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歌传播策略列举

从传播学角度论，文学作品作为信息的一种形式，除自身拥有的艺术价值和魅力外，还应积极地参与传播，通过策略性的传播，最大化地实现其审美、风化教育和干预生活的系列效应。这正如冯天喻先生所论：“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类化’，是人类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对象化，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价值，经由符号这一介质在传播中的实现过程，而这种实现过程包括外在的文化产品的创制和人自身心智的塑造。”①在被闻一多誉为“诗唐”的唐代，诗人在当时的条件下，充分利用有限的传播资源，进行了朴素而卓绝的传播艺术探索，留下许多堪称传媒史经典的佳话。本文试从实践论角度，巡视和检索唐代诗人的诗传精神和策略。

汉语中的“新闻”一词，据姚福申先生考证即始于唐代。②晚唐诗人李咸用的诗③中曾两次明确提到“新闻”一词：“天涯行欲遍，此夜故人情。乡国别来久，干戈还未平。残灯偏有焰，雪甚却无声。多少新闻见，应须语到明。”(《冬夕喜友生至》)“故人不见五春风，异地相逢岳影中。旧业久抛耕钓侣，新闻多说战争功。生民有恨将谁诉，花木无情只自红。莫把少年愁过日，一尊须对夕阳空。”(《春日喜逢乡人刘松》)结合这两首诗的标题和内容来看，其中的“新闻”一词，已经明显具备了今天专业性术语“新闻”的内涵，而且作者在诗中对信息的接受意识和传播意识，都表示出了相当迫切的渴求。

事实上，初唐时期，陈子昂已经自觉地利用新闻效应，进行过一次诗与信息的成功传播。初入京时，陈子昂作为一名普通的试子，并不为人所知。一天他经过长安的一个闹市，看见一个卖乐器的人，炫耀其所卖胡琴价值百万。许多豪贵传看着，却无人敢买。陈子昂拨开众人，走上前去，径直以百万之价买下，周围人惊讶万分，纷纷询问，陈子昂泰然地说：“我擅长这种乐器。”当大家要他表演时，他许诺次日可到宣阳里欣赏。第二天，大家果然都来了，陈子昂设酒食款待客人，置琴于前。等大家吃喝完毕，他捧着琴自我介绍，并说有诗文百轴，在京城奔走，碌碌尘土，知音难觅，不为人晓。接着，他砸碎胡琴，而将文轴遍赠众人。于是，不数日，陈子昂之名誉满京都。司空参军王适看到陈子昂的诗集后，惊喜地称赞：“此子必为天下文宗矣。”④

案例中，我们不难看出，正是这场“新闻炒作”，使陈子昂一举成名天下闻。否则，他那些“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诗，很可能会因无人识传而隐没于璞中。这里，在传媒策略方面，陈子昂使用了最基本的人际传播形式，借助“一传十，十传百”的口口相传，引起了社会的轰动。段京肃先生认为：“人际传播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信息交流活动”，“是最原始的，历史最悠久的传播类型。”⑤

在人际传播中，名人的作用有着轰动效应。特别是唐代，社会崇拜名声，因人看诗之风颇盛，若为名流手笔，则争相传写；若为无名者，则不屑一顾。因而唐代诗人在成名或试举之前，往往奔走于权贵或名士之门“投谒”、“温卷”、“觅举”、“求荐”、“延誉”。李白投诗于贺知章，白居易投诗于顾况，从传播学看，都是利用名人效应进行作品传播的策略。

史料记载，牛僧孺试举进士时，以诗文拜谒文坛巨擘韩愈、皇甫，得二公赏识，意欲提携。于是，某日二公明知牛僧孺外出，故意登门造访，在他的门上大书“韩愈、皇甫同访几官不遇”。第二天，京城名士纷至沓来，竞相观看，并迅速传扬开去，牛僧孺名声大噪。⑥在这则案例中，如果从传播学角度分析，韩愈和皇甫二人实际上是进行了二次传媒策略的谋划，对传播内容进行了二次包装，对信息进行了中转和再处理，从而实现了信息的增值，因而也就取得了更为可观的传播效果。

同时，在信息传播中，总有一些无法完全控制的因素，这就是传播实践中常常会出现的“误传”和“噪音”现象。中唐时，诗人李固言初到京师应举，向表亲柳氏请教投诗何人。柳氏欺其老实，故意让他投谒闲官许常侍。岂料次年许常侍调任礼部侍郎，便给李固言以状元及第。这里，诗人李固言的不虞之誉，生动地反映了唐代科举的真相。同时，这则案例至少反映出了三条信息传播的规则：第一，名人和权要影响和决定着传播行为的成败和结果。当许常侍是闲散之官时，李固言的传播策略显然是失败的；而当许常侍能够左右言路时，李固言原本极为愚蠢的传播策略又显得极其成功和出色。第二，现实生活中，传播活动常常会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李固言初到京师，向表亲柳氏询问投谒何人，这是他预定的传播谋略，而柳氏的使坏和捉弄，使他遭遇了传播结果的失败，显然是信息传播中的“误传”和“噪音”现象。第三，从哲学意义上讲，信息的传播同认识其他事物一样，也是一个微妙复杂的过程，常会出现很多干扰性的因素。换句话说就是，信息的传播是可控制的，又是不可控制的。因而从传播学角度说，策略者应当充分估量这种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或者最大限度地消除负面效应，才能取得预期的传播效果，掌控和把握传播活动的走向。正是从这层意义上说，案例中，李固言一悲一喜的两种命运，是颇值得传播学研究者深思的问题，因为“传播技巧既是对内容的美化和包装，也是绕开传播障碍、避免传播干扰的特殊技能。通过它，传播者可以巧妙、灵活地将信息送入受众的感官，深入他们的大脑”。⑦

马克思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也可以理解为：人的现实存在，是和传播活动不可分割的。哪怕是企图与世隔绝、自我封闭的隐者，实际上也是在传播着一种信息――“别来打扰我”，更何况绝对的隐者、绝对地不接收任何外在信息是不可能的，因而段京肃先生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个时期，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无一不是处在传播活动的包围之中，也无一不是凭借了传播的活动在维系自己的生存和进步。人类生活在一个由信息和信息传播媒介构建的世界中。古今中外，信息的获取、加工处理、传播、存储都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活动之一。”⑧由此可见信息传播在人类活动中的作用是很大的。下面这则案例，更能充分证明积极的传播策略引领现实生活的意义。

盛唐时期，诗人王翰出身寒俊而性情豪侠，为人狂傲而放纵，《旧唐书・王翰传》说他：“发言立意，自比王侯。”⑨唐睿宗景云元年，王翰通过礼部组织的科举常试后，并没有像一般的进士那样，按程序被动地等待着吏部的铨选而授官，而是自编自演地进行了一次别出心裁的“传媒运作”，封演记载说：“选人王翰颇攻篇什，而迹浮伪。乃窃定海内文人百余人，分作九等，高自标置，与张说、李邕并居第一，自余皆被排斥。凌晨，于吏部东街张之，甚于长名。观者万计，莫不切齿。”⑩果然在接下来的制科考试中，王翰得到了张说的力荐，举超拔群类科，并授昌乐尉。张说担任宰相后，又将王翰召回京城担任秘书正字，并提拔为通事舍人、驾部员外郎。分析这里王翰的传播谋略，首先，他对信息内容进行策略性的处理和包装，将海内文士分为九等，第一等中仅有三人，除了被誉为“一代文宗”的大手笔张说和大名士李邕之外，剩下一人就是他王翰自己，可以想象这种信息对士人的冲击一定是颇具震撼力的，颇像当年谢灵运将天下之才计分为一石的做派，难怪当时“观者万计，莫不切齿”了。抛开道德的评判和是否符合实际情况的追索，王翰这里所取得的传播效果，应该说是极为可观的。其次，王翰这里极富创意地运用了多种传播技巧。第一，他运用了“明示法”。这是指在信息加工过程中，将所要传播的中心思想或基本内容作出明确的归纳。邵培仁先生认为，在传播技巧中“思想明示的基础是通过证明和逻辑推理而试图取得接受者对文本主旨的赞同”，“明示法主要是明确的理性的影响”。11从传播学来看，信息加工与符码制作是为了影响接受者的态度和行为，因此，任何制作者都会在其中明确表达和传送一定的思想、感情、目的和意图。案例中，王翰拟定全国100多名文士的名次，并分为九等，把自己放在一个极为突出的位置，与张说、李邕并为第一，而且其余的人都被他排斥，这无疑是要明确地传播一种自我优尊的信息符码、思想内容和情感态度，试图向社会人施加一种与官方异趣的民间价值认同。第二，王翰运用了“首位法”。这是指“在出现两个以上的传播者或阐述两种不同的观点时，先出场的传播者和先阐述的观点在其特定的情境中获得了较大的传播效果”。12客观地说，案例中，当王翰要在吏部东墙张榜排列当时天下文士时，他面对的应该是全国的知识分子，而这里王翰只是“窃定海内文人百余人”，言外之意，他是把一大批文士划在了圈外，事实上，当时的文士仅只此百余人吗?答案是否定的，这是这里王翰使用“首位法”的第一层含义；王翰又将这百余人“分作九等，高自标置，与张说、李邕并居第一，自余皆被排斥”，王翰高标自己的位置，又排斥了榜上百余人中他和张说、李邕之外的其他人，这是他使用“首位法”的第二层含义。因而可以说王翰这里是多层次地、艺术性地充分使用了“首位法”这种传播技巧。第三，他又运用了“新奇法”。试验心理学证明，求新、求异、求奇，是庸常次序下的人们一种潜在的、强烈的心理期待。该法则同样适用于信息传播学，这是信息传播时使用“新奇法”的基础。案例中，王翰是“凌晨，于吏部东街张之，甚于长名”，如果从传播策略看，其新奇之处体现在以下四点：①王翰以私定的文士排名次序对抗吏部官方的排名榜，是对既定秩序的一种反叛，极易产生新闻效应；②王翰将私定的排名次序制成了长幅，而且超过了吏部的榜告尺幅，在物质载体的形式上具备了足够的视觉冲击力；③他又将长幅张挂于吏部东街，因地制宜地利用了绝佳的传播空间；④王翰的行动选择在凌晨，正值长安早市，商旅往来，万人涌巷，又是最好的传播时机。这四层意义，足见王翰“新奇法”的石破天惊，因而史料中“观者万计”的记载，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这正是对其成功的传播场面最生动的描写。

事实上，在崇拜诗人、重视诗名，甚至以诗取士的唐代，那些靠隐居终南以求仕的人，那些投身大漠边塞的军旅诗人，都有着强烈的传播作品和名声的意识，都是在利用各自不同的策略，积极进行作品与信息的传播，各有各的不同形式。因而，对唐代诗传精神和诗传策略进行深入研究，是能够给今天研究传播学的学者很多启示的，同时，这也是对我国优秀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再利用，即便是对唐代的诗学研究，也是一种新的思维取向。现代阐释学认为，视角的转换会带来对象的增值。

注 释：

①冯天喻：《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②姚福申：《唐代孙处玄使用“新闻”一语的考辩》，《新闻大学》，1989（2）。

③《全唐诗》卷645，中华书局，l960年版。

④计有功［宋］：《唐诗纪事》卷8，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⑧段京肃：《传播学基础理论》，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

⑥李［宋］等编：《太平广记》卷180，中华书局，1961年版。

⑦⑩1112邵培仁：《传播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⑨刘［后晋］：《旧唐书・王翰传》卷190，中华书局，1975年版。

（作者为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