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四大诗人·杜甫

林庚（1910～2006），字静希，原籍福建闽侯（今福州市），1910年生于北京，现代诗人、古代文学学者、文学史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杜甫是盛唐时代的最后一位诗人，也是盛唐诗歌的集大成者。他对前代诗人采取了一种兼容并包、各取所长的态度，因而也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体现了盛唐时代集大成的艺术成就。如他评价初唐四杰时说：“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戏为六绝句》）

他概括自己的诗歌主张说：“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又说：“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这正反映了盛唐诗歌集大成的趋势。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这虽然是在评价庾信，用在杜甫身上更是恰到好处。他的诗歌老成而凝练，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沉郁顿挫”，而这正是在集大成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风格。

杜甫从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中汲取了激情和灵感，怀抱“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理想。这与李白直取卿相，愿为辅弼的热情乃是一脉相承的。所不同的是，李白是纵横家的作风，所以飘然一生，混游渔商，无拘无束；杜甫则生长于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从小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后来家累又重，在性格上也就不免要老成持重一些。因此表现在诗歌上，李白飘逸不群，充满天真；杜甫则凝练深沉，波澜老成。但是，杜诗凝练而不艰深，老成而又雄浑，又正是建立在盛唐诗歌深入浅出、视野辽阔的基础上。

在唐人的诗歌中，最需要凝练功夫的是律诗，特别是律诗中间的两联。盛唐时期虽有七律，仍多以五律为主，杜甫则在七律上也大显身手。尤其是在入蜀以后，几乎每有写作，都成佳篇。如《白帝》：“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阁夜》：“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这样的诗句既雄浑又何等凝练！几乎每个字都起着暗示形象的作用，造成有如浮雕一般的效果，这就形成杜甫的特殊风格。再如《秋兴》：“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桐老凤凰枝。”鲜明的色彩，浓郁的香气，都凝结在这两句诗中了。这里剔掉一切虚词，达到最高度的浓缩。而为了强调“香稻”和“碧梧”，甚至颠倒了正常的词序。

又如《旅夜书怀》：“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短短十个字，就写了多少景物！眼底的大江，头上的天空，天空中众多的星星，大江中奔涌的月亮，月光和面前无边无际的原野，无不踊跃地呈现出来，好像夜空下整个宇宙都囊括在这两句诗中了。

杜甫的凝练在五古中更显示了特殊的作用。五古在盛唐诗歌中远不如七古活跃，尽管李白有《古风》五十九首之多，代表李白风格和创造性的仍然是七古而非五古。

杜甫采用的也是《咏怀》以来所形成的一种夹叙夹议的写法。但诗歌本来是抒情的，增加了叙述和议论的成分，弄得不好，就会削弱抒情的力量，变得冗长而沉闷。但是杜甫以他的解放情操与雄浑气魄，使得诗中的议论成为自然流露的心声。而其中的叙述，也由于凝练的写法而达到近于细节的真实。细节真实本是小说中的一种创作方法，原非诗歌之所长。但是杜甫的叙述，细致而不刻画，详尽而不冗长，能将身边琐事的叙述与关心天下大事的议论融为一体，这些构成了他五古的突出特色。由于细节的真实，他在叙述客观场面时，能够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使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因此诗人不只是在客观地叙述，作品中也同时浮动着他本身的形象，如《石壕吏》《新安吏》等。

不仅五古，甚至七古也如此，如《兵车行》：“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这道旁过者当然是一些路人，但其中就隐约地包含着杜甫在内，到了“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则“长者”之为杜甫的形象便更是尽在不言中。后来白居易的新乐府之所以比不上杜甫这些诗深厚，原因也在于其中缺少这样一个自身的形象。

杜甫是盛唐诗歌的集大成者。这集大成中形成的风格，在他进入长安后，便充分显示出来。他说：“思飘云雾外，律中鬼神惊。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这其实正是杜甫心中理想的诗歌标准，与他自诩的“沉郁顿挫”不正是同一老成的风格吗？因此“老成”是杜甫的风格，也是杜甫的性格形象。这样，杜甫不到四十岁时就已自称是“杜陵野老”了，此后称老的地方更是不一而足。后人于是便也称杜甫为“老杜”。

“诗至老杜极矣。”“老”的性格形象正是杜甫留给人们的共同印象。

（选自《名家说唐诗》，天津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