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占卜范文
时间：2023-10-08 01:56:04
在线占卜篇1
关键词：商周；东土；地理；卜辞；鸡麓
DOI： 10.16758/ki.1004-9371.2017.01.006
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旧藏有经绿松石镶嵌的雕花虎膊骨骨埔患（图一），该骨颇壳安赜诩幽么蠖嗦锥嗷始野泊舐圆┪锕荩其上刻有与商末田猎有关的纪事刻辞2行20字（《怀特》1915、《合集》37848，图二），曰：“辛酉，王田于鸡麓，获大 虎。在十月，唯王三祀担ㄐ）日。”其中“大”后之字摹本作“ ”（图一），其上从雨，但下部所从之未知为何字，过去学界多将“ ”字读为“烈”，新近刘钊先生释作“霸”，读“白”或“膊”，1似均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欲坐实，恐怕还有些难度，故本文暂时不强为隶定。该刻辞以周祭形式纪时，由此基本可以判定其年代当与黄组卜辞相近，殆属商末帝乙、帝辛时期的遗存。常玉芝先生经排谱推定为帝辛三年物，2当可从。此骨颇搜芯可棠芗乐贫扔肷檀历法的重要文物材料，颇受学界关注。当然，更让我们感兴趣的是刻辞中的田猎地“鸡麓”之地望，因为此中涉及的恰恰与甲骨商史学界争讼已久的商末田猎区的具体方位有关。倘若能够考实其地，则可以为商末田猎区位置的确定提供一个重要的新凭证与新坐标，对推进商末卜辞地理之研究亦有裨益。今试作考证如下，以供学界同好批评。
殷墟甲骨资料中言及“鸡麓”者仅此一例，不过甲骨刻辞中的“某麓”，亦可但称为“某”。此类例子很多，如“麦麓”（兕骨骨瓶檀3）与“麦”（《合集》27459、37517）、“庆麓”（《合集》28800，亦有学者释作“荐”）与“庆”（《合集》37363）、“（p）麓”（《合集》28899）与“（p）”（《合集》28885）、“潢麓”（《合集》37452）与“潢”（《合集》37514）或“黄”（《屯南》2182）、“目麓”（《合集》37382）与“目”（《合集》29285）、“麓”（《合集》37461）与“”（《合集》33537）、“雍麓”（《合集》37656）与“雍”（《合集》37620）、“成麓”（《屯南》762）与“成”（《屯南》762）、“甭础保ā锻湍稀762）与“薄保ā锻湍稀762），等等，不一而足。但“某麓”与“某”所指均为同地，尤其是成、绷阶槌鱿衷谕一骨版上（图三、图四），相互间的对应关系非常明确，最具代表性与说服力。所以甲骨所见的“鸡麓”与“鸡”，所指亦为同地无疑。
殷墟田猎卜辞中，占卜“田鸡”或“田于鸡”者辞例不，目前所见至少有十余版。可贵的是，由于相关龟版或骨片均相对完整，所记各条卜辞在内容上可以相互衔接而成系统，所涉及的田猎地点集群成组，更有利于以地名组为单位来进行相关地名地望的考证工作，从而避免由于单一地名与传世文献间的任意比附所导致的南辕北辙之谬。现摘录其中相对重要的卜辞材料如下：
1、戊戌王卜，贞：田鸡，往来亡灾。王占曰：吉。兹孚。获狐……
辛丑王卜，贞：田，往来亡灾。王占曰：吉。
壬寅王卜，贞：田F，往来亡灾。王占曰：吉。
戊申卜，贞：田庆，往来亡灾。王占曰：吉。兹孚。获兕六、狐一。
壬子卜，贞：田，往来亡灾。王占曰：吉。兹孚。获兕一、虎一、狐七。
乙卯王卜，贞：田，往来亡灾。王占曰：吉。
戊午卜，贞：王田朱（或“”），往来亡灾。王占曰：吉。兹孚。获兕十、虎一、狐一。
辛酉卜，贞：王田，往来亡灾。王占曰：吉。（《合集》37363，黄组）
2、壬申王[卜]，贞：田，[往]来亡灾。[王]占曰：吉。
戊寅王卜，贞：田鸡，往来亡灾。王占曰：吉。兹孚。获狐廿。
辛巳王卜，贞：田F，往来亡灾。王占曰：吉。
壬午王卜，贞：田，往来亡灾。王占曰：吉。
……灾……吉。（《合集》37472，黄组）
3、乙巳王卜，贞：田榆，往来亡灾。王占曰：引吉。在三月。
戊申卜，贞：王田鸡，往来亡灾。王占曰：吉。兹孚。获狐二。
[辛亥卜，贞]：王田F，往来亡灾。王占曰……
壬子卜，贞：[王]田榆（？），往来亡灾。王占曰：吉。
丁巳卜，贞：王田高，往来亡灾。王占曰：吉。
……贞：王……往来[亡灾]。王占曰：吉。[兹]孚。获狐……（《合集》37494，黄组）
4、戊辰卜，贞：王田鸡，往来亡灾。
……卜……田丧……来亡……（《合集》37734，黄组）
5、戊辰[卜，贞：王]田鸡，[往来]亡灾。[王占]曰：吉。[兹孚]。获狐卅又七。
辛亥卜，贞：王田雍，往来亡灾。
……卜，贞：王……往来亡灾……曰：吉。（《合集》37470，黄组）
按“鸡”之地望，李学勤先生认为鸡地属“沁阳田猎区”中的核心区域“盂区”，在河内沁阳一带。1另有学者则把它标注在漳河以北、太行山东麓的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县一带，即《春秋》经传襄公三年（前570年）六月鲁公会诸侯“同盟于鸡泽”的鸡泽。2对于上述观点，我们目前尚不敢苟同。综合前引卜辞，与鸡地相关联的田猎地点有、F、庆、、、朱（？）、榆、高、丧与雍等10个。众所周知，其中的、F、、、榆、丧与雍等七地，乃晚商田猎卜辞中最为习见的田猎点，各自的占卜次数均在四、五十次以上，尤其如地者，甚至高达百数十次。毫无疑问，由这些地点所构成的区域，乃是商末田猎区的核心地带。且如、庆、、高、丧诸地，又是商末征人方行程中的经由之地，3故必在晚商都城殷墟迤东无疑。此外，山东滕县前掌大M18出有晚商时期的B，其铭文有“人方（雍）伯”之名号，4可见雍乃人方之一支，其族居地必在商末人方控制区域范围之内。初步推测，似应在今山东泰山以东的原山附近。5而榆地经考证在今山东省肥城一带。6所以这一组田猎地名群，其总体方位肯定是在晚商时期的东土，临近或直接位于今山东省境内。我们曾经对田猎卜辞以及与之关系密切的征人方卜辞所涉及的乐、宫、丧、、画、盂、（p）、榆、麦、F、商（鄣）、成、杞、索诸地做过相对系统的梳理工作，认为它们均属泰山周边地名，故而在董作宾等前贤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泰山田猎区”之说。1倘若我们对田猎区的方位判断与相应论证无误，则与盂、丧、榆、雍关系密切的商末重要田猎点之一的“鸡”地，恐怕也得在泰山周边寻找。
众所周知，鸡（u）字从 、奚声，所从义符即为鸡之象形初文。而黄组卜辞中恰恰便有径作“ ”形的鸡地之记载，例如：
戊午[卜，在]丧贞：[王田，衣（卒）]逐[亡灾]。
己未[卜，在]鸡[贞：王]田，衣（卒）[逐]亡[灾]。
……[卜]，在……[贞：]王田，[衣（卒）逐]亡灾。
……卜，在……贞：王[田，衣（卒）]逐[亡]灾。（《合集》37537，黄组，图五）
上引龟版共涉及卜辞4条，可惜没有一条其文辞是完整无缺的，今依据残辞互足例重加补阙如前。按上引卜辞最为关键的是一、二两条，就其内容而言，戊午日在丧地占卜，转天己未日则在鸡地占卜，足见丧、鸡两地最多是一天的行程，也就是至多40公里左右的间隔。其中丧之地望，我们曾多次讨论，认为在今山东章丘东南，2这一点大概是基本可以确定下来的。所以，鸡地大致应处在以丧地为中心、以40公里为半径所画之圆的范围内。具体说来，鸡地所坐落的范围西可以到达今济南市境，3东面则至淄水沿岸，北面可抵古济水下游沿岸，而南则能够进入今莱芜市一带。结合下文所要征引讨论的《春秋经》“鲁奚”之地望，我们认为卜辞鸡地应该在丧地以南区域寻找，极有可能就在今汶水上游沿岸地带。今结合相关材料试述如下。
按无名组与黄组卜辞中还有一个田猎地点其名曰“奚”，例如：
1、……[王]奚田，湄日[亡灾]……（《合集》28723，无名组）
2、……翌日戊王∞[田，湄日亡]灾，不冢ㄥ埽[大雨]。（《合集》33573，无名组）
3、壬申卜，贞：王田奚，往来亡灾。王占曰：吉。获狐……
丁亥卜，贞：王田F，往来亡灾。
戊子卜，贞：王田就，往来亡灾。
[辛]卯卜，贞：[王]田于就，[往]来亡灾。（《合集》37474，黄组，图六）
4、戊子卜，贞：王田奚，[往]来亡灾。兹孚。获狐十。
辛卯卜，贞：王田榆，往亡灾。4
……辰卜，贞：王田F。往来亡灾。（《英》2544，黄组，图七）
鸡与奚的关系目前有两种不同的意见。李学勤先生以为奚属“敦区”、鸡属“盂区”，当有区别。1
但郭沫若先生以为奚、鸡所指为一。2窃以为郭说可从。按鸡字以奚为谐声偏旁，就音理而言，奚、鸡自可假借互用，此点郭氏已经指出。而尤可注意的是，上引卜辞中的3、4两版，其田猎点奚与F、榆及就诸地所形成的地名组群关系，恰与前述鸡地所处的地名群多有重叠，故卜辞奚地所指想必与鸡及鸡麓是一致的。
按“奚”之为地名，亦见于东周文献之记载，例如《春秋经》桓公十七年（前695年）有曰：“夏五月丙午，及齐师战于奚。”3杜注云：“奚，鲁地。”4其注文甚是简单。清儒江永以为，鲁邑奚地即“兖州府滕县奚公山下”之“奚邑”，也就是夏车正奚仲之国。5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春秋齐鲁图”大概就是采用了这一说法。窃以为江说恐怕不尽可信，因为江氏所指的“奚邑”在鲁都曲阜以南，齐国绕上一大圈去侵讨鲁南鄙边邑，实在有悖事理。且春秋初年薛国尚存，其国势亦是不弱，所谓的奚公山下之奚邑，实乃薛国之圣地，意义如同周王朝的岐周，断非鲁国所应有。看来《春秋经》“奚”之具体方位，恐怕需要结合《左传》相关文字作相应的推断。
上条传文有曰：“夏，及齐师战于奚。疆事也。于是齐人侵鲁疆，疆吏来告，公曰：‘疆埸之事，慎守其一而备其不虞。姑尽所备焉。事至而战，又何谒焉？’”6全文以一“疆”字贯穿始终，颇有助于“奚”地方位的推求。从中可得线索有二：其一，奚当为鲁国边邑；其二，奚地一定临近齐境，故遭受齐人侵袭。按诸《春秋》经传，齐人动辄侵扰鲁之“北鄙”与“西鄙”。如襄公十五年（前558年）“夏，齐侯伐我北鄙，围成。公救成，至遇”；襄公十六年（前557年）三月“齐侯伐我北鄙”、“秋，齐侯伐我北鄙，围J”；襄公十七年（前556年）“秋，齐侯伐我北鄙，围桃”、“高厚帅师伐我北鄙，围防”；文公十五年（前612年）“秋，齐人侵我西鄙”、冬十二月“齐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文公十七年（前610年）“齐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齐侯盟于谷”，等等。这当然是由北齐南鲁的位置关系以及春秋时期齐鲁间的主要交通路线（即分别沿济、汶二水的西线与中线）所决定的。所以，奚地想必是鲁国北鄙或西鄙边邑之一，其地望当在鲁都曲阜以北或西北区域内找寻。殷商与西周时期，国与国之间的属邑往往犬牙交错，当然也谈不上有明确的国界线。1春秋时期的情况也相差无几，诸侯国如宋卫者，其间尚有隙地存在，甚至个别诸侯国还会在远离本土的其他诸侯国附近拥有田邑，像鲁国的许田、郑国的p田、卫国的盂邑、召公家族的榆土等，便为显例。2但诸侯列国大体上还是有各自的控制范围，战国时期修筑完成的齐长城，大致体现了春秋及西周时期齐鲁二国控制区域的边界，所谓“长城之阳鲁也，长城之阴齐也”者是也。3由此而论，鲁鄙邑奚地应该就在汶水以北、泰山以南一带，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商末“泰山田猎区”核心区域的范围之内。如果把它与卜辞中毗邻鲁北丧地的奚地相对照，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二者所指应该是同一个地点，故其地望便相对明确，在汶水源头一带应该问题不大。此外，历组卜辞《合集》33177有C北“九麓”之说，奚（鸡）又称“鸡麓”，大致便属“九麓”之一，这也可作为上述推论的一条旁证。
至此，我们可以总结全文要点如下：
其一、虎骨骨瓶檀侵械摹凹β础本褪且笮娌反侵邢凹的田猎地点鸡地。由于同音通假的关系，“鸡”又可以写作“奚”。甲骨“鸡麓”、“鸡”与“奚”，所指均为同一个田猎点。
其二、结合桓公十七年《春秋》经传“鲁奚”之记载，可以断定卜辞鸡地大致是在汶水上游一带，当与著名的麦麓毗邻。其北则为鲁北重要地点丧地，鸡、丧二地间殆需一日之行程（40公里左右）。
其三、卜辞鸡地即春秋鲁国奚邑之说，恰恰为商末“泰山田猎区”的主张增添了一个新的佐证，也为相应的东土地理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坐标点。
在线占卜篇2
配合英军 攻克平卫
1944年9月初，我148团在孟拱地区集结完毕，即奉总指挥部命令开赴平卫地区，配合英军第36师作战。当我团到达时，我立刻和联络官巴其洛少校及一名英语翻译，共同去拜会了英军第36师师长菲士汀将军。说明来意，菲士汀将军表示欢迎。他谈话爽快流利，操一口英国本土语音。他介绍情况说：“平卫敌人估计有一个连，在对面山地一带，构筑有较坚同的防御工事，企图阻止我军南进，以掩护其曼得勒驻军的安全。本师的任务是迅速攻占平卫高地，压迫日军于伊洛瓦底江下游，进而攻占曼德勒城。贵团来此是为我师的两侧布置警戒，确保我师在进攻中取得侧背充分的安全。”我们弄清了情况和明确了任务后，我们将警戒计划告诉了菲士汀将军，并附一卜地图，他表示同意我们的部署。
英军第36师的作战区域完全是沿着铁路两侧地带，整个正面不过4000～5000米。三个旅三线配置，即：第一、二两线各一个旅，第二线以后，是两个炮兵营和师指挥所，师指挥所后面是一个旅的预备队，再后面就是后勤机关了。其进攻的方式和手段是，每天拂晓以后，开始用空军对敌占领的高地轮流轰炸，并用机枪进行扫射；第二步再命令炮兵进行炮击，然后第一线部队在炮击后派步兵向高地搜索。如果发现高地还有敌人回击，第二天便照头天的办法进行攻击。经过四五天时间，平卫高地的森林、树木均被炸光，连土色都能明显看出，最后在强大的火力下终于占领了该高地。
为了庆祝这次胜利，菲士汀将军举行了招待会。会后，为了表示对我团配合作战的谢意，菲士汀将军特别邀请我们去参观他的师指挥部及其办公室。这些机构都设在铁路列车上面，车厢外部罩满了迷彩和伪装网。我们登上列车，先看副官室、参谋室。其参谋室占了三个车厢，其中有一个车厢是战场沙盘，四周挂满了军用地图，供指挥研究作战使用。再过去就是副参谋长、参谋长的办公室，布置比较简单。往前走便是警卫班的住地和通讯班的工作室。通过这个车厢后，便是师长的办公室，室内也有一套军用地图和文件柜、办公桌，陈设比较整齐清洁。另有一个车厢，全是服务工作人员。参观后，我们表示感谢并告辞，接着我团就离开了平卫。
最后一战――昔卜之役
昔卜是我们团的最后一战，它是缅北掸邦的重要城市之一，公路、铁路交会的要冲。日寇军队在此驻有重兵，企图负隅顽抗。以掩护其主力向泰国方面撤退。我师奉命迅速攻占昔h，而我团从南杜出发，顺南杜河下游山地展开，不远就与敌接触。敌人逐次撤退离昔h城20余里处凭河据守，顽强抵抗。经过两天两夜的战斗，我们正面前进感到困难，于是师部命令149团沿河的下游向昔h城东南进攻，再转向西占领了昔h城的一部分建筑物，敌仍顽抗不退。入夜，敌以坦克部队为先导，掩护其步兵向我149团反扑，进入巷战，形成胶着状态，彼此伤亡均大。后敌利用昔卜城西北角355高地，集中炮兵火力，完全控制了城中各交通点，以致我149团进展非常困难。根据侦察结果，师部决定改变部署，将我团正面任务交由150团派一个营接替，负责牵制敌人，我全团便在上游乘夜渡河，迂回到昔卜城以西地区。向昔卜西北355高地实施陆、空联合进攻。我团部署完成，师部即命令先以空军向355高地轰炸扫射为掩护，步兵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向高地发起猛烈冲击。经过3小时的近战，终于攻占了这个制高点。由于敌人丧失了355高地，我军采取东西夹攻，敌人便弃城南逃。我军乘胜追击，全歼敌人。此役，共歼敌人数百人、生俘数十人，并缴获坦克20余辆和其它军用物资一大批。由于昔卜的攻克，曼得勒之敌也随之纷纷向泰国边境东逃，英美联军同时收复曼得勒城和缅甸首都仰光。而昔卜之战是使第二次缅甸反攻战役胜利结束的战斗，时为1945年3月。
我和我的148团从1944年2月空运参战，1945年6月随新一军奉命回国。在这短短一年多的日子里，我见证了中国军队的辉煌，见证了盟军的友谊，见证了华侨同胞和我们的骨肉深情。来的时候我乘坐先头部队先头团的第一架飞机抵达，走的时候乘坐殿后团的最后一架飞机离开，我以一种圆满的方式完成了令我一辈子都骄傲的一次远征!
在线占卜篇3
关键词：甲骨文；分期断代；花东甲骨
中图分类号：H1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0-0157-01
自十九世纪末甲骨文被发现以来，学界对其的研究涉及到字体、卜辞内容、甲骨文所属的时代等方面。关于甲骨文的研究最重要的莫过于卜辞本身，甲骨卜辞的用途、卜辞的具体内容等。至于甲骨的分期断代问题，董作宾先生早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开始研究了，他创立的甲骨断代学在甲骨学界意义重大。董作宾先生综合考虑了影响甲骨文文本的各方面因素，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一文，为甲骨分期断代研究奠定基础。他不仅对甲骨文五期分法进行了论述，还提出了对甲骨文进行分期的十项标准。
甲骨文是殷商时期的王室用来占卜吉凶的，这些甲骨被殷商王室制作使用，后又被埋藏在地下，董先生考虑到甲骨分期的第一个标准就是世系，在确定了殷商时期各位先王的世次后，他又通过卜辞中的各种称谓来建构殷商时期的王室中的亲属关系，确立一个判断甲骨的大致时代分期，即武丁、祖庚祖甲、廪辛、武乙和帝乙帝辛五个不同的时期。他又从贞人集团，甲骨所发现的坑位，卜辞本身等方面，总结出甲骨文分期断代的十项标准。当然，我们这里并不是说董先生创立的这“五期十标准”完全正确，没有任何可推敲的部分，但是这对甲骨文的研究意义非凡。之后，研究者开始从不同时期研究甲骨文的字体风格、内容，力图全面准确的反映殷商时期的更全面的社会风貌。
字体是我们对甲骨文进行分类的重要标准，按照甲骨卜辞的字体结构特点和书写风格，将这些甲骨卜辞分为若干组，每一个组又分为不同的小类，根据这些类组的卜辞特点，我们断定这些卜辞所属的时代。文字随时间的变化而发生演变、成熟，甲骨文前期和后期的同一个字的写法就可能有很大区别。如果不通过分期断代的话，那么字体结构不一致的字肯定会被认为是不同的字，这样就有可能造成一些异体字之间的错误。也有些字形在不同时期是意义毫无关联的字，如果不将甲骨卜辞放在其所属的时代中去理解的话，就会造成卜辞内容在理解上的偏差或是困难，所以说甲骨文的分期断代是甲骨文能够得到更深层次研究的基础。在对甲骨文进行分期分类之后，我们还发现时代较早的甲骨文随意性较强，笔划曲直交错，多肥笔，后期则笔划纤细规整，卜辞篇幅也较前期长了许多，前、后期的甲骨文形体有着较大的差异，这就更说明了将甲骨文进行分期断代的必要性。
甲骨文产生于盘庚迁殷到商纣灭亡的两百年间，如果我们只知道甲骨文是三千多年前的文字，而不清楚每一片甲骨所属的具体时代，那么我们对殷商时期的历史文化研究就没有办法具体到每一世商王。所以我们必须将甲骨进行科学的断代，才能将不同时代的卜辞进行对比，了解殷商不同时期的生活状况、占卜习惯等内容。
花园庄东地甲骨是发掘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河南安阳小屯附近的一整坑的甲骨，因其占卜主体并不是商王，而是“子”，我们称这批甲骨为“非王卜辞”。这批甲骨的出土立刻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并且被拿来和之前发现的殷墟王卜辞进行对比。至于它所属的时代问题自然也是研究中不可跳过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属于武丁前期，也有学者认为是武丁中期，甚至后期，现在比较被认可的是属于武丁中后期。花东甲骨的时代不确定性是因为其卜辞中既出现了殷墟王卜辞中的所谓的“早期”的字形，也出现了殷墟王卜辞中的“晚期”的字形，这种情况学界就难以找到合理的解释。陈炜湛先生甚至提出有些所谓的“晚期”的字形其实在“早期”就已经存在了，只是在使用的过程中被淘汰了，到晚期又被重新使用，但这也只是猜测，还没能找到支持猜想的证据。但是我们不确定花东甲骨的准确时代，就很难将花东甲骨和殷墟王卜辞联系起来，以其为背景来对花东甲骨的内容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我们知道不同组卜辞中表示同一个意思的字形有时候差别很大，有时候一个字形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意义，这就给我们确定卜辞的准确内容带来了困难。所以我们要立足于甲骨卜辞的分期断代，在具体卜辞中确定异体字和通用字。当然，我们在重视甲骨文分期断代的重要性时也要注意到每一组卜辞中的字形和用字习惯并不是绝对的，我们在充分运用分期断代对甲骨卜辞形体进行考释，卜辞内容进行分析时也不能夸大其作用。
参考文献：
[1]黄天树.殷墟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2]李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3]姚萱.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的初步研究[M]. 北京：线装书局.2006.
在线占卜篇4
对于“殷人重东北方位”，笔者曾步杨锡璋先生后尘加以申说考论。（注：杨锡璋：《殷人尊东北方位》，载《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朱彦民：《殷人尊东北方位说补证》，《中原文物》2003年第6期。）在本文中，企望就“殷人尚右”一说试作析证。古文献中有“殷人尚右”一说，但是甲骨文中的有关材料要比古代文献记载和商代考古资料丰富得多。推究其因，也许是反映形而上的思维观念的东西，在表现殷人精神世界最为充分的占卜活动中会有更多的展示的缘故。
一、以右队为先的军事编制
在甲骨卜辞中，有许多“左”、“右”的辞例，不胜枚举。下列辞例是“左”、“右”同版或与两者相关联的，而且多与当时的军事编制有关。从中可以看出两者关系以及殷人对于左右两个相反方位的不同态度。
1. 乙未[卜]，贞：立事[于]南，右从[我]，中从舆，左从曾？(《合集》5504)
2. 乙未卜，[贞]：宰立事[于南]，右从我，[中]从舆，左从[曾]？十二月。(《合集》5512)
3. 丙申卜，贞：戎马左右中人三百？六月。(《合集》5825)
4. 丁酉贞：王作三师右中左？(《合集》33006)
5. 其雉众？吉。[右不雉众？王占曰：弘吉。]中不雉众？王占曰：弘吉。左不雉众？王占曰：弘吉。(《合集》35347)
6.癸酉卜，戍伐，右牧毕启人方，戍有？弘吉。[右戍有]？弘吉。中戍有？左戍有？吉。亡？右戍不雉众？中戍不雉众？吉。左戍不雉众？吉。(《屯南》2320)
以上诸辞，是“左”、“右”、“中”三个方位同版的辞例，也都是与商代军队编制有关的内容，如“右师”、“中师”、“左师”、“右戍”、“中戍”、“左戍”等。对于这些军队编制的具体分析，陈梦家先生有言曰：“卜辞说‘王作三师：右、中、左’(粹597)，又说马分为‘左、右、中人三百’(前3. 31. 2)。如此一百人为一队乃殷代师旅的单位。乙辛卜辞在一版之中卜左、右、中之雉众，则此‘众’是分三师的；康丁卜辞有‘众一百’(粹1150)之语，则左、右、中之众各为一百人。”（注：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09页。）杨升南先生认为：“戎马”即驾战车的马，“左右中人的左人即车左持弓者，右人即车右持矛者，中人即御者。按照商周车制，每辆兵车配备三名人员，这左右中三百人，正是一百辆战车上的人数。”（注：杨升南：《略论商代的军队》，载胡厚宣主编《甲骨探史录》，三联书店1982年版。）而刘钊先生释“戎”为“肇”，认为马属于诸兵种中的骑兵，“肇马”即启动骑兵之义。（注：刘钊：《卜辞所见殷代的军事活动》，《古文字研究》第16辑，中华书局1989年版。）至于“戍”字，郭沫若（注：郭沫若：《殷契粹编》，科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643、645页。）、屈万里（注：屈万里：《殷虚文字甲编考释》，中研院史语所1961年版，第127页。）、姚孝遂（注：姚孝遂：《甲骨刻辞狩猎考》，《古文字研究》第6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诸先生均认为“戍”乃戍守之义；而陈梦家（注：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516页。）、《小屯南地甲骨》编者（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000页。）、刘钊（注：刘钊：《卜辞所见殷代的军事活动》。）诸先生则认为“戍”是带兵武官名或军事组织名或戍守边境的军队。总之，它们都与军事活动军队编制相关。
在这些辞例中，除了第3辞之外，其他五辞都是以“右”、“中”、“左”的顺序排列的。这当然不是偶然的，此顺序的排成必定有一种习惯观念在其中，也就是“殷人尚右”的方位观念。至于第3辞中三个方位的排列顺序不是“右中左”而是“左中右”，则完全是一个例外。如何解释这一例外的排列方式，在目前没有更多的依据的情况下，我们也不排除这是一种偶尔笔误的可能性。
7. 庚戌卜，王曰贞：其右马？庚戌卜，王曰贞：其左马？(《合集》24506)
8. 丁酉卜，其乎以多方小子小臣？其教戍？亚立其于右利？其于左利？(《合集》28008)
9. 乙未卜，显贞：在宁田，[寅]右赤马其？乙未卜，显贞：左[赤马]其？不。(《合集》28196)
10. 翌日王其令右旅暨左旅圣见方，不雉众？(《屯南》2328)
11. ……王其以众合右旅……旅臿于舊？吉。在舊。(《屯南》2350)
以上诸辞，是“右”与“左”共版并贞的一些辞例，也大都与商代军事编制有关。如“右马”与“左马”，“右利”与“左利”，“右赤马”与“左赤马”，“右旅”与“左旅”等。对于第7辞中的“左马”、“右马”，郭沫若先生曾认为“盖马种之名也”（注：郭沫若：《卜辞通纂》，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28页。），实际并非如此。刘钊先生云：师、旅、族是军队组织编制，而马、戍与射等则是兵种，“这些左马、右马，当指用于驾车的左马、右马，即所谓‘左服’、‘右服’”（注：刘钊：《卜辞所见殷代的军事活动》。）。其中第8辞，是贞问派人戍守某地，亚(官员)的阵位是在右方还是在左方有利。但宋镇豪先生认为“右利”、“左利”，“似乎脱胎于战斗队列和攻守阵法训练之武舞，序以方位，自当属亚所在列阵中的对应位置”（注：宋镇豪：《从甲骨文考述商代的学校教育》，载《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对第7、9两辞中的“”、“”字，于省吾先生认为应该读作惠，义为驯顺，驯服左右马，使之就范而不悍烈。（注：于省吾：《释其不》，《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28页。）“右旅”与“左旅”，则是指军事编制无疑。“殷代师分为右、中、左(粹597)，旅也可能分为右、中、左。”（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第100页；又见于肖楠《试论卜辞中的师和旅》，《古文字研究》第6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
在这些对“左”“右”军事编制并列而问的卜辞中，其顺序也均是“右”者在先而“左”者在后，从无例外者。这种情况，很难是一种偶然的巧合。明显地存在一种以右为先、右贵于左的思想观念在其中。这些关于商代军队战争卜辞中的“尚右”现象，是否就是后世《老子》所言“吉事尚左，凶事尚右”观念的滥觞呢？非常值得研究。
与此相关的，是如下两辞：
12. 叀用东行，王受又？叀从上行、左，王受又？叀右，王受又？(《怀特》1464)
13. 戊戌卜，扶：缶中行征方？九日丙午遘……(《怀特》1504)
其中出现了“中行”、“东行”、“上行”、“左”和“右”，也应该是与军事行动有关的军队编制。（注：严一萍氏据“贞：勿乎延复行从乃”(金569)，认为“行”为“右行，见其《殷商兵法志》(《殷商史记》补录卷二，台北艺文印书馆1989年版，第1525页)。实则甲骨文中左右之“右”者均作“又”形，而从无作“”形者。严氏失之矣。）但是有学者指出，“‘上行左’里的‘上行’亦应是左行，春秋时‘楚人上左’以左为上，郭沫若先生认为徐楚继承殷人文化在南方发展(《粹编》序言)，是商代亦以左为上”（注：寒峰：《甲骨文所见商代军制数则》，载胡厚宣主编《甲骨探史录》。）。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这且不说“上行”与“左”该不该连读，单说仅凭“上行左”四字就断定“上行”应为“左行”，就进一步推断“商代亦以左为上”，也太牵强附会了。
还有一些辞例似与军事行伍有关，但其辞义尚不能明了。不过当两者左右并列之时，卜问的顺序也往往是先右后左，以右为尚。如：
14. 王……若乙丑允伐右卯暨左卯，隹牝牛？(《合集》16131正)
15. 于右？于左？(《合集》28769)
16. 甲子贞：我右左？(《合集》33700)
17. 叀右？。叀左？吉。(《合集》37520)
18. 王族其敦人方邑舊右左其丁？丁其舊于之若……右旅……雉……众？(《屯南》2064)
关于第14辞中的：右卯”、“左卯”，学界说解纷纭，如郭沫若先生云：“因卯之字形取义，盖言对剖也。”（注：郭沫若：《卜辞通纂》，第246页。）而严一萍先生则说：“‘左卯、右卯’，即已言卯之为窖藏之所，故祭事之言卯，亦埋祭物之一法也。”（注：严一萍：《甲骨文断代研究新例》，《庆祝董作宾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册，中研院史语所1961年版，第532页。）丁先生也附和道：“故卯为地下左右室，酉为直井之窖也。”（注：丁：《东薇堂读契记》，《中国文字》新10期，美国艺文印书馆1985年版，第73页。）不知究竟何者为是。至于第15辞中的“右”与“左”，第17辞中的“右”与“左”，究为何义，论者无说。
第16、18两辞，是比较特殊的辞例，即“右”与“左”二字并列相连贞问。两个意思相反的词语并联，是汉语中常见的一种组词方式，如“好歹”、“美丑”、“东西”、“方圆”、“大小”、“上下”、“内外”、“左右”等等。但在甲骨文中，“左”与“右”的并联而称，不做“左右”而作“右左”，这与西周金文和《尚书》、《诗经》等后世文献中以“左右”连言的情况绝对不同。而以“右左”为序之特殊排列，明显是“殷人尚右”、以右为先的方位观念所致。
二、以右卜为用的占卜习尚
甲骨文中所表现的“殷人尚右”观念，不仅见于以上的这些较为明显的辞例内容中，同时也表现在占卜的程式中。
对于商代的三卜制度，宋镇豪先生有过较为详明的研究，他在商代三卜制度中也发现了殷人对右卜的偏爱和重视：“在殷商王朝的甲骨文材料中，有‘元卜’、‘右卜’和‘左卜’之称……‘元卜’、‘右卜’、‘左卜’可以分指三块卜用甲骨，殷王朝行卜，以每次卜用三块甲骨为常制，其甲骨被分别命之为‘元卜’、‘右卜’、‘左卜’；或因由三人同时分别占之以断兆坼吉凶，故‘元卜’、‘右卜’、‘左卜’亦指人，设职以称之……以‘元卜’、‘右卜’和‘左卜’为基本设置的殷商王朝卜官系统，它产生于武丁朝，至武丁之后各朝就已成为常制，大体定型化。‘右卜’和‘左卜’，有时可省称为‘右’、‘左’，而‘元卜’可能是专由殷王亲自担任……显然这里的‘右’者、‘左’者，实即‘右卜’、‘左卜’，由此可见，‘元卜’非殷王本人莫属，‘元卜’是由殷王亲自为之……各类迹象表明，第一卜‘元卜’由王者为之，第二卜似为‘右卜’，第三卜为‘左卜’，右居左上，先右后左……大体都是先言右，后言左，可以反映出殷人是‘尚右’的，这也从另个侧面证实，‘右卜’在‘左卜’之上，‘右卜’应为第二卜，‘左卜’则为第三卜。”（注：宋镇豪：《论古代甲骨占卜的“三卜”制》，《殷墟博物苑苑刊》创刊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据宋先生的统计，甲骨文中关于三卜制度的资料共发现8例：
19. 庚申卜，旅贞：叀元卜用？在二月。(《续》1. 39. 9，即《合集》23390)
20. 习元卜？(京人2226，即《合集》31675)
21. 己酉卜，大贞：叀右卜用？(《合集》25019)
22. 丁卯，右卜，兄不岁用？(《中图》72，即《合集》41496)
23. ……右卜……(《京津》2539)
24. 右卜。(《合集》28974)
25. ……王福……左卜有祟……(《契》730，即《合集》15836)
26. ……入商。左卜占曰：入商。(《屯南》930)
实际上不止8例，如果再加上下文所引的“俎刻辞”辞末缀“右”、“中”、“左”的8例，共有16例之多。
27. 己未俎[于]羌[三]人卯十牛？左。(《合集》386)
28. 丁卯俎于[羌三]人卯十牛？中。(《合集》387正)
29. 己未俎于羌三卯十牛？中。(《合集》388)
30. 丁酉俎[于]羌三卯十牛？中。(《合集》389)
31. 癸卯俎于羌三人卯十牛？右。(《合集》390正)
32. 寅俎[于]羌三[人]卯十牛？右。(《合集》391)
33. 癸巳俎[于]羌[三人]卯十牛？右。(《合集》392)
34. 癸酉俎于羌三人卯十牛？右。(《合集》394)
上引诸辞，是祭祀祖先神“”的辞例。据郭沫若先生的考证，“”是“義京”二字合文当读京義，当即常羲若常儀，也即帝喾之妃常儀。（注：郭沫若：《卜辞通纂》，第359页；郭沫若：《殷契粹编》，第479页。）而日本学者赤冢忠认为，“”就是“羲和”，也就是“娥皇”。（注：〔日〕赤冢忠：《殷代祈年祭祀形态的复原》上，日本《甲骨学》第九号，1961年8月。）“”既然有如此之高的身份和地位，可见这是一次较为隆重的祭祀，所以用牲较多，牺牲为三个羌人和十头牛。而且在每个贞辞后面都连缀了一个“左”、“中”、“右”字，对于此三字究竟作何种解释，观点不一。
饶宗颐先生对此解释为：“向认‘中’字系卜人中署名，今悟其不然。揣其意，或卜用牲之方位，于左右中何者为宜。”（注：饶宗颐：《殷代贞卜人物通考》，香港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597、598页。）我们以为不妥。此类祭祀卜辞用牲为三羌和十牛，如果以饶先生所云为卜用牲之部位，那么是指何者之部位呢？况且卜辞中卜牲常问其用与不用，未尝见卜问用祭牲之左右中哪个部位的辞例。饶氏的说法，有臆断之嫌。
胡厚宣先生认为，“甲骨文有所谓牛胛骨‘俎刻辞’者，今发现共九例，末署三左三中三右，皆以左中右为一组。有人按其七个日期，每日为左中右一组，共排为七组二十一例”（注：胡厚宣：《关于卜用三骨的佐证》，见载郭沫若《安阳新出土的牛胛骨及其刻辞》，《考古》1972年第2期。）。也未说明“左”、“右”、“中”三字为何义作何用，而且也并不像胡先生所说那样，辞末连缀的“左”、“中”、“右”三字出现的数量均等，而是多少不一。
对于这类卜辞究竟应该如何解释，学界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这可能与商代的占卜制度有关。正如有学者指出，“这种署有右、中、左的牛胛骨记事刻辞，虽不直接关乎占卜制度，但为‘元卜’居中，‘右卜’和‘左卜’居右、左两侧的‘三卜制度’占卜形态，提供了佐证”（注：宋镇豪《论古代甲骨占卜的“三卜制”》。）。或者可以直接地说，它就是三卜制度的一种形式，即对同一件事用右、中、左三骨占卜了三次，也即“左卜”、“中卜”、“右卜”的意思。左右中三卜而定，三占从二的意思，可见殷人对此神祭祀的重视程度。从现有材料统计的结果来看，该类卜辞的三卜情况并不均等，分别为四右三中一左，即右卜的次数较多，中卜的次数居中，而左卜的次数最少。由此可见，虽然三卜之中所贞问的祭祀对象一致，祭祀牺牲一样，牺牲数量相等，只是祭祀的时间和左中右卜次不一样而已，但是祭祀者还是较多地选用或参考了右卜的结果。其中对右卜的偏爱和崇敬，不言而喻。
在后八例之中，我们已经知道了三卜之中右卜的次数居多。而在前八例之中，提及元卜者两次，左卜者两次，而右卜者达四次，右卜出现的次数最多。虽不敢贸然断定用右卜者居多，但从元卜、左卜者鲜见，而且有左卜的辞例中，一次言“有祟”，一次言“入商”，均非吉祥顺利之意。“右卜”在其中的地位即可想见。
其实，正如上举“俎刻辞”中的“右”、“中”、“左”即“右卜”、“中卜”、“左卜”等的省略一样，甲骨文中还有一些“右用”的辞例，当是“用右卜”的省略。如
35. 庚子卜，行贞：叀右用？在八月。(《合集》25045)
36. 丁卯卜，行贞：叀右用？在十一月。(《合集》24351)
当也是利用“右卜”、以“右卜”为重的证据。可见在商代的占卜制度中，确曾有把“右卜”当作首选用卜的习惯。
三、以右宗为尊的宗庙制度
甲骨文中有“又宗”，学者们多认为此“又宗”之“又”为左右之“右”，即“又宗”者“右宗”也。卜辞内容表明，殷人多于“右宗”中祭祀先祖以祈求降雨，而从不见有“左宗”出现。如下列辞例：
37. 贞：即于右宗有雨？其求年，叀……，有大雨？(《合集》28252)
38. ……牛……此，有大雨？即右宗，有雨？(《合集》30318)
39. 其求火门，有大雨？贞：王其于右宗，有大雨？(《合集》30319)
40. 其即于右宗，有大雨？……于……大雨？(《合集》30320)
41. 贞：即右宗……(《合集》30321)
42. 归于右宗，其有雨？(《合集》30322)
43. 于岳求年，有[雨]？大吉。？其岳，有大雨？即右宗有大雨？(《合集》30415)
对于此“右宗”含义，杨树达先生曾以声韵通转而疑“右宗”为“伷宗”，并与“唐宗”等类比，指出“又宗”即雍己之庙也。（注：杨树达：《竹书纪年所见殷王名疏证》，《积微居甲文说》，《杨树达文集》之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4页。）但又何以解释“河”、“岳”、“”及“上甲”等先公即享于“右宗”，而不见“雍己”即享呢？此说之不能成立，由此可见一斑。
郭沫若先生辨明了“右宗”之“右”为左右之“右”，认为古人以西为右，右宗者盖谓宗祭于西方也。（注：郭沫若：《殷契粹编》，第362页；又该书第539页曰：“‘即于又宗’，亦见第十六片。‘又’盖读为右，谓宗祭于西也。”）如此解释，终嫌有些臆测。与郭说相反，胡厚宣先生将此“右宗”之“右”指在了“东方”，“右宗者，东方之庙也”，同时认为“北宗”为北方之庙，“西宗”为西方之庙。至于“右宗”的具体所指，云“惟其各为谁人之庙，书阙有间，不可得而知之耳”（注：胡厚宣：《殷代婚姻家族宗法生育制度考》，《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上册，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4年版。）。
陈梦家先生指出，祈于“右宗”与求雨有关，认为“右宗”是“河六示”的诸宗，即奉祭“”、“”、“岳”、“河”、“”、“王亥”等六个先公先祖的宗庙，并与文献中“左祖右社”的宗庙制度联系起来加以推测（注：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474、475页。），惜乎未能具体说明。晁福林先生称廪辛康丁时期卜辞出现的“右宗”、“亚宗”，等，可能是专祭某些先王的宗庙名称，但他坦承由于材料局限尚无法说明具体所指。（注：晁福林：《关于殷墟卜辞中“示”和“宗”的探讨》，《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3期。）日本学者贝塚茂树、伊藤道治先生考释上引第43辞，称“右宗”是“右の宗庙”（注：〔日〕贝塚茂树、伊藤道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研究》，第1943片考释，同朋舍1980年版。），意为在右边的宗庙，但也未作进一步的分析与解释。石璋如先生依殷墟考古中的宫殿宗庙基址与甲骨卜辞中的“宗庙”名称对应，认为南组远祖“丁示”的庙(乙二基址)称为“右宗”。（注：石璋如：《殷墟建筑遗存新认识》，《中央研究院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与考古组)上册，中研院1981年版。）以卜辞而言，“右宗”为远祖宗庙实有可能，但石氏径指为乙二基址，除了位置排列顺序而外，并无多少有力的证据。连劭名先生认为：“古代制度，左祖右社，所以‘右宗’可能是社宗。”（注：连劭名：《甲骨刻辞丛考·卜辞中的丛神与蓐收》，《古文字研究》第18辑，中华书局1992年版）实为重申陈梦家先生的论点。
对“右宗”做出了较为详细而合理解释的，是朱凤瀚先生。“从卜辞辞例看，往往言‘即又(右)宗’(指神就享于右宗之意)，又(右)宗显然是一种宗庙的专有名称。卜辞有‘即又(右)宗’(30318)、‘酒于又(右)宗’(30319)……如是，则岳与卜辞习见之高祖、均可受祭于右宗。与以上‘右宗’卜辞时代相近的无名卜辞中，又有‘宗’(30299)、‘岳宗’(30298)之称。此种单独的宗庙很可能即包含在右宗之中。那么右宗即是这样几个高祖、先公之宗的聚合。在卜辞中未见上甲后的先王在右宗受祭，而且高祖、先公一般也不与诸先王(上甲可能例外)共祭，自然亦不会共祭所，亦可证右宗为专祭高祖、先公的宗。此外，卜辞可见并卜河与高祖、先公受祭，又有并卜、河、上甲是否即宗者(28207)，如此宗是指右宗，则河也是在右宗受祭。惟上甲虽可受祭于右宗，但其宗未必在右宗内……右宗既冠以‘右’字，自当还有在其左边(即在东边)的宗，此位于东边的宗只能是上述诸先王宗庙聚合构成的‘宗’。诸先王之宗不称‘左宗’，则很可能是出于语言习惯，或由于古人尚右，故独将高祖、先公之宗称右宗；也有与先王之宗相区别，以示更敬重之意。”（注：朱凤瀚：《殷墟卜辞所见商王室宗庙制度》，《历史研究》1990年第6期。）
我们认为，朱先生的这一观点后来居上，可以作为对“右宗”的正确解释。因为从殷墟卜辞对祖先的祭祀情况来看，商人祭祀祖先的一般惯例是，辈分越远的祖先神神格权能越高，越是久远的祖先祭祀越隆重，如先公的祭仪比先王要高，祖辈的祭祀比父辈的祭祀频繁。这就难怪他们要将世谱中遥远的高祖和早期先公置于受到尊崇的“右宗”来祭祀了。因为殷人“尚右”、“崇右”，“右宗”是他们心目中最神圣的祭祀场所，所以要将最尊贵的祖先神灵放在“右宗”中祭祀。而且这些卜辞多是祈雨之祭，祈求大雨的降临，这些祭祀应当是和殷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重要祭祀。“卜辞中之令雨降旱授年不授年，虽为上帝之事，然求雨求年之祭，则恒于先祖行之。至殷人心目中先祖死后，当升于天，在帝近旁，故令雨授年，虽为上帝之事，然可于先祖求之也。”（注：胡厚宣：《殷人之天神崇拜》，《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上册。）这恐怕就是卜辞祭祀早期先公于“右宗”以求雨的原因了。
这些有关“右宗”卜辞，不仅对于复原商代王室宗庙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而且也为我们研究“殷人尚右”观念提供了重要佐证。
四、以右官为高的官吏体系
以上几个方面，涉及到了占卜制度、宗庙祭祀和军事战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如此，则可见“尚右”确乎是商代存在的一种观念。占卜、宗庙祭祀和军事战争以外，其他方面如官吏制度中也可见到这种观念的存在。
据文献记载，商汤初年设有二相。《左传》定公元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奚仲迁于邳。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孟子·尽心下》：“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赵氏注曰：“莱朱，汤贤臣。或曰即仲虺也，为汤左相。”《通典·职官》：“及成汤居亳，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为之。伊尹号为阿衡。仲虺，臣名，为汤左相。”《宋书·百官志》：“殷汤以伊尹为右相，仲虺为左相。”在商汤灭夏桀和建立商王朝的过程中，此二人都起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但是相比而言，右相伊尹似乎比左相仲虺的作用更重要些，地位更高些。甲骨卜辞中有不少对伊尹的祭祀，有专祭，也有合祭。如：“丁亥贞：多宁以鬯侑伊尹鼋示？兹用。”(《屯南》2567)“乙巳贞：其求禾于伊？”(《合集》33282)“其宁风伊？”(《合集》30259)“贞：黄尹不我祟？”(《合集》3484)等。另外甲骨文中还有“伊尹五示”(《合集》33318)、“伊五示”(《合集》32722)、“十立伊又九”(《合集》32786、32787)、“伊廿示又三”(《合集》34123)等，应当是指伊尹后裔为官于商王朝的世系。不仅如此，作为先臣神灵，伊尹可以宁风息雨，可以对时王祟祸，向他告祭攻伐，其神格权能可与一些著名先公先王相媲美。在那个“神不歆非类”的时代中，他竟然能与商族的先公先王一样，享受着后世商王及族人们独特的尊崇与祭奠。可见伊尹一族在商代地位之高。而这些显然是作为左相的仲虺所不具备的。这也当是“殷人尚右”重要例证。
商代“左相”、“右相”之外，卜辞中也有其他等级的官职发现。在其中的一版卜辞中，同时出现了“右保”、“右尹”两个官名，如：
44. 丙寅卜，大贞：叀甾右保自右尹？十二月。(《合集》23683)
这是一条祖甲时期卜辞。对于其中的官名，陈梦家先生认为：“‘又保自又尹’之又尹，亦可能为‘右尹’。”（注：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517页。）这一推测是正确的。但既然“又尹”为“右尹”，“保”、“尹”在此均是官职，那么“又保”又何尝不是“右保”呢？金文中常见“师保”之尹，如《令方彝》中的“明保”、“明公”、“明公尹”；《御正卫爵》中的“尹大保”，《作册大方鼎》中的“皇天尹大保”等。甲骨卜辞中也常以“保”、“老”连称，如“丁亥贞：王令保老因侯商？”(《屯南》1066)“……令保老因……”(《屯南》1082)“保”、“尹”在此同为官职名，无可疑问。所以日本学者池田末利先生推测此“保”为“保奭之保”，“又保”为“右保”，与“右尹”同为官名的考释（注：〔日〕池田末利：《殷虚书契后编释文稿》，广岛大学文学部中国哲学研究室1964年油印版，第53页。），无疑也是正确的。
值得注意的是，卜辞中出现了“右史”一职，如：
45. 乙未卜，显贞：右史入驶土不？(《合集》28195)
46. 其，王受佑？其御右史，王受佑？嫠，癸未……(《粹编》544)
47. 卜彡右史？(《通纂》423)
48. 丁卯卜，贞：至蜀我右史？(《通纂》547)
对46辞中“右史”，郭沫若先生迷惑于“可读为有事，又读为右史，未知孰是”（注：郭沫若：《殷契粹编》，第507页。）。其实应读为“右史”，是一史官名。《汉书·艺文志》有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的说法。与此相反，《礼记·玉藻》有天子“玄端而居，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也就是说，周代以后的官职已难以知道“左史”、“右史”究竟何所职掌、何者为尊了。但商代的情况则是，卜辞中只见“右史”而不见“左史”，这正与《左传》中只见“左史”而不见“右史”相反，其中的变化消息似乎可以从中窥见一斑。
甲骨卜辞中只见有右官如“右保”、“右尹”、“右史”，而未见有“左保”、“左尹”、“左史”等官职出现。这种情况，是否也与“右相”伊尹在卜辞中屡见而“左相”仲虺杳然无踪是同样一个原因呢？也即说，在商代“右史”等右官的地位比左官为高。
另外，春秋时期的宋国为殷商后裔，宋人官职中就保留了“殷人尚右”的习俗观念。《史记·宋世家》记宋共公十三年，以“华元为右师，鱼石为左师”。华元是宋国贵族，且有大功，曾与弥兵之会，其地位比鱼石为高。故知在宋国“右师”职位高于“左师”。
五、以右学为隆的学校教育
说到“师保”、“保老”之官，我们再从商代学校教育制度来看，也有一些当时人们尚右卑左的消息在焉。
商代有学校教育自不待言。如《孟子·滕文公》：“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而《说文·广部》：“庠，礼官养老。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不论殷商称序称庠，称学则是没有疑问的。当时又有所谓“大学”与“小学”之制，《大戴礼记·保傅》云：“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礼记·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郑玄注曰：“此小学、大学为殷之制。”《诗经·大雅·灵台》陈奂疏曰：“辟雍始于殷。王制之右学，祭仪之西学，明堂位之瞽宗，皆殷之辟雍也。”是皆言学校之制起于商代。证之以甲骨文材料，确然信然。甲骨文中已有“学校”和“大学”之制，如：
49. 丙子卜，多子其学，不遘大雨？(《合集》3250)
50. 于大学寻？(《屯南》60)
在商代，大学、小学分别又称作“右学”和“左学”，而且所职不同。根据《礼记·王制》所载：“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郑玄注：“上庠、东序、右学为大学，下庠、西序、左学为小学。”《礼记·明堂位》：“殷人设右学为大学，左学为小学，而作乐于瞽宗。”与此相类似的记载如《尚书大传》：“上老平明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庶。”《礼记要义》卷五《王制下》：“殷制：小学在国中，大学在郊。云小学在国中，大学在郊，此殷制明矣者，以上文云：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下文云：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贵右而贱左，小学在国中，左也；大学在郊，右也。与殷同也，故云此殷制明矣。”又云：“此小学大学殷之制者，以下文云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则左学小，右学大。”由此可见，商代的“右学”即国学也即大学，为统治阶级贵族子弟而设，而教书育人者为“国老”即有学问有经验的老年贵族；而“左学”即乡学也就是小学，为统治阶级下层子弟而设，而教书育人者则是有学问有经验的老年平民。两者不用分别，自然是“右学”为优为尊，而“左学”为劣为卑。
在甲骨卜辞中，“学”和“大学”的对应而贞之外，还多次出现了“右学”、“右逌”与“右”，如：
51. 丁巳卜……右学……(《合集》20101)
52. 于右逌教？(《合集》30518)
53. 丁酉卜，今旦万其学？吉。于来丁乃学？于右学？吉。若商于学？吉。(《屯南》662)
“右逌”、“右”，从卜辞内容来看，当也是与“右学”一样重要的教育场所。正如宋镇豪先生所云：“商代已有专门的学校教学场所‘大学’、‘瞽宗’、‘右学’、‘右逌’、‘右’等，为商王朝直接掌管。教育对象主要为贵族子弟，执教者如乐师多万、精于乐技祀礼的瞽矇者、巫师、亚官乃至商王，教学内容与社会生活实践直接相关。”（注：宋镇豪：《从甲骨文考述商代的学校教育》。）“右学”之教学对象和执教者的身份地位之高，也决定了它尊贵于“左学”。
对于商代重视“右学”的原因，贾公彦《仪礼疏》卷一二云：“质家贵右，故虞、殷大学在西郊，小学在国中。文家贵左，故夏、周大学在国中，王宫之东，小学在西郊。”似从“殷人尚质、周人尚文”来加以解说的。而从甲骨材料来看，出现了“右学”而未见“左学”，推测其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左学”为小学，重要的活动都在“右学”而不会安排在“左学”中举行，所以“左学”之名就没有缘分保存在甲骨卜辞中了。这就如同我们可以从甲骨卜辞中了解商王朝王室贵族阶级的各种行事活动，而绝对无法知晓普通的平民阶层或奴隶们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一样。
甲骨卜辞中“右学”频频出现，这不仅证明了文献中记载的“右学”、“左学”之制的确实存在，也是“贵右贱左”、“殷人尚右”的一些明显的例证。
在线占卜篇5
1材料与方法
1.1试验点概况
试验于2010年安排在新疆石河子大学试验站(44o18′50″N,86o03′33″E)。试验站海拔399.2m,年日照时数为2721~2818h,无霜期为168~171d,≥0℃的活动积温为4100℃,≥10℃的活动积温为3650℃,年平均气温为6.9℃,年降水量为125.0~207.7mm。土壤质地为壤土,pH7.56,有机质15.31g•kg1,全氮1.05g•kg1,有效氮54.80mg•kg1,有效磷19.12mg•kg1,有效钾196mg•kg1。
1.2供试作物及品种
供试棉花品种为“新陆早13号”,花生品种为“豫花15号”,大豆品种为“新大豆10号”,鹰嘴豆品种为“88-1”,洋葱品种为“宝红A号”,萝卜品种为“寿白光”,线辣椒品种为“改良8819”。
1.3试验设计
试验设6种间作组合和7种作物单作,分别为:棉花/花生、棉花/大豆、棉花/鹰嘴豆、棉花/洋葱、棉花/萝卜、棉花/线辣椒6种间作组合和花生单作、大豆单作、鹰嘴豆单作、洋葱单作、萝卜单作、线辣椒单作和棉花单作。播种前试验小区施磷酸二铵300kg•hm2,折合纯氮(N)54kg•hm2、纯磷(P2O5)138kg•hm2。棉花现蕾后增施滴灌肥230kg•hm2,折合纯氮(N)36.8kg•hm2,纯磷(P2O5)46kg•hm2,纯钾(K2O)34.5kg•hm2。试验设3次重复,共计39个小区,随机区组排列。于4月28日统一播种。在棉花/大豆间作处理中,每个小区种植3个间作组合带。每个间作带宽1.50m,种植2行棉花、2行大豆,棉花行距为0.45m、株距0.1m,大豆行距为0.30m、株距0.15m,行长5m。小区面积(1.5m×3)×5m=22.5m2;棉花/花生、棉花/鹰嘴豆、棉花/线辣椒间作处理的田间安排同棉花/大豆间作处理。在棉花/萝卜间作处理中,每个小区种植3个间作组合带。每个间作带宽1.50m,种植2行棉花、3行萝卜,棉花行距为0.45m、株距0.1m,萝卜行距为0.20m、株距0.2m,行长5m。小区面积(1.5m×3)×5m=22.5m2;棉花/洋葱间作处理的田间安排同棉花/萝卜间作处理。单作作物都是等行距种植,株、行距都与间作时相同,小区面积:3m×5m=15m2,单作棉花每个小区种植7行;单作花生、大豆、鹰嘴豆、线辣椒每个小区种植10行;单作洋葱、萝卜每个小区种植15行。养分吸收量按间作中两种作物各自所占净面积计,单作和间作作物播种密度相同。采用滴灌方式,棉花整个生育期灌水14次,总灌水量5625m3•hm2。
1.4取样及测定方法
于每种作物成熟时按一定面积分别取植株样;植株地上部氮、磷和钾的含量分别用凯氏定氮法、分光光度比色法和火焰光度法测定,并根据生物学产量折算为作物的氮磷钾吸收量。当比较间作与单作养分吸收量时,均以可比面积为基础。
1.5计算方法
1.5.1单位面积产量的分解[14]
产量/单位面积=(产量/养分吸收量)×(养分吸收量/单位面积)(1)式中,(产量/养分吸收量)为养分利用效率,(养分吸收量/单位面积)为养分吸收(捕获)效率。
1.5.2养分吸收量的比较
采用文献[14]给出的公式,比较间作系统养分吸收量相对于单作养分吸收量的变化。这里单作养分吸收量不是指某一种作物的,而是体系中两种作物单作时的养分吸收量以间作比例为权重的加权平均值。以磷为例,间作磷吸收量相对于单作的变化用ΔPU表示。
1.5.3养分利用效率的比较
间作的养分利用效率是成熟期间作作物地上部生物学产量之和除以间作作物地上部某养分的总吸收量,即单作体系单位养分吸收量所能生产的生物学产量;单作作物养分利用效率是单作作物成熟期地上部生物学产量除以单作作物地上部某养分的累积量;单作加权平均是单作作物按间作比例为权重加权平均的养分吸收效率。仍以磷为例,这里定义磷利用效率的概念为单位磷吸收量所能生产的地上部干物质量。间作磷利用效率相对于单作的增减(ΔPUE)用如下公式计算[14]:氮(ΔNUE)和钾(ΔKUE)的利用效率用相同方法计算。
1.5.4养分吸收和利用效率对产量优势的贡献
土地当量比(LER)经常被作为间作优势的指标:以磷为例,定义棉花在间作和单作中的吸收量和利用效率分别为Aic、Asc和Eic、Esc;相应间作的另一种作物的吸收量和利用效率分别为Aic1、Asc1和Eic1、Esc1。式(4)变为：氮和钾的吸收和利用效率对产量优势的贡献用相同方法计算。数据分析用SAS软件完成。
2结果与分析
2.1间作养分吸收量与单作养分加权平均吸收量的比较
2.1.1氮
表1结果表明,棉花分别与花生、洋葱、萝卜间作后,间作体系氮吸收量分别高于相应作物单作按照间作比例加权平均吸氮量38%(P=0.0130)、54%(P=0.0789)、74%(P=0.0362);棉花与大豆或者鹰嘴豆间作后吸氮量变化未达到显著水平(P=0.2425和P=0.5341)(表1)。棉花与线辣椒间作后间作体系作物吸氮量相对于单作棉花与单作线辣椒按间作比例加权平均的氮吸收量降低34%(P=0.0008)。
2.1.2磷
棉花与洋葱、萝卜间作体系中作物吸磷量分别高于单作按间作比例加权平均的吸磷量71%(P=0.0585)和104%(P=0.0181);而棉花与大豆、鹰嘴豆、花生和线辣椒间作体系中作物吸磷量与单作加权平均吸磷量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P=0.7562,P=0.8241,P=0.3532,P=0.3432)(表1)。
2.1.3钾
棉花/花生和棉花/洋葱间作的钾吸收量相对于单作加权平均值的增加未达到显著水平(P=0.1127,P=0.1121,P=0.0384);棉花与萝卜间作体系中吸钾量相对于单作增加58%,达显著水平(P=0.0384);相反,棉花与大豆、鹰嘴豆、线辣椒间作体系中吸钾量比单作按间作比例加权平均的吸钾量分别减少21%(P=0.0673)、22%(P=0.0850)和19%(P=0.0063)(表1)。
2.2间作与单作体系中作物养分利用效率的比较
2.2.1氮
从表2可以看出,棉花与洋葱间作后氮素养分利用效率比单作加权平均高35%(P=0.0066);棉花与鹰嘴豆、花生、萝卜间作后间作体系氮素利用效率相对于单作加权平均并未发生显著变化(P=0.7966,P=0.3881和P=0.0915);棉花与大豆、线辣椒间作后间作体系中氮的养分利用效率比相应的单作按间作比例加权平均的氮素利用效率降低34%(P<0.0001)和44%(P<0.0001),达到极显著水平。
2.2.2磷
从表2可以看出,棉花与洋葱、鹰嘴豆、花生间作后间作体系中磷的养分利用效率相对于单作棉花、洋葱、鹰嘴豆和花生按间作比例加权平均的磷素利用效率的变化未达到显著水平(P=0.1017,P=0.8947,P=0.6584);棉花与大豆、萝卜、线辣椒间作体系中磷的养分利用效率显著降低29%(P=0.0034)、19%(P=0.0039)和32%(P=0.0028),达到极显著水平。
2.2.3钾
从表2可以看出,棉花与鹰嘴豆间作体系中钾的养分利用效率比单作按间作比例加权平均显著增加高64%(P=0.0591);棉花与花生、洋葱间作体系中钾的养分利用效率没有显著变化(P=0.2757,P=0.9882);相反,棉花与大豆、萝卜、线辣椒间作体系中钾的养分利用效率降低11%(P<0.0001)、22%(P=0.0016)和29%(P<0.0001),达到极显著水平。2.3土地当量比及养分吸收和利用效率的贡献间作优势的主要原因是养分吸收量的增加,而并非是利用效率的提高。从公式(6)可以看出,LER的大小,取决于养分吸收量项(1+ac+ac1)、养分利用效率项(ec+ec1)和交互项(ac×ec+ac1×ec1)的相对大小[9]。从表3可以看出,棉花与鹰嘴豆、花生、洋葱、萝卜间作时氮、磷、钾的土地当量比分别为1.02、1.30、1.12和1.68,都大于1,说明棉花与鹰嘴豆、花生、洋葱、萝卜间作体系具有间作优势。氮、磷、钾养分吸收因子的贡献是正的,利用效率的贡献有正有负,吸收和利用效率交互作用的贡献也有正有负,说明棉花与鹰嘴豆、花生、洋葱、萝卜间作时,间作优势主要来源于养分吸收量的增加。棉花与大豆、线辣椒间作时氮、磷、钾的土地当量比为0.91和0.99,都小于1,说明棉花/大豆体系无间作优势;氮、磷、钾养分吸收因子的贡献、利用效率的贡献、吸收和利用效率交互作用的贡献有正有负。棉花与花生、洋葱、萝卜间作体系氮、磷、钾吸收效率对土地当量比的贡献分别为0.41~0.82、0.25~1.04和0.15~0.59,利用效率的贡献分别为0.35~0.04、0.03~0.14和0.16~0.01。间作优势在营养方面的基础主要来自于间作相对于单作吸收效率的增加,而不是利用效率的改变。
3讨论
3.1间作体系中养分吸收量增加的机制
间作优势的主要机制之一是间作体系相对于单作能够更多地获取养分。通过本试验可以看出,棉花和花生、洋葱、萝卜间作后氮、磷、钾养分吸收量分别高出相应单作38%~74%、16%~104%、20%~58%。李隆等[13]对小麦/大豆的间作研究发现,小麦/大豆间作后间作优势主要表现在作物氮、磷、钾养分吸收量的增加,其作物的养分吸收量分别高出相应单作24%~39%、6%~27%、24%~64%,而间作氮、磷、钾的利用效率分别比单作低5%~20%、5%~7%、6%~32%[15],这与本研究结果相吻合。研究已经明确,小麦大豆间作中小麦竞争氮的能力比大豆强[16],一方面使间作小麦能吸收到更多的氮;另一方面,使大豆根区土壤氮素水平下降,甚至造成缺氮。缺氮会有利于豆科作物固氮能力的提高[1718],从而使整个系统的吸氮量明显增加。这可能是具有豆科作物的间作体系氮吸收增加的机制之一。在本研究中的棉花和豆科作物的间作体系,其氮素养分吸收量的增加机理可能与其他作物和豆科作物间作的机理相似。另外,在棉花与非豆科作物的间作系统中氮素吸收的机制可能主要是由于这些体系存在着补偿和恢复机制。例如,小麦/玉米和小麦/大豆间作条件下,两种作物共生期小麦的生长和养分吸收量相对于单作大幅度增加,而间作玉米和大豆的生长和养分吸收量相对于单作受到明显抑制。但当小麦收获以后,玉米和大豆在生物量和养分吸收上有明显的恢复和补偿作用[19]。小麦/玉米共生期玉米对氮的吸收速率低于单作玉米,到玉米生长后期,小麦收获后间作玉米氮的吸收速率明显增加,而单作玉米氮的吸收速率很低,甚至为负数;在小麦/大豆间作中也观察到了类似特点,表明生育期不同的作物间作,晚熟的玉米和大豆均有明显的恢复和补偿作用[20]。在棉花分别与鹰嘴豆、花生、洋葱、萝卜间作时,棉花的配对作物均是生育期较短的作物,因此本研究中的鹰嘴豆、花生、洋葱、萝卜与棉花间作体系对氮素吸收的增加机制可能也是这种竞争恢复补偿机制[20]。Li等[21]通过低磷土壤上玉米/蚕豆间作作物根际对磷的吸收利用研究发现,间作后玉米增产43%,蚕豆增产26%,间作不仅促进了蚕豆对磷的吸收,而且也改善了玉米的磷营养,更加会对作物产量产生显著影响。和豆科作物的间作中豆科作物的固氮作用也能酸化豆科作物的根际土,进一步活化土壤中的有机磷,从而提高另一作物对磷的吸收量[22]。这可能是间作中磷吸收量增加的机制之一。在本研究中棉花和豆科作物间作体系中磷吸收量增加的原因也可能是豆科作物活化了土壤中的有机磷,从而提高了作物磷的吸收量。另外,在小麦/玉米和小麦/大豆间作中发现的磷素吸收的竞争恢复机制[20]也可能同样适用于本研究中棉花与鹰嘴豆、萝卜、洋葱等间作体系中观察到的磷吸收增加。
3.2间作体系中养分利用效率的变化
间作相对于单作养分利用效率有增加也有降低。本研究中棉花与鹰嘴豆、花生、萝卜间作氮和磷的养分利用效率分别比单作时低5%、10%、17%和2%、6%、19%;棉花和萝卜间作体系中钾的养分利用效率比单作时低22%。在小麦/大豆的研究结果中得出,间作体系中氮、磷、钾的养分利用效率分别比单作时降低5%~20%、5%~7%、6%~32%[13],与本研究结果一致。在棉花/洋葱间作中氮和磷的养分利用效率分别比单作高35%和19%,棉花/鹰嘴豆与棉花/花生间作中钾的养分利用效率分别比单作增加64%和15%。Morris等[14]整理总结了玉米/大豆、玉米/水稻、木薯/豇豆、木薯/花生、高粱/大豆等间作体系的养分利用效率变化,发现间作时磷、钾的养分利用效率比单作时都增加了。这些结果与本研究结果类似。
3.3间作优势的作物营养吸收和利用基础
间作体系是否存在优势,在作物营养方面的基础主要取决于养分吸收因子、利用因子和交互因子贡献的大小[14]。本研究中棉花和花生、萝卜、洋葱间作体系都具有间作优势,即LER1。棉花与花生、萝卜、洋葱间作时氮、磷、钾养分的吸收因子对间作优势的贡献为正;尽管这些体系氮的养分利用贡献为负,但磷的养分利用因子贡献都是正的,整体间作优势表现为正。这与小麦/大豆间作中的结果[13]一致。棉花/大豆和棉花/线辣椒间作体系没有间作优势,即LER<1。棉花/大豆间作时氮的养分吸收因子贡献是负的,磷、钾的养分吸收因子贡献都是正的;氮的养分利用因子贡献是正的,磷、钾的养分利用因子贡献是负的。表明在这一体系中,种间相互作用降低了体系的氮素吸收量,但增加了磷、钾的吸收效率,相应地氮利用效率增加,而磷、钾利用效率下降,最终导致间作劣势。棉花/线辣椒间作氮、磷、钾养分的吸收因子贡献都是正的,但利用因子的贡献都是负的,且利用因子的下降超过了吸收因子的变化,最终表现为无间作优势。
4结论
在线占卜篇6
关键词: 吉卜林 《基姆》 红色公牛 后殖民视角
一、引言
自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后殖民理论盛行以来,鲁德亚德・吉卜林的名字重新进入文学评论家的视野,直到目前仍占有着重要地位。这位被T.S.艾略特称作“他的时代最伟大的文人的英国作家”在1907年第一次为他的国家赢得诺贝尔文学奖,其完成于世纪之交的获奖作品《基姆》自然备受关注。多数评论家认为吉卜林在这部小说中对印度的描写趋向温情浪漫化。查尔斯・卡林顿在他为吉卜林作的传记中就感叹道:“肯定再没有其他英国人如此充满爱意和兴趣去书写印度了。”[1]P360菲利普・梅森也认为《基姆》中“充满了温情、爱和清新的气息”[2]P90。尹锡南在他的文章中指出:“吉卜林作品中的印度歌舞升平……浮现出一派虚假的图景。”[3]P78《基姆》之所以给评论界这种印象原因之一在于其自传性:吉卜林最快乐的六年童年时光(1865―1871)是在孟买度过的,随后寄居在英国南海的生活又是极其压抑的,而再后来十七岁的他又来到印度作为一名报社记者走遍印度的山山水水,对彼地的风光尽情地欣赏。此外,印度十九世纪末经济走向繁荣,人民生活至少在表面上呈现一派和平的景象,也赋予吉卜林之优美笔调以理由。但是,作为“殖民文学之父”,吉卜林小说中仍然不可避免地渗透着英国对印度殖民统治的本质的一面。本文试图从后殖民视角,通过分析小说中红色公牛(Red Bull)这一典型意象,具体阐述它与小说中各类人物命运的关系,来揭示大英帝国的殖民带给殖民地人民甚至是殖民者的问题和痛苦。
二、红色公牛之意象及其与三类人物的关系
作者在小说刚开始时交代,基姆的父亲留给他一个美好的预言:“九百个一流的家伙――他们的神是一头绿色草地上的红色公牛――会来迎接小基姆,如果他们没有忘记欧・哈拉。”[4]P2整篇小说围绕着两条并行的线索,一条是喇嘛寻找传说中的箭河(The River of the Arrow),另一条就是基姆寻找父亲口中的红色公牛。由于小说的主人公是基姆,并且两条线有交合的地方――喇嘛曾猜测说“或许正是红色公牛知道(箭河所在),它是被派来引导我们两个的”[5]P31,我们可以判断基姆的追寻居于主线,况且在故事最后,喇嘛成功悟道之后又为了基姆返回俗世。总之,红色公牛的意象贯穿于整个文本,它的深意是不容忽视的。
1.红色公牛与金博尔・欧・哈拉
红色公牛是爱尔兰军团战旗上的图案,对于欧・哈拉来说意味着英国政府及其无上权威,是他的效忠目标和依靠力量。作为英国派到印度去的一名警官,欧・哈拉后来因娶了基姆的妈妈没有随部队回国,而是变成了修建铁路的工头,继续为帝国服务。在失去妻子之后,为帝国辛苦多年的他陷入无限的孤独与苦闷之中,以酗酒和吸食鸦片寻求解脱,最终作为一个穷困的白人客死在印度。他相信帝国没有忘记他,相信上校会来接他的儿子,相信一切都会变好的,但这些想法都出现在他用鸦片麻醉自己的神经之后:清醒的他一定很明白,这是自己的一厢情愿而已。后来爱尔兰军队确定基姆的身份之后仍为了他的教育费用斤斤计较,从侧面说明欧・哈拉的贡献确实没有得到认可。
这样被英国政府利用之后又抛弃到一边不管不问的并不仅仅是欧・哈拉一个人:其他的士兵和铁路工人亦有同样的悲惨遭遇。基姆在救助受重伤的特工E.23时问他:“可是政府不能保护你们吗?”回答是:“我们做特工的是不在政府保护之内的,我们死了就死了,名字被从册子上划掉,仅此而已。”[6]P181修建铁路的工头哈利告诉基姆在山上做工条件很苛刻,他自己的脚趾被冻掉,其他工人的情况就更可想而知了,但反映到上级没有任何救援措施。政府的冷酷比起山上的天气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庞大的红色公牛面前,众多为它奔命的普通英国人的性命简直贱如蝼蚁。
有评论家说:“他(吉卜林)的创作表现了英国殖民者在帝国鼎盛时间自以为是、高高在上的道德优越感。”[7]P148从以欧・哈拉为代表的军人和士兵的角度看,小说《基姆》所揭示的帝国在道德方面恐怕没有值得骄傲的表现。享受丰盛的殖民果实的只是部分英国统治者;大英帝国的荣耀是建立在众多普通殖民者的牺牲、孤独和绝望的基础上的。
2.红色公牛和基姆
红色一般代表着热情,公牛则给人以力量和权威的感觉,基姆对红色公牛的寻求体现出他对权力的渴望。这一点可以从一系列事件中得到证明:一开始出场时基姆就把其他印度小朋友踢下大炮,以便自己占领高高在上的位置,同时声称自己可是位洋大人(sahib),充分表现出一位殖民者傲慢自大的心态;遇到喇嘛时基姆主动要做他的徒弟陪同他去找箭河,但吉卜林赋予他的内心想法是:“这个喇嘛是他新发现的宝贝,他打算占有它。”[8]P11表现出殖民者的征服和占有欲的特征;第一次和喇嘛在火车上时不愿花钱买票的基姆靠耍小聪明骗取周围人的同情,他的目的不是省钱而是享受玩弄权术的快乐;为了受人尊捧,基姆多次强调自己的白人血统,视其高贵为理所当然。值得一提的是,吉卜林描写这一切的笔调是温和的,没有批评,而是带着宠爱。他给基姆取的外号“全世界的朋友”更是透露出吉卜林殖民思想完全内化,他似乎觉得全世界都应该欢迎英国前去统治,殖民心态昭然若揭。
基姆是土生殖民者的代表,红色公牛作为大英帝国的象征,给予他的并不全是权力和荣誉,更深层的恐怕还是对自身身份的困惑。吉卜林在小说中不止一次地探讨了这个问题。从小生长在印度的基姆在受过三年的英国正式教育之后走出校门的第一天就开始发问:“我仅仅是基姆,然而基姆是谁?”[9]P108在去往贝拿勒斯的路上他又反复琢磨:“谁是基姆――基姆――基姆?”[10]P167此外,吉卜林强调基姆的思维常常在两种语言之间跳跃,这些都反映出土生殖民者的身份认同危机:他到底是印度人还是英国人?这种无归属感带来的痛苦一直萦绕着基姆。
这种痛苦该如何解脱?殖民带来的精神困惑的出路在哪里?小说中的神秘人物喇嘛的出现似乎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不仅筹钱供基姆读书,而且一直规劝基姆要谦虚、善良。就像神通广大的孙悟空要通过保护唐僧取经才能修成正果一样,无比精明的基姆也要在成长道路上接受喇嘛的精神引领。喇嘛对基姆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体现了东方文化在吉卜林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尹锡南在他的论著《殖民文学中的印度书写》中曾指出:“吉卜林对印度的态度值得关注……印度文明的古老神秘和文化智慧使其折服。”[11]P78虽然小说中的喇嘛是中国人而非印度人,但在并不熟悉中国的吉卜林心目中他应该是东方文明的化身。小说中俄国间谍初见喇嘛时也不禁感慨:“他那深邃的眼神让人感到我们是那么年轻的一个民族。”[12]P216吉卜林对东方的态度是矛盾的,作为西方人的他一方面觉得自己的文明高人一等,引以为傲,另一方面又对东方文化心怀敬畏,以至于认为西方发展还得最终离不开东方文明的点拨。在小说尾声喇嘛大彻大悟之后选择返回俗世拯救基姆,说明在吉卜林看来,迷失在红色公牛的铁蹄践踏起的尘土中的第二代殖民者的心灵需要喇嘛身上折射出的古老的东方智慧做指路明灯。
3.红色公牛和印度人民
长期遭受英国殖民的普通印度人民在强势的红色公牛面前扮演的是软弱的母牛的角色。印度自古以来崇拜母牛是因为它是他们的主神湿婆的坐骑,但相对公牛来说母牛善良、温顺的性格是不争的事实;况且印度是一个典型的父权制社会,一度极端到丈夫去世妻子必须陪葬的程度,母牛相对于公牛的地位自然是十分低下的了。虽然印度有很多被欺骗被利用而不自知的人,比如说那个参加镇压印度人民大起义的老士兵,帮助英国侵略者杀害自己的同胞还引以为豪,多数人则是忍耐中带有愤怒。他们一方面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比作弱势的母牛或水牛,比如村里的妇人在得知基姆在追寻红色公牛之后说:“我家男人就是水牛,否则他说话会恰当些。”[13]P43更有甚者,基姆在火车上遇到的生病孩子的父亲说:“我们贾特人都是水牛。”[14]P82也正是这个贾特人面对基姆的威胁时大叫:“别诅咒我家啊,我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没听到,我就是你(温顺)的母牛。”(185)在基姆这个“洋大人”面前,他的奴性可见一斑。
印度人对英国殖民者是愤懑和谴责的,在吉卜林的笔下这种敌意不可能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但当作者信手拈来几句当地谚语表现他熟悉的印度民风民俗时,忍受虐待已久的被殖民者的怨恨也自然地从谚语中表露出来。在他们心目中,英国人是蛮不讲理的:“只有恶魔和英国人毫无理由地走来走去”[15]P70;殖民者是贪婪的:“绝对不要和一个还没有被喂饱的白人说话”[16]P74;他们的下一代也是极其可怖的:“所有的年轻洋大人都是魔鬼”[17]P108。谚语往往是人们对生活经验的深刻总结,印度人民的这些俗话说明吉卜林极力描绘的英国和印度之间的和谐关系其实是虚假的,他的书写动机或许正如尹锡南所言,宣扬“殖民统治是英国给予印度的一种恩惠,统治印度是英国的义务”[18]P79,但当我们把凶猛的公牛形象和顺从的母牛/水牛形象并列起来考虑时,英国与印度之间征服与被征服、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便十分清晰可见。
三、结语
丹尼斯・波特在他的论著《东方主义及其问题》中曾言:“话语理论的前提就是否认(在再现实时)有可能按个人意志或意识超越某一既定的话语构成。”[19]P45在十九世纪的殖民大背景下,鲁德亚德・吉卜林在用文本《基姆》再现印度人民的生活习惯、风土人情时着力表现的是其乐融融、其景怡人的美好一面,但同时却客观体现出殖民国家与殖民地人民,甚至是被派遣到殖民地的殖民者之间的冲突,贯穿全文的意象――红色公牛便是这种冲突的代言和见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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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罗钢,刘象愚.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美]赛义德等著.陈永国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4.
在线占卜篇7
——亚里士多德
殷商时期中叶，殷人在前人青铜铸造技术的基础上，创造出了令后世叹为观止的青铜文化；同时，亦是在前人创造的符号、文字、绘画等文化基础上，经过总结、发展后又创造出一个彪炳千秋的文化——甲骨文，开创了中国以文字载史的先河。
甲骨文作为华夏民族初期完善的文字系统(从字的结构看，传统的所谓“六书”构字法则已经具备了)，因其承载了大量的殷商社会的生活、文化、宗教等历史信息和汉字起源的诸多秘密，面世之初就受到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高度重视；同时，其契刻流传的载体——有字的甲骨（甲骨文）已被誉为中国的国宝，被世界各国的博物馆和研究机构大量收藏和研究。
甲骨文发现百余年来，在众多专家、学者的研究下，已蔚然发展成为一门新的学科，且已呈显学之势。但是，由于没有发现如何契刻甲骨文的记载，因此，有关甲骨文契刻时的状态，困扰了甲骨学界数十年之久。学者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
直至1972年，郭沫若先生通过对甲骨文的大量研究后，在其《古代文字之辨证的发展》一文中，对甲骨文的契刻状态作了如下论断：
“甲骨文字是用铜刀或石刀刻在相当坚硬的龟甲兽骨上的东西。文字刻得很规整而美观，字大者径逾半寸，字小者如芝麻。甲骨是很坚硬的东西，铜刀或石刀也并不是十分犀利的工具，为什么能刻出那样精巧的文字？许多年来，人们都怀抱着这个问题而没有得到解决。最近我联想到象牙工艺的工序，因而悟到甲骨在契刻文字或其他削治手续之前，必然是经过酸性溶液的泡制，使之软化的。这样便使几十年的怀疑涣然冰释了。”
《古代文字之辨证的发展》一文，首先发表在《考古》1972年第3期，继而转载在《考古学报》1972年地1期。同年9月，人民出版社在重新改编郭老著作《奴隶制时代》时，经郭老校阅和订正，删去原书中八篇论文后，又增加了八篇有关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和分期问题的论文；其中就有《古代文字之辨证的发展》一文，足见郭老对此文的重视。
“(郭沫若)直到年近八旬的时候，还对甲骨文字的起源、用途、事类、格式、规律等方面进行全面总结，并从象牙工艺的工序，悟到古代整治甲骨和刻写文字时要用某种酸性溶液浸泡。”（《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
郭老在年近八旬的时候，因联想到象牙工艺的工序，悟到的“此论”一经发表，便被甲骨学界奉为圭臬——并被作为郭老对甲骨文研究的又一贡献，广为载传。
余生也晚，故无缘同郭沫若先生等前辈大师学习、研究甲骨文，但一直私淑郭沫若先生——探索、求实的学术精神，对甲骨文厚爱有加。所以，当多年前在《 考古 》杂志上读到郭沫若先生“此论”时，瞬间在脑海中产生了一丝疑问，但一闪而过；今重温郭老著作《奴隶制时代》再读到此章节时，当年的疑问不禁又浮出脑海，遂放下其他工作，潜心于斯，经过大量的参考、研究、求证后，今将观点著述于此，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并请前贤师长不吝赐教。
首先，我们姑且不论殷商时期能否制造、生产酸性溶液（在盘庚徙殷，至纣灭亡的273年的甲骨文历史中，如果真如郭老所论，那么是不能用“偶然发现”来解释酸性溶液的产生的），并且应用于对于殷商统治者来说是非常神圣的占卜仪式中。而是遵照郭老：“甲骨在契刻和其他削治手续之前，必然是经过酸性溶液的泡制，使之软化的”论点——来验证考古发掘的甲骨文，是否如郭老所论。
现在我们把甲骨文本身提供给我们的诸多信息分列如下：
A 占卜用的材料
1、龟腹甲、龟背甲
2、牛头骨、牛肩胛骨、牛肋骨、牛距骨
3、鹿头骨、鹿肩胛骨
4、羊肩胛骨
5、人头骨等
B 卜辞的体例
殷人占卜有一定的程序。其刻写的卜辞也有一套固定不变的格式或体例。即某某日，某个史官或王贞问，要做某事，是吉？是不吉？某月。
如果日后应验了还要把应验情况补刻上去。 所以一条完整的卜辞，常由叙辞（前辞）、命辞、占辞、验辞组成。
略举例如下：（请看叙辞与验辞之间的时间间隔）
1、叙占命验
[叙辞] 戊子卜， ，[命辞] 贞帝及今四月令雨，贞帝弗其及今四月令雨。[占辞]王 曰:“丁雨，不辛。[验辞]旬丁酉允雨 。 （《乙》3039）
2、叙命验
[叙辞] 甲申卜 ，，[命辞] 贞帚 (妇) 好冥（娩），不
其 （嘉）？[验辞] 三旬有一日，甲寅冥，允不 ，
佳女。（《乙》7731）
3、命占验
[命辞]贞其有疾？[占辞]王占曰：其有疾，丙庚不吉。[验辞]旬又七日庚申丧黾。（《乙》4130）
（为电脑中所无之字，但考虑到对本文论点无大碍，故未拼写）
C 同版甲骨文中存在的不同现象
1、同人同日卜
2、同人异日卜
3、异人同日卜
4、异人异日卜
5、与卜日不同时间的验辞
略举例如下：
癸卯王卜，贞……甲辰阳甲。
癸丑王卜，贞……吉。
癸亥王卜，贞……甲子祖甲。
癸酉王卜，贞……吉。
癸未王卜，贞……甲申工典其幼。
癸巳王卜，贞……甲午翌上甲。
癸卯王卜，贞……吉。（《合集》35756）
此七条异日贞卜辞在同一版中；
癸丑卜，，贞，王，旬亡尤。在九月，甲寅翌上甲。
癸亥卜，，贞，王，旬亡尤。在十月。
癸酉卜，贞，王，旬亡尤。在十月。甲戌翌日大甲。
癸未卜，贞，王，旬亡尤。在十月。甲申翌日小甲。（《合集》35402）
此四条异日、异人贞卜辞在同一版中；
甲申卜 ，， 贞帚 (妇) 好冥（娩），不其 （嘉）？ 三旬有一日，甲寅冥，允不 ，佳女。（《乙》7731（同上）
此条卜辞的验辞时间与贞卜时间不在同时日[包括郭老较早发现的甲骨文“百又七旬又九日”（《通》788）的验辞在内，这种贞、验不同日的卜辞，在甲骨文中不胜枚举]。
经过综合分析以上的信息，结合郭老的论点，我们得出以下三个问题：
一、甲骨经酸性溶液泡制、软化的过程是在钻、凿、灼、占卜过程前，还是在钻、凿、灼占卜过程后——契刻文字前？须知甲骨经酸泡制、软化的过程发生在占卜前与发生在占卜后——契刻文字前，虽然在契刻的文字效果上理应相同，但在甲骨上出现的“兆象”效果则必不相同。因为占卜中最关键的程序——灼，会因占卜甲骨的干湿、软硬程度出现天壤之别。也就是说，通过人为的浸泡、软化后，该占卜用的甲骨还能否体验上天的意思。这一点至关重要，贞人是如何解释的呢？
二、面对每日必卜、每事必卜的殷人来说，对大量需求的龟甲与兽骨是统一泡制、还是分别泡制？殷人如何测试酸性溶液的浓度，以保证其泡制的甲骨正好软化宜刻，而又不被腐蚀得无法使用的最佳状态呢？如果是统一泡制，必然会因其材质的硬度和密度不同而出现下例状况：即在同一时间内有的甲骨软化的正好堪用、有的甲骨已软化过度不堪用、有的甲骨则尚未软化到堪用；如果分别泡制，又怎知何时、何人贞卜？又各需要多少龟甲、兽骨？这种情理之中的问题，贞人是如何掌控的（难道贞人还有未卜先知的能力）？
三、甲骨文中存在大量的同版内不同时间占卜的前辞或验辞，试问在这段间隔时间内已契刻文字的该甲骨处于何种状态——是继续入酸泡制、还是晾置干燥？如果是继续泡制、软化，则该甲骨完全可能被腐蚀的不堪续用。即使勉强可用，则前后契刻的卜辞必会因甲骨的继续软化而出现不同状态；如果处于干燥状态，则与前面软化后契刻的文字状况还是不能统一（不含刻手不同的因素）。也就是说该甲骨无论处于何种状况，都会在以后的契刻中留下与前次契刻状况不同的迹象，而这个迹象恰恰是中外甲骨文学者在百余年的时间中尚未发现的，为什么？
勿庸讳言，如果我们不否认——所有的甲骨文都是在一切占卜过程结束后照抄它稿契刻的档案记录，那么上述所有的问题，都是郭老的论点所无法解答的。
下面再看由有关甲骨卜辞与文献提供的其他信息，以及专家、学者对其的研究：
《礼记·表记》：“殷人遵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
《周礼·春官·龟人》：“上春衅（简化字，后同）龟，祭祀先卜。”
武丁时五种记事刻辞均有“某示若干”，不少学者认为此乃祭祀龟甲牛骨之事，谓殷人既得甲骨之后，必先经过一种祭典而后启用，即《周礼·春官·龟人》“上春衅龟，祭祀先卜”之意。
董作宾认为生龟之处理，先经过 、衅、祓，然后杀龟，并引《新获卜辞写本》381号“龟三牛”一辞证明殷人确有龟之祭（，与前同）。
祭祀究竟在杀龟之前，还是在初步整修以后？还可以研究。但为求其灵验起见，在占卜之前先行祭祀，这大概是不成问题的(《中国甲骨学史》)。
由专家、学者对文献及卜辞的研究，我们得知：遵神的殷人为了求其灵验——让占卜的“兆象”充分体现天意，连龟甲牛骨在占卜前都要祭祀。那么，殷人又怎么能（或敢）产生用酸泡制软化甲骨的思想和行动呢？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郭老“因联想到象牙工艺的工序，而悟到的甲骨在契刻文字和其它削治手续之前，必然是经过酸性溶液的泡制，使之软化的”论点——无论是在道理上、还是在殷人占卜的宗教思想或情结上都是值得商榷的。
甲骨在契刻前，经过酸性溶液的泡制软化也好——没有经酸泡制软化也好，都是我们根据对甲骨文研究后做出的见仁见智的推测。由于我们无法还原殷商社会的生活、文化、技术背景，所以只能求助它证。
考古学是门严谨的科学。那么，如何验证某个见仁见智的论点正确与否，或更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呢？笔者认为，这种检验必须勇于跳出甲骨文研究的窠臼，这样才不至于陷在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即当局者迷的状态。通过对大量的史前时期骨器、玉器的参考、研究，我们把研究目光集中在公元前3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华夏文明肇始的时代。
在遥远的旧石器时代，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大自然中俯拾皆是的石头与人类猎食动物后的部分骨骼，曾做为人类早期制作工具的基础性材料，伴随着先人走过了漫长的进化历程。旧石器时代晚期，随着人类思想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人类的艺术活动产生了——劳动加思想创造了艺术。古人在劳动的同时创作了大量的史前艺术作品，甚至直接在劳动工具上创作了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传统思想认为：史前艺术可根据其创作载体分类归纳为“可移动艺术”（Mobiliary Art）或称“器物艺术”（Home or Chattel Art）和“岩洞艺术”（Lare Art）两大类（“可移动艺术”或“器物艺术”是指能携带的雕刻作品和装饰品）。考古资料表明，我国“器物艺术”（骨雕、玉石雕、陶塑等）的成熟期大致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在这个时期，我国境内的南北两地几乎同时产生两支都以玉器为主要文化内涵的史前文化。毋庸置疑，在那个以石攻玉的时代是不可能制造生产出酸性溶液的，即使可能产生过——因自然发酵而成酸性的溶液，先人们亦不可能产生将其应用在骨器、玉器制作过程中的思想，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就是在这个时期的诸多不同的文化遗址中，考古学家发掘出土了大量雕刻精美的玉器、骨器和陶器等文化遗物。其中在玉器雕刻的精美程度上，以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为主要代表。
在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的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玉器、骨器、陶器等史前艺术品。特别是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的部分玉器造型和使用的阴线雕刻技法与殷商时期的玉器造型和雕刻技法非常相似。在这两支史前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玉器、骨器上，其特殊符号（不与花纹混淆的、刻划位置特殊的）、图案——雕刻得细若发丝的不胜枚举。从这些细若发丝甚或比发丝还细的刻痕中，可以充分观察到5000年前古人的雕刻迹象，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大量细石器工具相互印证，使我们可以更加科学的研究其工艺特征[科学常识告诉我们，我国玉文化中常用的玉料硬度分别为：软玉（Nephrite）的硬度在摩氏6——6.5左右；玛瑙(Agate)、玉髓(Chalcedony)、碧石(Jasper)等造岩矿物的硬度在摩氏7左右；岫岩玉的硬度变化大一些在摩氏2——6之间，通常在摩氏4左右；独山玉的硬度在摩氏6——6.5左右。而作为骨雕材质的骨骼成分百分之七十左右为钙、磷等矿物质，主要是钙的磷酸盐，包括结晶的羟基酸灰石和无定形的磷酸钙，其余成分为有机质，主要是胶原蛋白。硬度在摩氏3左右，干燥后硬度稍有增加。由前可知，使用硬度在摩氏7左右的造岩矿物制作的细石器刃具，用以加工骨器和低硬度的玉器是完全胜任的]。
又据考古发现，在河南省贾湖的裴李岗文化（据碳14测定，其绝对年代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遗址中，出土的龟甲上发现了十数个具有原始文字性质的契刻符号，其中个别符号与后世的殷商甲骨文有相似之处。由此可知：我们的先人在8000年前，就已经能够在坚硬的龟甲上契刻符号或“文字”了。到了公元前3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先人们在完善契刻工具的同时完全掌握了在玉石上雕刻精细图案的工艺技术（这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千余年的发展、延续历程中出土的不同时期的玉器上面，可以清楚的看出其工艺技术的发展、传承），那么要在龟甲、兽骨上刻出细致精巧的图案、符号（广义的文字），虽不至于说易如反掌，也应当是绰绰有余的吧！这一点在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骨器、象牙器、玉器的雕刻中，已得到得到充分的证实。
史实面前，任何设想或辩解都是枉然的！
通过对以上考古发掘资料的研究分析，完全可以证明：早在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其实在我国境内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初期的众多文化遗址中，就已经有雕刻艺术品发现了；欧洲一些国家出土的史前骨雕、石雕艺术品的历史，远的可达到30000年之久），我们的先人就已经能够在甲骨、玉石上熟练地契刻“文字”符号或其他的艺术形象了，而这个时代比契刻甲骨文的殷商时代早了何止2000年啊！因此，面对经过3000余年埋藏，依然清晰可见的甲骨文，笔者更倾向于：殷商时期的甲骨在契刻前是没有经过酸性溶液的泡制，软化的。
“甲骨文字是用铜刀或石刀刻在相当坚硬的龟甲兽骨上的东西。文字刻得很规整而美观，字大者径逾半寸，字小者如芝麻。甲骨是很坚硬的东西，铜刀或石刀也并不是十分犀利的工具，为什么能刻出那样精巧的文字？许多年来，人们都怀抱着这个问题而没有得到解决。最近我联想到象牙工艺的工序，因而悟到甲骨在契刻文字或其他削治手续之前，必然是经过酸性溶液的泡制，使之软化的。”（《古代文字之辨证的发展》）
上述的问题和结论告诉我们，显然郭老认为：只有在软化的甲骨上才能刻出——“字小者如芝麻……那样精巧的文字”。但是，常识告诉我们：只有在细腻、凝结、坚实的材质上，才能雕刻出精微细致的图案。而在软化、疏松的材质上，要想雕刻的精微细致则是很难的——俗话说：朽木不可雕也。那么朽骨可雕否？回答也一定是否定的。这从保存到现在的——古代非金属雕刻艺术品（无论是精美的微型雕刻艺术品，还是大型的雕刻艺术品），都是由象牙、骨头、紫檀木、黄花梨木等坚硬、细腻的材质制作的事实中，一样可以得到佐证。
大量的事实和问题表明：殷人占卜的甲骨——在契刻前是无须经过酸性溶液的泡制，使之软化的 。
郭沫若先生做为老一辈甲骨文研究专家，从一九二九年开始研究甲骨文，直到他逝世，经历了甲骨学史上整整五十个春秋。五十年里，郭老本着大胆创新、勇于修正自我的治学思想和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用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差不多常常是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作斗争”），在甲骨文的释解考证、分期断代、编纂流传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是建国以后，先生在主持编纂《甲骨文合集》的工作中培养了大量的甲骨文研究人才。虽然郭老“因联想到象牙工艺的工序，而悟到的甲骨文在契刻和其他削制手续之前，必然是经过酸性溶液的泡制，使之软化的”论点似有所误，但这丝毫无损于郭老的崇高威望和学术成就。因为同他在中国历史及甲骨文研究上的恢弘业绩相比，这个结论的失误，如沧海一粟；因为我们是被郭老及那一代大师托在他们的肩上学习、研究甲骨文的，而且随着科学的发展、进步，我们的观察手段、研究方法比老一辈学者更加优越、更加科学，所以在甲骨文的研究上，有新的探索、新的发现和成果，才是对老一辈师长的最好纪念。
图1、良渚文化象牙雕飞鸟匕 2、良渚文化玉雕山形器 3、良渚文化玉雕冠形饰 4、红山文化C字龙 5、红山文化玉人面 6、红山文化骨体嵌细石器刀柄 7红山文化骨体嵌细石器刀柄局部刻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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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占卜篇8
一、 办市场存在的问题
其一，脱离实际情况，只建不管。
社会办市场由于主办方缺乏实践经验，导致市场内摊床修建过密、通道过窄，造成市场混乱，“有地无人”。就寺儿卜管区新地号市场而言，8000平方米的市场，仅水泥摊床就修建了4000延长米，而且布局还不尽合理，使部分摊床自建市场以来始终闲置，其它通行方便的地方还人满为患，经营者长期欺街占道经营，市区两级人大代表多次提出意见工商所多次起早贪晚出动人力整治，但效果却不是很明显。
其二，管理素质低下，管理上随意性大。
社会办市场绝大多数是主办单位雇用临时人员来管理，这些临时人员中大部分又是亲属或朋友，文化水平低，缺乏管理经验，又未经过专门培训，素质低形象差，在管理中随意性大，给亲朋好友留床、让当地“混混”占用好位置，甚至占用市场通道经营等问题时有发生，导致业者怨声载道。更有甚者，个别管理人中借助管摊床分配之机，目中无人，管理粗暴，业者敢怒不敢言，反感极大，在管理中显失公正。
其三，设施不配套，只管收钱。
市场各项服务设施是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办市场特别是在农村兴建的露天市场，广播器材等相关设施没有，就连最基本的市场大门有些地方设置的也不尽合理，只能进不能出，或者说出入非常不便，就寺儿卜管区的新地号、寺儿卜市场都是这样，导致市场内地闲置等等。
二、 如何搞好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