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那桌饭

农民心底那朴素的善良啊，容不得任何的负罪，哪怕这负罪如何明正言顺，如何义正辞严。

母亲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初一月半必上香吃斋。至于清明祭祀祖宗，那是铁定的仪式，必不可少。祭祖宗仪式，在我老家称“做饭”。

只是纳闷，每次做饭，村上别人家都只在家里做一桌，我母亲必定做两桌。家里一桌，外面也有一桌。家里那桌，母亲和父亲必得叮嘱我们兄妹几个一起张罗，外面那桌他们从不让我们插手。连做给谁吃的也不肯透露。

年年清明，那桌饭年年上演，年年我都怀着疑团。直至父亲去世，母亲才跟我们说起缘由。

那时母亲才十二三岁，推算一下，应该是1940年前后吧，那一年，母亲成了父亲的童养媳。

母亲本来不是童养媳，小时候的她也生得花团锦簇，又是当时定埠街上的富家小姐，一次偶然的机会，被我家太奶奶看见了，太奶奶喜欢得不行，就要结成亲家。当时我家也是十里八乡有名的殷实人家，良田百亩，牛羊成群，房屋数十间，一色的青砖黛瓦，且铺着厚实的楼板。外祖家一看门当户对的，就同意了这门亲事。那时父亲和母亲才三四岁年纪。

后来日本鬼子追赶抗日的国军，进驻了定埠街。他们在太公公家的棺材铺里搜出了一个受伤的国军，那是太公公藏在自己寿材里的。日本鬼子就一把火把太公公家的铁匠铺、木匠铺、染坊等全部烧毁。那名国军也被绑在大树上，浑身淋上洋油，活活烧死。太公公因此被鬼子队长残忍地一刀劈死，头丢在胥河南岸，尸身抛在胥河河北，且多少天不许家人领回安葬。母亲一说起这些，就泪水涟涟。

因为这场大难，外公家一下子败落，年纪轻轻的外公就得了急病，很快也抑郁而亡。可怜的外婆一看孤儿寡母，实在无法过下去，只得把母亲提前送到父亲家做了童养媳。

那一年鬼子就来我们韦家村扫荡。太奶奶指挥家里女人们脸上涂满了锅底灰，穿了男人的旧衣衫带着孩子分散钻进了胥河里的芦苇荡，桥底的涵洞。

鬼子们牵着牛羊，拎着鸡鸭，扛着大枪扬长而去了。胆大的村民就先回了村。这时，我爷爷和村上两个青壮年发现了一个日本兵。这个鬼子不知为什么落了单，他的手里还拎着抢来的鸡鸭，一手扛着一把三盖，最气人的是正赶着我家的大牯牛，在村里的大道上大摇大摆地走。突然，他看到了我家的青砖大瓦房还好好地立着，马上引来火舌准备烧我家的房屋。看着村里倒塌的房屋，毁坏的家园，爷爷和村上两个堂兄弟早已怒火中烧，现在这个落了单的日本兵竟然还如此嚣张，爷爷们决定干掉这个日本兵。

他们从后面一下子包抄过去，就把日本兵扳倒在地，那枪也飞了出去。听说这日本兵长得特别高大，三名青壮劳力好不容易才把他五花大绑抓住了。被绑的日本鬼子还在死命挣扎，用日本话嗷嗷大叫。爷爷他们怕这叫声把离开的日本兵给唤来，就把他摁进了胥河里。这日本鬼子劲头也特别大，在水中还挣扎了好一会儿才断气。

我的爷爷们，一辈子以种田为生，心里满存着善良，不是恨到了极点，当时怎么会下得了杀手？这疯狂的小鬼子任何人见了都会杀之而后快，又何况血气方刚的三个青壮年？

日本鬼子断气后，爷爷生怕走漏了风声，殃及全村人。趁村民没回来之前，用我们家的一盘石磨绑在这鬼子的身上，连同鬼子一起沉进了胥河。然后，又把那把三八式步枪和两颗手榴弹丢进了村里的一口废井，并封了井口。

爷爷他们几个跟谁都不说这事。所以，过了好些年都没人知道。但爷爷因为亲手杀了这个日本人，虽然当时觉得痛快，但心里怎么也不能安宁。后来，爷爷在一个双抢季节，过于劳累，一下累倒在田头。临死前跟太奶奶说了这个秘密，说这事一直搅得他心烦，他晚上睡不安稳，老看到鬼子死前的样子。太奶奶看到白发人要送黑发人，泪水长流。爷爷却说，杀人的事做不得啊，死了就轻松了，从此可以一了百了。

就这样，年轻轻的爷爷丢下一大家子撒手而去，于是，我们家当时的一家之主，笃信佛教的太奶奶就深信，她的儿子年轻轻去世，就是因为杀了这日本人。于是年年清明，为了子孙后代的平安幸福，也为已故儿子生前的叮咛，她都要默默地给这死在异国他乡的日本人做一桌饭，以安抚这死去的孤魂。太祖母死后，只交代父亲和母亲做，且不许告诉其他人，这一传就传了几十年。

原来，这桌饭是做给一个日本人――一个参加侵华战争的日本鬼子的，难怪父母亲一直讳莫如深。至于放在外面做，那是因为这鬼不是我家人，门神挡着他进不来，为了让这死鬼吃到饭就放在门口了。

日本鬼子，毁我家园，占我土地，杀我国民，实在是死有余辜。我们家竟然还要做饭给他吃，知道这一切后，我大为不满，直骂太奶奶和母亲的愚昧。母亲却急得恨不得捂我的嘴。

母亲说这是爷爷交代的，连太奶奶都照着做，我们下一辈还能不听。母亲还说，这日本人其实也可怜，做了孤魂野鬼，再也吃不到家乡饭了，他也有家人的，他家里人连他死在哪都不知道。不就一口饭么，就给他一口吃吧，跟死人还争什么长短。我真恨母亲的软弱，难道母亲忘了她的爷爷被杀的事实了吗？母亲却说，杀她爷爷的不是这个被我爷爷杀的人。冤有头，债有主啊。不该死的就不该死，该死的也不应该由我们杀。

母亲从不让我们插手那一桌饭，也算是为了保护我们吧，说是怕恶鬼使坏，以免日后跟着我们后面讨饭吃。

我不知道我的长辈，我的亲人们，每年在做清明这桌饭时，怀着怎样的心境。朴素的善良，还是麻木的？但我能深深理解他们悲天悯人之情。对一个侵犯了我们家园的强盗，他们觉得固然可杀，但他们杀后又觉得可怜，毕竟那也是一条鲜活的生命，也是战争的牺牲品。他们心底的矛盾重重复重重，怎能平复？岂能平复？我从没见过面的我亲爱的爷爷和他那几个堂弟兄，那溢着庄稼香味的纯朴的手啊，竟然也要染上战争的鲜血。我不知道那堂堂七尺男儿，挑着三百斤担子也能健步如飞的我的亲爷爷，他的身心该受着怎样的煎熬？他内心的苦痛和矛盾该向谁诉说？也许他跟谁都无法说，他只能背负着这沉重的十字架，最终把自己累死在田头，才算跟老天有了个交代。我还知道爷爷去世那年，才三十三岁。其他两个帮忙杀人的堂爷爷，也都年轻轻就去世了。我不知道这被杀的日本人是否是他们早逝的诱因。但我能肯定，一辈子从没杀过人的我的爷爷，自那以后，应是恶梦连连吧，所以才会活得战战兢兢。那个沉重的磨盘，既压在那日本鬼子的身上，也定是时时压在爷爷们的心上，以及我父母亲的心上吧。不然，清明时节的这桌饭，为何一下子传了这么些年？农民心底那朴素的善良啊，容不得任何的负罪，哪怕这负罪如何明正言顺，如何义正辞严。日本鬼子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他们可以刻意掩盖，矢口否认，甚至全盘。而我的父老乡亲，不过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财产进行了正义的抗击，就背负了几代的精神枷锁。何谓恶？何谓善？在战争面前，善与恶都乱了分寸。而我的爷爷们依然守着那份与生俱来的善，对吗？错吗？我不知该如何评说了。

后记：解放后的几年，我们大家族的财产几乎全被没收，因为大爷爷和三爷爷家都被评了地主成分，房屋家产全部充公。我爷爷排行老二，因为活活累死在田里，所以我们家侥幸被评了个富农。但自始至终，家人从没有向外界披露爷爷当年杀鬼子的事儿，也没有存着任何将功抵过的侥幸心理。我爷爷用他的死为父亲弟兄三个及我们这些后代子孙撑起了一把伞，让我们少受了很多苦。我的哥哥姐姐还拥有了继续求学的机会。而大爷爷和三爷爷的后代，年纪大一点的，连读初中的机会都被剥夺。我爷爷还留下了三间高大的楼房，让他的二十几个子孙后代得以有一个庇护之所。今天回想着这些家史，莫名的感伤一直萦绕在怀。愿此后的岁月，不再有血雨腥风，愿九泉下的生灵也能个个安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