社会政治制度规范模式”解决现代性中心问题，即个人主体性与社会共同体的分裂的努力和希望。

马克思在表达这一社会理想时，有时采用了费尔巴哈“类”概念，后者也强调要重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但实际上，在《手稿》中，马克思对“社会”、“类”概念的理解已经完全不同于费尔巴哈，因为马克思是从分析“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入手来解决劳动异化问题。在他看来，只有在扬弃“市民社会”的基础上，才会生成新的合乎人性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只是达到对市民社会的直观，没有提出改造市民社会的新任务。这再次提示我们，如果马克思没有完成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的批判，他是不可能真正克服其现代性批判的局限性。

在《手稿》中，马克思从哲学原则和制度层面对现代性展开了双重批判，它不仅推进了黑格尔的现代性批判事业，而且也展现了马克思对近代自由主义批判的丰富政治哲学意蕴。这一批判尽管还未完成，但它已经预示马克思政治哲学致思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