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学习的关键:促进公平和隐性能力的培养

摘 要：史蒂芬・哈格德（Stephen Haggard），在线学习（E-Learning）咨询专家，服务对象包括英国教育部、伦敦大学、剑桥大学以及英美两国的多个在线学习商业品牌。在2001-2006年期间曾担任英国开放大学课程计划执行主任，主导其课程计划的改革；曾任BBC和英国开放大学E-Learning合作项目策划，主持和参与了涉及政府机构、中小学、高校以及企业的多个重要E-learning项目。

曾受英国政府部门委托，史蒂芬・哈格德为大学MOOC编写MOOC政策框架，并密切参与这个话题。当前参加的项目包括21世纪微软学习框架；网上学习项目“非洲数字日记”（African Digital Diaries）；开放大学、伦敦大学以及霍特大学课程学习技术领导的课程等。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政府共同举办的首届国际教育信息化青岛会议上，史蒂芬・哈格德做了题为“慕课及其他在线学习的创新方法”的主题演讲。由教育部教育管信息中心和上海外国语大学共建的教育信息化国际比较研究中心学者对史蒂芬・哈格德进行了专访。在采访中，史蒂芬阐述了对慕课的看法，并对教育的主要问题进行了阐述与分析，认为作为在线教育的未来趋势应该是培养创新能力和就业能力，并为贫困地区的人提供帮助，以缩小贫富差距。

关键词：教育信息化；教育公平；慕课；信息技术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志吗：A 文章编号：1673-8454（2016）01-0009-05

教育信息化国际比较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尊敬的史蒂芬・哈格德先生，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在本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政府共同举办的首届国际教育信息化青岛会议中，哪些观点让你印象最为深刻？

史蒂芬・哈格德：印象最深的是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开幕式的发言中指出的，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教育信息化，促进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开发和共建共享，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中国也将会支持教育信息化在全球，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建设，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申明，代表了国际教育信息化事业将获得来自中国的支持，这符合了全球信息化发展潮流，也将随之产生重大影响。

中心：中国教育部日前出台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用与管理的意见》，鼓励推动有条件的大学开发具有中国特色的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MOOC）的建设与发展，您认为，在慕课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史蒂芬・哈格德：我认为在慕课的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要坚持开放其中的数据和结果。关于慕课的优势、弊病等问题还存在很大的争议。为了更好地发挥出慕课的作用，必须以完全开放、透明的方式所有的数据，以便教育组织能够获得并有助于研究该问题的细节。那些开发了最成功的慕课的西方高校，都是以一种极度开放与即时的方式呈现相关数据：多少人退课、多少人参加、多少人完成、有哪些负面评论、有哪些正面评论等，这些数据都会公开呈现给研究团队。这就是成功的慕课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让数据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即公开他们所切实做到的事情。当然，选择哪些内容进行公开，这个过程可能会比较痛苦。

中心：关于慕课的完成率过低的问题，常被人们诟病，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史蒂芬・哈格德：我认为并不需要将其当作一个问题来看待。要知道慕课是自由的，人们可以加入也可以离开，就像一片沙滩，海滩上的人可以自由地随便转转，当然也可以离开。人们加入一门慕课，假设只上了一半的课，但他认为自己获得了想学的内容，即使离开，这也是成功。在我看来，人们不需要对完成度或者退出率太过担心，这并不是衡量慕课质量的重要标准。

中心：很多学者都在探讨慕课未来的走向，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大学是否可以对慕课的学分进行认证，据我们所知，已经有大学开始考虑并实施特定内容的学分认证了。如果对慕课的学分认证，您认为应该考虑哪些主要的问题？

史蒂芬・哈格德：要考虑的问题很多，包括慕课的学分认证应该由谁来进行，同伴还是教师？学分认证的参考依据是完成度、参与度、加入的活动还是关键对话？学分认证是否能够成为学习的一部分？这些都是应该考虑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最好的方式是由同伴来进行的认证，当一位学习者完成一项慕课的作业时，其他几位同伴学习者根据规则手册所列出的标准对该作业进行评估。只有当学习者评估完其他同伴作业之后，才能得到自己的评估结果，进而完成相应课程，并获到证书证明其所完成的内容。这样做有利于评估质量的保障，也让这个过程成为学习体验的一部分，而且操作起来并不难。

其中问题在于，学分认证的价值是什么？这牵涉到一些政策方面的问题。高校是否会愿意认可慕课的学分价值？慕课虽然能够提供传统的教学，但高校为了不被慕课取代，维护自身课程的价值，必然会抗拒慕课的学分认证。

中心：由于学习者、政府、高校、教师等不同人的立场和角度并不相同，他们在参与慕课建设时，出发点各不相同，诉求也不一样，甚至会出现矛盾。您认为在慕课的发展中，应该如何平衡政府目标、教师目标和高校目标？

史蒂芬・哈格德：确实，不同群体在发展慕课方面有不同的目标。政府希望能促进慕课在创新、开放和深度学习方面的应用；高校希望向更多不同类型的学习者提供不同形式的教学，以促进各种类型的学习和能力发展，传播其教育方法和实践；教师则可能在寻求机会，促进自身以技术为基础的教学技能的增长。他们都有不同的目标，并且相互冲突，很难达成平衡，最好的方式是让其充分发展，开放讨论。

在中国，很多措施都是由政府来实施的，教师和大学往往是以国家政府的决策为指导。而在西方，政府只提供很少的基础性政策，高校具有非常大的自。在做出决策前，高校必须慎重考虑，例如如何促进教与学的转变？如何实现其对公众的使命？如何试验新方式和新结构？他们需要有非常明晰的规划，并且拥有很大的自由可以去按照其设想来开发慕课。

中心：随着当前慕课的快速发展和大数据的应用，让我们对学习者数据有了更多认识，慕课似乎可以为如何更好地设计课程提供依据。慕课有可能会转变成另一种模式吗？您认为未来慕课最可能会在哪些方面有一些改进和创新，将会起到什么作用？

史蒂芬・哈格德：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慕课可以收集学习者数据，进而进行学习分析。但问题在于，学习分析依然还是一门非常不成熟的科学，人们实际上并不知道怎样去做。往往问题不在于缺乏足够的数据，而是拥有太多的数据，却不知道如何解读。此外，对慕课而言，也正在发生一些重要的事件。在教育层面，慕课对知识进行简单转化，借助刺激激发学生参与学习活动，但在深度学习、创新能力等方面还有所欠缺。所以，即使已经开始进行学习分析方面的尝试，但并不能使其更具意义。因此，我不认为这是未来的一个发展领域，倒不如跳过这一步而进行其他的创新。

另外，我认为慕课并不是一门成熟的技术，暂时也不会有很大的转变。在第一门慕课问世之后的这几年，慕课的确发展速度十分迅速。目前慕课能够很好地传递特定的教育使命、以很低的成本影响巨大的范围、向很多学生传播学习内容，在这些方面慕课已经取得很好的成功。未来慕课可能会变得更好看、用户友好、能够处理挑战或更为可靠。慕课可以成为终身学习的一种有效方式，我们需要怎样让更多没有接触过的的人去接触慕课，怎样让这种形式的学习被更多的人接受。我认为这是慕课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所面对的主要问题与挑战，而不是创新。

因此，慕课并不具有很强的创新性。慕课其实类似于二十年前西方组织所使用的远程教育。人们根本不必对慕课的出现过于激动，他们十分普通，只是发生在更高的层级，拥有更多的教师和更多的学生。慕课这么火，是因为营销和推广做得好，但在教育层面没有任何的创新之处。我认为最大的创新是在学习技术的创新，而不是慕课的创新。我们必须讨论的是，技术是否能帮助我们提升自信、能力与品质，例如坚韧力、领导力、合作力，这些才是最振奋人心的研究。慕课是一种基于信息技术的教学，未来教师需要做的一部分教育，可以在慕课上开展，尤其是入门知识的教授。学校可以要求新入学的学生在参加正式的课程之前完成一些慕课的学习，这能够帮助他们进入更好的状态，也会非常有效率。但这并不是创新，只是一种更便宜、更灵活的方式。

中心：您认为慕课在促进教育公平和终生学习会发挥怎样的作用？

史蒂芬・哈格德：我将要做的报告对慕课的这个理念进行了反思。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慕课是否有用？目前为止，慕课服务的是世界上有优势的精英阶层，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慕课能为那些努力改善自己生活的人们做些什么？能改变贫困的村庄吗？能使他们所在的非洲贫困乡村变得更好吗？我与我的朋友、家人一起在一个非洲非常贫困的村庄的学校做志愿者，我在那个村庄呆了六年。对那个村庄的人们而言，慕课有用吗？以该村庄中的汉森为例，他接受过教育，有一定的文化。村庄里没有医生，人们如果生病了，就会死去。他想改变这种状况，希望成为村里的赤脚医生。那个村庄里有能联网的电脑，可以接触到许多公共健康相关的慕课。问题是他是否应该参与那些基础健康护理的慕课？是否有适合他的慕课？这对他是否是件好事情？我已经厌烦了学校领导和各国教育部官员问我，“慕课有用吗”。我想要问的是：“慕课对贫困地区的人们有用吗”，我希望能够改善当前的状况。

中心：在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过程中，您认为人们应该最需要注重哪些方面呢？

史蒂芬・哈格德：我所工作的西方市场，目前在教育信息化方面的最大挑战是就业能力（ employability）。信息技术作为一种媒介和平台，能传递基本知识，帮助人们能更好地读与写。用信息技术教授创造性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将会成为未来重要的研究主题。但目前信息技术还尚未显示出来的是，能够如何借助技术培养就业能力，帮助人们更好地组织自我、展现自我、拥有批判性思维、与上司合作等能力。我们可以考虑，什么样的慕课能够影响到工作场景中的员工们？尤其在一些西方国家，主要是员工的创新力和可能性方面存在挑战，而非缺乏特定的知识技能。教育信息化能够作为方案之一，帮助人们应对接下来十年的挑战，帮助员工挑战困境，可以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具有决策力，并且能够应对冲突。

中心：除了您上述提到的这个可能会很有前景的发展领域，您认为在教育信息化方面还有其他的值得关注的研究主题吗？

史蒂芬・哈格德：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发现的阶段，也无法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其中一种应用方式是运用类似电影阿凡达那样的感观环境。我的同事正在开发面部控制的软件，能用程序控制面部表情，模拟一个真实环境中的角色。该人物角色与你是同样的长相，但可以在程序里表现不同的面部表情。人们在这个模拟平台可以进行对话、争论，可以做出发火或者为难的表情。目前，人们正在运用技术平台进行非常复杂的人类的表现和品质方面的尝试。我认为这可能会是个很有前景的领域。我们可以使用信息技术增强人们的能力和效率，处理与他们教育相关的个人情绪问题，通常这些情绪问题应该是在家由父母来处理。

另外，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领域是，人们对技术支持的学习的认可度和信任度。学习者很难接受技术支持的学习的价值。从逻辑角度来看学习过程，面对面的交流教学显然很重要，这是无法跳过的一步。那么技术如何支持学习，这需要弄清楚信息技术的正确角色，然而这个问题却一直被低估。我认为这也是整个行业所面对的挑战。

中心：谢谢您对我们的建议和分享，作为资深的在线学习专家，您能向我们介绍一下您现在正在参加的研究项目或计划吗？

史蒂芬・哈格德：目前我主要有三个研究方向。一个是“21世纪技能”，是指基于性格特点的品质，包括坚持力、解决问题能力、创造力、领导力、混乱情况下的工作力、同理心等。我参与了微软和苹果公司的关于“21世纪技能”的项目，已经开始着手去做。比如进取心应该是什么样子，如何发现这样的品质，如何建立好关于进取心的固定概念，然后再去开展与运用信息技术对这个品质进行培训，这将会很有意思。

另一个领域是视频资料在教育的运用。我正在研究如何自动化地处理视频，继而能确定视频的内容是什么以及其中最有效的教学活动是什么。这是值得关注的，因为视频有利于学习者的参与，也会激发学习者更强的动机。然而教师并不愿意在教育中使用视频，因为他们觉得找到最适合的视频很困难，也常常缺乏权限去下载和使用。

最后一个是一种质量不高、价格便宜的低功率老式手机，在非洲的一些地区或者农村地区使用，利用简单应用软件传递教育内容。非洲有太多的孩子接受的学校教育并不理想，如果有种方式让他们可以使用能负担得起的手机去改进学习，会非常振奋人心。这种挑战并不是在教学法或学习技术方面，而是传递手段、成本、商业模式方面的挑战。我认为以上这几个研究领域对我们的教育领域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并且让人激动。

中心：在仁川会议和青岛会议上，优质学习和优质教育成为重要议题，您能与我们分享一下您对优质学习和优质教育的看法和理解吗？

史蒂芬・哈格德：很开心能有机会讨论优质教育和优质学习。我发现中国的在线学习社区上，免费的学习常被作为优质的学习，却并没有人真正质疑过这个词的准确涵义。优质、高质量到底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似乎缺乏充分的批判性讨论。当我看着屏幕上的学习流程时，发现参与性方面总是有所不足，人们未被要求去以批判性的逻辑和质疑的方式思考，未被要求与同伴进行合作性的讨论，也没有被要求去评判所看到的东西，没有提供反馈或其他选择的机会。我完全没有看到高质量的学习。在中国的环境下对质量的概念，更多的是参加、完成、分数等，未能完全体现质量的定义。

在我看来，优质教育指的是能够让你适应生活中持续不断变化的教育。生活与职业都会发生变化，可能会遇到许多困难。那么优质教育能帮助人们找到适合自己和所在社区的创造性的解决方法，这是我所理解的优质教育。人们能够适时改变并适应批评，敢于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回应。

中心：您所关注的数字化学习与优质教育的关系是什么？

史蒂芬・哈格德：有许多事情不只是可以在纸上实现，数字化方式是一个不同的平台，能够帮助人们做到许多不同的事情，也可以被运用得很好。但是我认为挑战主要是在于，如何创造性地运用好数字化技术。举个例子，数字化技术在阅读方面就运用得很好，在数字化的设备上显示文本时，学习者必须参与其中、回答问题、分享答案和进行讨论。你会发现数字化的平台发挥了良好的作用，展现了数字化软件的潜能。但是人们同样也可以在纸上进行阅读，用笔回答、讨论、总结。我并不赞同数字化技术的过度使用，不能简单地让数字化技术成为闪烁的纸张。太多的情况是，学校分发了大量设备供学生使用，学生坐在教室里看着屏幕，这与用纸笔相比没有任何改变。教师在电子板上写字，学生就抄下来。因此，目前许多案例只是在技术层面上使用了数字化设备，但并没有转化为数字化教育。

教育上的每一个转变都建立在多个层面上，如教学目标、教学环境的改变，不可能只通过改变其中的一件事，就能完成整体改变，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中心：目前有一些教学模式的尝试，例如翻转课堂、运用开放教育资源进行混合式学习和合作性学习、探究性学习等。对于这些教学模式的实施，怎样才能做得更好，是否可以给予一些建议？

史蒂芬・哈格德：的确是有很多教学模式，比如数字化环境中最受关注的一些基于建构主义的教学模式。这些模式揭示了数字化学习过程的发生，人们据此十分激动地认为这样的学习过程是知识建构的过程。在我看来，我们没有必要认为应该要多使用某一种模式而少用另一种模式，每种模式都有不同的优势。重要的是在使用的过程中要持续不断地对这些教学模式进行反思。人们应该拥有使用不同模式学习课程的自由，当发现学生的学习状态效果不太理想时，应该与他们进行沟通、提供指导；有时学习者需要去参加一些论坛的讨论，进行探究性学习；而某些时候学习者能在建立自由联系的情况下，获得最佳的学习效果。因此，找到对学习产生促进作用的原因会十分有效。

我认为没有哪种单一的方式会是万能的，但是创造性地、灵活地、动态地讨论所需要学习的内容很有必要。比如想要的学习结果是什么，怎样的学习环境适合在你的教室里进行教学，这些持续的讨论都会对教育起到促进作用。教育上的失败，往往就是由于在一个系统中采用一种单一的方式，而且不管是否得到正确的成果，人们都会去做。

中心：现在存在的一种状况是，教师具有使用信息技术的能力，知道怎么使用视频、投影、社交媒体，但却不在教学中使用这些新媒体。这种情况的发生到底是什么原因？应该如何进行改善？

史蒂芬・哈格德：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教师常常回归到传统教学形式。他们会尝试一些事情，但往往是因为一些众所周知的推力，比如处于家长和考试要求，教师才那样去做。几年之后，又回归到原来的方式。但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首要问题是，不使用这些新媒体就是不对的吗？为什么一定要使用这些新媒体新技术？我觉得有趣的是这被默认为一种不对的行为。

中心：教育的本质目标在于培养学生，但是不否认有一些老师却是为了自己的便利，而不愿意使用新的方式去促进学生的学习。这您怎么看？

史蒂芬・哈格德：没错，但老师也是人，也有自己的生活，会感到疲惫、消沉、沮丧和低落。这些是我们不曾关注的事实。无论老师们是用信息技术还是纸笔，这一事实都不会改变。很多国家的情况是，他们的薪水低，不受重视，甚至还被作为所有社会问题的责任者。在我工作过的学校，我看到有些孩子们吃不饱，无家可归，回家只能看见父母无休止的争吵。要求这样的小孩在教室里学习，如果做得不好，那么老师需要负起责任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无形中给了老师巨大的压力。因而，教师们更愿意回归到安全妥当的方式进行教学：‘坐下，闭嘴，听我说’。如果是我面对这样的问题，处于如此低的社会地位，拿着低薪水，缺乏安全感，看到这些政府都无法妥善处理的受社会政治问题影响的小孩出现在我的课堂，我不认为我会有改革的动力，更不会说出，‘噢，太棒了！ 我去年培训时学习使用了这个强大的软件。来吧，孩子们我们一起享受愉快的课堂吧。’

老师对现状感到失望，而人们却期待技术是一种完美的解决方案。老师们给予人们重要的反馈和信号，这个信息蕴含在整个信息技术和教育产业，在此次会议上人们反复讨论，真是令人害怕。人们觉得‘信息技术是可以改变教育的奇迹’，‘信息技术是让孩子们打破国际交流障碍充实自己的魔法。’这不是真相。教育是一种社会现象，教师处于艰难的社会地位，许多可怕的事物压在老师的头上，不能指望用信息技术来解决所有的问题。问题会反复出现，直到老师有权利掌控周围环境，否则他们不会去使用创新性的方法。

中心：从您的话语中，我们感觉出您对利用信息技术解决教育问题的质疑和关切，那您认为应该如何面对这些教育问题呢？您认为对教育体制会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史蒂芬・哈格德：我认为教育的真正问题都是一些“棘手的问题”。这些问题没有答案，任何能改善当下问题的措施，解决的都只是一时的问题。在教育中应用信息技术很有风险，因为应用信息技术的理想状态是所有问题必然会有解决办法。然而，教育面对的挑战并没有解决方案，问题是无穷无尽的，整个社会、每位家长、每位老师，甚至是每个学校的清洁工和政治家都在寻找最好的解决办法，这些解决办法可能会让社会前进或者后退。这取决于你出生的家庭、思维方式和所处的社会。信息技术并不是一种全能的解决办法，但问题在于它看起来能够促成变革。引入信息技术，用某种软件来作为测试的新方式，看起来似乎解决了问题，但实际上并没有。

事实上信息技术有时候会使问题更为严重，因为信息技术更有利于在文化、技术以及社会地位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人群。看看那些分析信息化学习效果的文献综述，会发现处于社会边缘化的人在信息化环境中的表现更差，而社会地位更高的人表现得更好。对信息技术的依赖程度越高，造成的社会分化和社会问题可能会越严重。信息技术并不是答案所在。现在最危险的是，那些受到信息技术产业支持的政客看到的是背后的大合同和金钱，所以努力推广利用信息技术解决教育问题的方案，我们必须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培训教师队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但也需要机构改革、考试改革、评价改革、课程改革、资金结构改革等。仅仅改变一件事情难以推动教育的变革。

教师、结果、课程、评价、学生、这些都是我们常常忘记的因素。许多学生无法学习，是因为他们的学习条件过于糟糕，这些学生会成为课堂上的破坏分子。技术正在拉大学生间的差距。所以各个方面来说，信息技术都是一个危险因素而不是解决方法。

中心：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和提醒，希望未来有机会进一步合作。最后，您觉得在教育信息化的研究方面，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话题？您能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一些建议吗？

史蒂芬・哈格德：我非常欢迎中国的研究者或实践者与我进行各种形式的合作或共同研究。令我振奋的是，中国政府的高级决策层，正在积极推动全球范围内教育技术的发展，这将会带来非常好的进展。我乐于能够与你们进行这些方面的交流。

目前欧洲学者在研究如何使用信息技术进行能力的培养，特别是在个人能力的培养方面，如独立思考、质疑教师、提出否定、组织意见、批判性思考，而不仅仅只是阅读相关的资料。

目前为止，信息技术拉大了贫富差距。中国从官方的高度努力发展农村地区、西部地区。如果中国的教育信息化发展过程中能够证实信息技术可以缩小贫富差距，会非常了不起。但在目前的报告还没有具体的数据，只有已开展的项目数量、开展的行动、颁布的政策，但却缺乏具体数据，所以也无法准确判断。

在英国，每次信息技术投入到一个学校时，要有一系列分析和评估的流程，报告成本、失败的课程、损坏的机器、衡量学生学习的措施。

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你们能一起研究一个关于西部地区以信息技术为引导的学校，精确完整地描述所有的情况，诚实、全面地报告问题或进行批判。这将会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可能会有点困难，但是只有这样才能有效使用信息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