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气候合作原则及合作前景

今天，由于气候变暖的威胁，人类面临着由碳基能源时代向非碳基能源时代的革命性转型。但是，在国际气候合作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责任分摊上争吵不断，极大地阻碍了国际气候合作的开展，严重损害了人类整体利益。

一、经济学理论对国际气候合作的启示

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这两个概念在许多国际合作文献里得到应用。美国结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大师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认为“面对共同获益可能性的时候，有不安全感的国家关心的是获益如何分配。它们提出的问题不是‘大家都会获益吗?’而是‘谁的获益更多?”’显然，沃尔兹认为，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问题是个收益分配问题，而且是个参与合作主体个体总收益的问题。当肯・斯奈德(Duncan Snidal)概括道：“国际无政府状态中的普遍不安全感，导致国家不仅仅担忧它们本身的发展(绝对获益)如何，而且担心与其他国家相比较的本身发展如何(相对获益)。在与其他国家关系中取得不均衡获益的国家，可能获得威胁这种关系甚至是其合作伙伴安全的优势。”这里，斯奈德更明确提出，绝对收益是个参与合作主体自己发展的问题，是个本身财富增加多少的问题，是个以自己原来的财富量为参照系，表征自己财富增加多少的概念。即绝对收益是指通过对各方合作所得的总收益在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分配，是自己的财富在原有基础上净增加的收益。而相对收益却是指这个净增加量在与其他主体获得的净增加量相比较时的称谓，表征自己财富增加的速率大小。在国际合作中，弱国关注绝对收益，强国由于关注自己的国际地位还关注相对收益。

从经济学理论上来讲，正如市场环境条件下的生产过程是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把各自拥有的资源联合在一起合作生产市场所需的产品，获得收益，然后按照各自对收益的贡献大小获取自己的收益一样，防止气候变暖的联合行动也可以看作是世界各国为获取制止大气变暖的收益而进行的国际合作，其收益分配也应遵照“等价原则”，顺应分配的自然规律。

二、国际气候合作博弈格局

国际气候合作过程不仅是生产总收益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分配收益的过程。

气候的持续变暖给地球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首先，它会加速地球生态系统退化，最终导致整个生态系统崩溃，危及人类生存基础。根据IPCC的评估报告，如果在今后一百年内地球平均气温升高两摄氏度，“世界陆地的三分之一的自然生态系统将不能适应气候变化，海洋的循环过程也将发生很大变化。北半球的气候可能变得反复无常。”其次，它给人类带来现实的经济损失。气候变暖将导致自然灾害频仍，疾病横行，海平面升高，淡水供应紧张等灾难性后果，还将直接影响人类的工、农业生产成果的大小，甚至直接威胁人类生命财产安全。著名气候问题专家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研究团队认为，“这个世界与危险的人类活动干扰之间的距离之近远远超出我们的认识”。气候变暖问题是个整体，“每个国家和地区都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负有责任，无论是回顾(从工业化时代之前的280ppm到如今的380ppm)还是前瞻，虽然程度大相径庭。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可以回避全球变暖带来的影响”(杰弗里・萨克斯)。“对于气候，没有一个国家能要求”(芭芭拉・跃德)。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承受，任何国家都会不惜一切代价地回避这种局面。所以，防止气候变暖的收益是巨大的，是无法估量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条“把大气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水平上”，以防止气候变暖给人类带来不利的后果，正是这种单个国家无法获得的利益的驱使。

但是，共同面临的气候变暖威胁并不意味着防止气候变暖的国际合作就能够顺利达成。正如马来西亚驻联合国代表拉扎利-伊斯梅尔所说，就是在里约会议上，也已经出现了一种“偏狭意识”，影响了各国提供资源和经费的意愿，并且这种意识已呈蔓延之势，使得经费和资源都被转移了。

国际气候合作中，欧盟、以美国为首的“伞型国家”以及代表发展中国家的“77国集团加中国”基本上是决定公约演化进程的三支最主要的政治力量，但又以“南北对立”为主基调。

虽然各方理由不同，但双方博弈的核心是各自的收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博弈的焦点是发展中国家是否参与减排的问题及援助基金的问题。

发达国家阵营的欧盟，在环境保护方面走的是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环境问题最早在这些国家形成。正因为最先尝到了环境破坏的苦果，所以，民众极早形成了强烈的环境保护意识，有着深厚的环境保护社会基础。所以，欧盟扮演了一个防止气候变暖先驱者的角色，呼吁世界各国行动起来分摊防止气候变化成本，防止气候变暖。

应该说，美国也认识到了防范气候变暖的重要性，但一直在拖国际气候合作的后腿。美国参议院于1994年适时地批准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同意该条约所制定的目标，稳定温室气体浓度，避免危险的人类活动干扰气候系统。但认为，《京都议定书》附件一集团和发展中国家在待遇上的差别以及在减排上所要求的不同水平会对美国经济造成严重损害。美国目前不仅推脱自己的责任，而且反对减轻发展中国家的责任，并以发展中国家承担减排的责任为其承担国际义务和责任的前提条件。有些美国政要甚至提出征收碳关税，迫使发展中国家承担力不从心的减排任务，追求相对收益，利己主义表现明显。

总之，发达国家追求相对收益，认为没有发展中国家的有效参与，就会产生“碳泄露”，使发达国家减排成果付之东流；强调未来环境恶化的影响也不仅仅局限于发达国家，力主发展中国家也参与减排，并不愿意支持发展中国家技术和资金。

处于博弈另一方的发展中国家，追求绝对收益，虽然也面临气候变暖的损害和威胁；但是其面临的更大问题是贫困，急需解决公民吃饭穿衣和基本生活问题。而为了摆脱贫苦的困扰，就要加快经济发展。所以，发展中国家要求在解决环境问题时，要保证自己国家的发展权，不能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因此，发展中国家依据发达国家历史减排造成今天大气环境破坏的事实，坚持发达国家负有历史责任，要求发达国家应当承担主要治理责任，先偿还所欠环境债务；并且依据自己在资金、技术方面缺乏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差的现实，要求发达国家提供治理环境的资金和技术援助。

三、“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具有学理上的合理性

气候变暖危及到全人类的生存，依据将济学的“分配自然规

律”，防止气候变化，各国都有收益。所以，世界各国都要积极参与防止气候变暖的国际合作，防止气候变暖，承担共同的责任。

但是，发达国家是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者，是当前气候变暖的主要破坏者，实际上负有环境欠债。所以，发达国家应先偿还环境欠债，并补偿发展中国家承受因环境变暖带来的损失，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先行是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否则，就扰乱了债权债务关系，有悖于经济学原理。如果反其道而行之，要求发展中国家与其同样分担责任地治理气候变暖问题，就违背了基本的人际关系准则。杰弗里・萨克斯认为“发展中国家资源有限，因此它们自己无力负担缓解、适应以及研发和演示的费用，它们必须获得发达国家的支持，而发达国家的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要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不应该夸大成本，也不应该等待完美的公平和效率标准出台，因为这样的标准根本不存在。

发展中国家是气候变暖的无辜受害者，防止气候变暖的能力不足，而且强行减排甚至危及到其生存发展。所以，发展中国家要求资金和技术援助是在维护自己的债务偿还权利；要求发达国家先行、自己随后跟进是在基于自己的经济发展现实，积极配合气候变暖的全球治理。因此，发展中国家的要求是在维护基于世界公认的经济学原理的公平、正义原则，也是在身体力行地推进全球气候治理。

总之，“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符合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发动世界各国积极参与气候变化治理全球集体行动的道义力量所在，是防止气候变暖国际合作行动的行为准则。各国都会秉承公平和正义的原则，积极行动起来，遏制气候变暖的发展，维护人类的整体利益。

四、从当前国际财富状况看国际气候合作前景

虽然“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合理性不容置疑，有理论上的合理性，各国最终也会遵循这个原则。但是，由于现实利益的掣肘，这个原则的执行肯定不会一帆风顺，技术援助和经费转移依然还是影响未来国际气候合作的焦点。影响这两个问题解决的因素都会给未来的国际气候合作带来影响。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引发的发达国家财政紧张，以及新能源技术突破期的长短是影响国际气候合作前景的两大因素。

债务危机的蔓延给经费转移带来新的障碍，国际气候合作将面临较大困难。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发达国家经济受到很大冲击，经济一落千丈。救市计划把市场债务转移成了政府债务，许多发达国家债务增加。债务危机已在欧洲国家发酵。所以，在发达国家财政危机的当口，由发达国家向第三世界国家的经费转移必然受到发达国家国内政治和经济状况的制约，难度增加。

技术突破酝酿期长短的不确定性也加大了国际气候合作的难度。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规律表明，世界经济存在着五十至六十年为一个循环的发展周期。这个周期存在的基础就是技术创新的大周期。当前，综观各个技术领域，最有可能取得影响世界经济周期发展的技术领域就是以非碳基为核心的新能源技术领域。从长远角度看，非矿物燃料替代能源――尤其是太阳能和核能――有可能占据主导地位。而新能源领域的技术突破就是防止气候变暖的关键所在。套用句地缘政治的套话：谁占领了这个技术领域的先机，谁就能在下一轮的国际政治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所以，各国特别是技术发达国家都会率先在这个领域做出巨大努力。美国已投下1000亿巨资开发新能源技术。但是，非碳基能源技术关乎下一轮国际政治周期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是国家的核心利益。发达国家出于追求相对收益的本性不会轻易将新能源技术转让给第三世界国家，它会通过技术垄断积累国家的竞争优势。如果这个技术突破酝酿期较长，各国更会把开发出的技术作为珍品加以垄断，任由本国公司赚的盆满钵满，技术援助的难度会加大。如果这个技术突破酝酿期较短，新能源技术集中出现，其稀缺性相对较低，技术援助的难度就会小些。目前来看，无论酝酿期是长还是短，都意味着新能源技术的转让还面临诸多困难。但是，各国都已经认识到气候变暖的巨大危害性，各国不会为了经济利益而放弃生存利益，国际气候合作前景是光明的。

总之，从短期看，受发达国家财政危机和新能源技术突破酝酿期长短不确定性的影响，国际气候合作难度加大。各国还会找出一些理由追求相对收益的最大化，阻碍国际气候合作进程。但是，从中长期看，国际气候合作的前景是光明的，毕竟生存利益大于经济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