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抉择:从中俄两国改革之路比较谈起

【作者简介】

杨闯，外交学院教授、博导。

研究方向：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理论、苏俄外交、当代国际政治、外交学。

主要著作：《近代国际关系史纲》、《国际关系史》十卷本第一卷（合著）、《外交学概论》（合著）等。

摘要 从国家政治体制看，中俄两国的改革具有不可比性，但从经济体制看，又都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发展道路。中俄两国的改革对世界而言都不同凡响，对内伴随着利益与权力的分配，社会分化之烈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俄罗斯的改革经验对中国并非没有意义，普京执政以来的政治治理和梅德韦杰夫的政治改革，尤其是在官员财产公示、不允许公务员在国外有不动产等反腐败方面的成功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关键词 俄罗斯 改革 比较

若对中国与俄罗斯的改革之路加以比较，可以发现：从国家政治体制看，两国的改革具有不可比性，但从经济体制看，两国都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发展道路。中俄两国的改革都对世界产生了不同凡响的意义，对内伴随着利益与权力的分配，所导致的社会分化之烈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两国在新形势下所积累的问题有共性，也有不同，只能通过进一步的深化改革，才能找到出路。

俄罗斯改革方向与中国不同

俄罗斯是在坚持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改革，是疾风骤雨式的改革，导致国家发生了改朝换代的变化。这种政治变化，并不是当前中国可以选择的道路。

独立后的俄罗斯，叶利钦总统兼任总理，由他任命的盖达尔和丘拜斯两位副总理领导了俄罗斯的私有化运动。叶利钦从主导思想上就是要完全打破原有的公有制经济，培育资本主义力量。盖达尔和丘拜斯非常迷信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的经济学，哈耶克是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早期批判者。丘拜斯相信自己能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将国家财产迅速转移到私人手中，而不管财产到底分配到了谁的手里。

1991～1992年，在这一指导思想和对欧盟经济发展快车的憧憬下，俄罗斯实行从社会主义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变的激进政策。俄罗斯政府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休克疗法”进行改革，重点是放开价格、外贸自由和实行私有化运动。商业、农业、轻工业、食品行业、城市交通、手工业等全部私有化。除了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俄罗斯70%的经济迅速转移到了私人手中。结果，原有的公有制企业纷纷破产、倒闭，少数前苏联共产党的实权人士和大商人相勾结，通过收购私有化债券，将大量国家资产侵吞。这些人短期内成为俄罗斯的超级富豪和寡头，共产党的高官转身变成俄罗斯资本主义的中坚力量，拥有相当强大的政治影响力。

随着贸易赤字的消失，物价飞涨，大部分居民虽然还保有苏联时期的一些福利，但生活水平急速下降，生活比较困难。1994年开始的新卢布流通，使得苏联卢布迅速贬值，老百姓在银行储蓄的卢布按照官方规定的比例兑换后，其价值缩水，实际上变成了废纸。

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私有化没有带来经济复苏，“休克疗法”带来近10年的经济阵痛。经济持续下滑，经济实力下降40%。私有化导致国家和民众财富被“鲸吞”，招致不少批评。叶利钦不得不撤换盖达尔和丘拜斯。1992年起，叶利钦启用切尔诺梅尔金担任政府总理，试图稳定俄罗斯经济。但最高苏维埃主席哈斯布拉托夫与叶利钦总统之间关于建立议会总统制抑或总统议会制的政治斗争没有缓解，以至于在1993年发生炮打白宫①事件。哈斯布拉托夫最终失败，最高苏维埃改为国家杜马，由450位议员组成，杜马与联邦委员会构成俄罗斯新的议会，取代之前的最高苏维埃。

切尔诺梅尔金号称“平衡大师”，与总统、国家杜马各党派领导人都保持良好关系。在他的领导下，俄罗斯的经济逐步稳定。但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得俄罗斯的经济陷入困境。1998年，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到世界第16位，落后于西班牙、荷兰，甚至被巴西、印度、韩国等国超越。

叶利钦寄希望于金融寡头，但他们不肯出手救市。叶利钦将切尔诺梅尔金撤换，频繁更换总理：35岁的基里延科只干了100天，就因治理经济乏术下台；为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钱，叶利钦起用丘拜斯到美国求援；以稳健著称的普里马科夫1998年接替基里延科，也只干了一年；1999年5月，叶利钦起用联邦安全局局长斯捷帕森，他只干了82天，成为时间最短的总理。频繁更换总理暂时缓解了政治危机，但经济未见起色。

1999年是俄罗斯命运的转折之年。8月9日，联邦安全局局长普京先被任命为副总理、代总理，过了一个星期就被任命为总理。普京不仅打赢第二次车臣战争，鼓舞了士气与民心，而且其执政当年俄罗斯经济就停止下跌，出现恢复性增长。这两个标志性变化都是与普京领导的俄联邦政府联系在一起的。是年12月31日，叶利钦鉴于自己的身体情况，提前辞职，普京任代总统。2000年3月，普京正式当选总统，俄罗斯开始了普京时代。

普京出任总统后，俄罗斯以及西方媒体纷纷对其执政思想进行猜测，有人断言普京是“分子”；有人认为他是恢复苏联标志的“保守克格勃”，是“地地道道的民族主义者”；也有人说普京是“民主派”，反对意见则称普京是“铁腕专制主义者”；俄共认为，普京在经济上实行的是“自由主义”，而则指责普京企图恢复“警察式的国家”。笔者认为还是俄罗斯不带偏见的学者分析得有道理：普京既不属于，也不属于左派，政治上非白，也非红；支持民主，但有别于自由派；在经济上主张放松和自由，但又强调国家控制，在政治上倾向国家主义，在经济上推行自由主义，在思想和道德上属于保守主义，在外交政策上实行现实主义。

普京上台时的俄罗斯是一个“烂摊子”。普京承认，如果将俄罗斯比作一个家庭的话，它的日子并不好过，许多人在艰难度日、勉强糊口。2000年时，俄罗斯贫富分化严重，10%的最高收入阶层与10%的最低收入阶层的收入相差14倍。当时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只相当于美国的1/10，中国的1/5左右。自1992年起，俄罗斯人口逐年减少，死亡率高于出生率1.8倍，人口自然增长出现负数，若不是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移民的补充，人口形势会更为严峻。普京总统在2000年的国情咨文中表示，俄罗斯人口每年减少75万人。专家预计15年后将减少2200万，相当于当时俄罗斯居民人数的1/7。社会分化状况严重，百姓对私有化暴富的阶层严重不满，提出“重新私有化”要求。

普京继承的政治遗产更为可怕。叶利钦在位近十年，他进行的主要是破除苏联时期的体制和加速培植俄罗斯的资产阶级，并没有进行政权建设和社会改革，造成金融寡头通过“家族”操纵政局，地方势力乘机“做大”，车臣公开独立，并武装“拒和”，一些民族共和国几乎成为独立王国。一些财团通过私有化暴富以后，变本加厉，极力控制新闻媒体，企图操纵政治，进而将政府权力“私有化”。从20世纪初开始，普京就对俄罗斯的现状有清醒认识。他说：“俄罗斯正处于其数百年来最困难的一个历史时期。大概这是俄罗斯近200～300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抑或三流国家的危险。”当时的俄联邦委员会主席斯特罗耶夫曾形容说：“普京总统就像是一位外科医生，开刀后发现病人肌体已经千疮百孔，几乎各个器官都有问题。”

普京在第一个任期面临的三大任务是：横向摆脱财团寡头影响、纵向理顺中央地方关系、全面建立正常市场经济秩序。2000～2001年，是普京稳定自己地位的时期，他反对重新私有化，避免使俄罗斯再次出现社会动荡。因此，有俄罗斯人批评普京很“软”。从2002年以后，普京开始政治整肃和经济复兴，加强联邦中央权力，整肃社会秩序，带动经济恢复。他没有改变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的政治体制，只是将权贵资本主义引导向国家资本主义。普京上台后，依然任命金融专家卡西亚诺夫为总理。卡西亚诺夫公开批评普京的可控民主政策，终于在2004年2月被罢黜，由弗拉德科夫出任总理。

在普京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内，俄相继在国内政治问题上出台许多政策。

第一，加强联邦中央的权力。普京在俄罗斯89个地方行政主体基础上成立七大联邦区，由他亲自任命总统代表管理。七个联邦辖区与俄大军区区划相似。“内务部队”也在七个联邦区总统代表所在地设立分部。联邦中央向七个联邦区派驻审计代表，以监督和审查各地执行中央预算和财政情况。此举加强了联邦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结束了地方势力各自为政的局面，确保政令畅通。2004年9月的“别斯兰事件”发生后，普京又通过国家杜马推出新的法令，改变89个行政主体行政首脑直选的办法，改由总统提名，地方议会表决通过，进一步加强联邦中央对地方的领导。

第二，打击金融寡头，控制舆论工具。针对老百姓对“寡头参政、操纵舆论、瓜分财富”的不满，普京开始巧妙地打击寡头势力。普京强调，国家权力不应被他们收买或私有化。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等金融寡头被迫移居国外。官方通过股权调整对几家电视台进行整顿，迫使个别寡头放弃对一些媒体的控制。2003年，普京支持俄罗斯检察院对私营石油公司“尤科斯集团”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进行调查，并最终通过法院两次审判，将他送入监狱，使金融寡头有所收敛。按照普京的说法，“可以发财，但不得干政”。

在俄罗斯，石油部门总共为国家财政带来30%～40%的收入。而尤科斯公司的产油量几乎占俄罗斯总产油量的1/3，尤科斯石油公司在国家预算收入中占10%～15%。从理论上来说，支配5%～10%的国家财政就意味着对全国的支配。霍多尔科夫斯基支持俄共、“亚博卢集团”、“右翼力量联盟”等反对派的政治行动，准备将公司40%的资产卖给美国公司。在普京看来，这些行为都直接危害到俄罗斯国家安全，损害俄战略利益。

第三，改革行政机构、精简官员。普京为建立有效的权力体系，依靠强力部门人脉和圣彼得堡的朋友圈，形成一个廉洁、高效的官员队伍，加强行政效率。从2001年初，普京着手调整了一些强力部门部长，精简强力部门的人数，在原联邦安全局的基础上组建国家安全部。

第四，大大缩减政府部门的审批权力。2001年普京支持俄政府经济部部长格列夫提出的“经济活动非官僚化”的主张。这一政策的目的是，减少审批或登记经营项目的手续，为企业经营创造自由宽松的行政环境。2001年上半年，由经济部向国家杜马提出14项法律修正案，减少各种检查和批复，防止官员干涉企业活动。该措施使俄罗斯审批的经营项目，由原来的500多项减少为102项。与此同时，俄罗斯新《税法典》获得杜马通过，俄罗斯实行13%的统一所得税。普京坚持把俄罗斯企业的利润税下调为24%，取消或合并过多的税种。

第五，改组垄断部门、推行政企分开。在普京总统的敦促下，俄罗斯政府和有关方面开始对天然气、电力、铁路运输等垄断部门进行改组。垄断行业是俄罗斯的老大难问题，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常常伴随着激烈的政治较量和利益斗争。在这些复杂的改组过程中，普京表现得十分稳重，强调“行业改组要以社会利益为主，而不是以公司或公司领导人的意愿为主”。2001年夏天，俄罗斯宣布成立国家统一的价格和收费委员会，防止垄断部门自行定价。

第六，打击腐败，加快司法改革。腐败是俄罗斯私有化改革留下的祸根，是与恐怖主义一样的俄罗斯之大患。反腐行动自2001年夏开始，俄检察院、审计委员会对紧急状态部、铁道部、海关、渔业等部门开始调查，甚至连总统办公厅事务管理局也不放过。在反强力部门腐败的基础上，理顺立法执法的关系，清理各部门与法律不符的规章。加强法院的独立地位，提高法院审判效率，严格对法官队伍的监督。为防止权力部门或黑社会拉拢，影响法官对案件的公正审理，提高法官的工资。2002年，法官的工资提高了40%～50%。

第七，着手对教育等公用事业进行改革。多年里，俄罗斯在社会领域的改革一直没有作为。居民的房屋修缮、水、电、煤气等仍基本沿袭着苏联时期的管理体制和方法。普京出任总统的第二年便开始对土地、税收、海关、预算体制、劳动保障、公用事业、教育、养老金等领域进行改革，提高医生和教师的工资。但社会领域的改革困难重重，2005年弗拉德科夫政府因取消社会福利引起几百个城市的示威，普京不得不让步。

第八，推行政党法，进行政党整合。俄罗斯的政党多元化是来自于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苏联解体后，政党成立更为容易。虽然杜马选举有5%票数的门槛，但政党林立，政党斗争加剧社会不稳定。为使俄罗斯的政治朝着西方的两党制的方向发展，普京在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前推出的“政党法”，提出政党的规模要求（人数和在基层设立组织），促使小党与较大政党联合。普京还推动中派力量建立“统一俄罗斯党”，作为自己的执政基础。

第九，整合国家杜马。2003年底的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催生了俄罗斯独立10年来的政坛新格局：普京支持的政权党“统一俄罗斯”获得杜马的多数席位，使普京摆脱了寡头势力、右翼力量和俄共左翼力量的束缚，形成总统、杜马、政府首次协同工作的新局面。2004年9月“别斯兰事件”后，普京提出杜马选举以政党选举进行，进一步整合政党政治。

第十，推行“可控民主”。所谓“可控民主”，是俄罗斯在经历了十多年痛苦的转轨探索后，形成有别于西方国家体制的政治发展道路，是俄罗斯在现实中追求强国、秩序、稳定、发展与在理想中崇尚自由与民主之间做出的平衡选择。“可控民主”就是运用强制或半强制性手段来结束政治混乱，实现政令畅通；以弱化议会民主制和扩大执行权力为平衡，确立以总统权力为核心的国家政治体系。

通过加强国家权力，普京结束了由激进变革所带来的社会混乱，使国内保持基本稳定。

俄罗斯经济的恢复性增长

普京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自己发展经济的主要任务，提出2000～2010年实现GDP翻番的发展目标。普京反对重新私有化，但不是回到过去的体制，而是推行国家资本主义，建立国家控股的公司，由国家主导涉及国计民生的企业和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俄罗斯国家发展模式的变化。它意味着，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以自由主义为旗帜、控制国家经济命脉、操纵民众经济生活的“野蛮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是国家控制的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不同于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推行的国家资本主义，其发展方向不是向社会主义过渡，而是向资本主义发展，具体运作就是由政府任命的官员集中管理国家资源，保障俄罗斯回归到强国行列。

在这种经济模式下，普京的第一个任期就初见成果。俄罗斯从1999年出现恢复性的经济增长，2000年比1999年增长8.3%，2004年俄罗斯经济增长率为6.8%。

普京的第二个任期出现经济恢复的强劲势头。2005年俄罗斯经济增长率6.4%，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658亿美元，经济力量恢复到1991年的70%，军事力量恢复80%，经济增速明显高于美国、欧盟和日本。2006年，俄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6.8%，恢复到苏联解体前的1990年的经济实力，重回世界十大经济体行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7000美元，居独联体国家之首，居民实际可支配现金收入比2005年增加了10%，居民人均月收入达到了9911卢布（约合375美元），而工薪阶层的平均月工资额为10736卢布（约合405美元），与2005年相比，增加了13.5%。

2006年，普京再次重申2000～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翻番的目标。专家预测，要实现这一目标，俄经济增长率必须不低于7.2%。事实证明，这一预测是正确的，2007年俄经济同比虽然增长8.1%，但好景不长，2008年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同比增长放缓，只有5.6%。2009年出现负增长近7.9%。

事实说明，俄罗斯经济是恢复性增长，是遇到国际能源价格居高不下的好时机。作为世界第二大产油国，俄依靠石油和天然气出口，财力大幅提升。俄政府从2005年8月1日起，再次提高石油出口关税，每吨140美元。2005年，石油天然气行业在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达到25%。依靠大量能源出口，俄提前偿还了巴黎俱乐部的债务，并设立国民经济稳定基金。但俄国民经济结构不平衡，与石油有关的行业发展较快，而制造工业、轻工、食品业增速缓慢。

在20世纪90年代俄私有化让经济陷入混乱后，普京重新确立了国家在经济中的主导角色。在他担任总统的八年时间里，俄联邦政府恢复经济增长是成功的，他兑现了国内生产总值（GDP）翻番的目标。

梅普组合时期的俄罗斯政治改革

2008年，梅德韦杰夫出任总统，任命普京为总理，开始梅普组合时期。2008年开始的“梅普组合”体制，以梅德韦杰夫政治改革为主，以整肃官员腐败和地方政府机制为特色。梅德韦杰夫从2008年俄格战争开始，并以大规模的政治体制改革结束了自己的总统任期。

尽管俄经济在普京主政时期持续增长，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俄罗斯造成的消极影响仍持续发酵。2009年俄罗斯经济崩溃，GDP下降7.9%。许多人意识到：普京依靠能源出口的经济模式已经不再适用。俄罗斯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如果不对官僚体制、国有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不铲除腐败，世界第十大经济体只能依赖石油资源，保持向发达国家提供原材料的供应商角色。

梅德韦杰夫承认，俄罗斯经济缺乏效率且不透明。但他必须把改革经济的努力与拓宽自身政治权力的斗争结合起来。他感到，总统的权力明显下降，发出的所有指令都要经过普京办公室。普京事实上对重大经济决策有否决权。

梅德韦杰夫在担任总统不久就提出振兴经济的改革纲领。在2009年的国情咨文中，梅德韦杰夫提出，经济必须进行全面现代化。他称，现代化是关系国家生存的问题，刻不容缓，创新和节能具有重大意义。在访问美国参观硅谷回来之后，梅德韦杰夫倡议建立莫斯科“斯科尔科沃”创新中心，在莫斯科郊外这片专门划定的区域里，设立俄罗斯最大的创新试验场，对包括能源、节能、核能、航天、生物医疗和信息技术等提供特殊的研发条件。

由于俄罗斯政治框架和宪法的规定，总理组阁和主管经济，梅德韦杰夫关于经济改革的设想不能完全贯彻。这与普京的影响力和梅普之间十分微妙的关系有关。他们本来同是来自圣彼得堡的老朋友，梅德韦杰夫曾担任普京的律师和总统办公厅主任、第一副主任，第一副总理。在梅德韦杰夫任总统后，两人的关系在公开场合似乎很融洽。然而，梅德韦杰夫总统的属下时常因为被排除在经济决策之外不满。梅德韦杰夫向政府下达的许多指令都无人理会。梅德韦杰夫曾在2009年命令建立统一的全国支付系统，扩大消费信贷和借记卡的使用，但直到17个月后财政部才落实。梅德韦杰夫公开批评普京总理领导的政府，但政府的各部部长只认普京是老板，而对总统的指令拖延。俄罗斯和西方的媒体开始分析梅普之间的矛盾与不和，甚至挑拨离间。所幸，梅德韦杰夫在治国理念上与普京一致，在对外关系上继承了普京的路线。

自2009年经济崩溃以来，俄罗斯经济一直步履蹒跚。2010年俄罗斯经济虽然回升，但增长率只有4%，2011年为4.3%，2012年为3.4%。梅德韦杰夫的幕僚建议，俄罗斯必须推行改革，削减社会支出，提高政府和私人两方面的投资，否则其经济增长就会长期停留在大约4%的低增速上。

虽然梅德韦杰夫总统在经济改革方面难有作为，但在政治体制改革和反腐败上，还是利用宪法赋予的总统权力，奋力前行。梅德韦杰夫领导的现代化委员会提出“十点改革议程”，从加强企业治理，公布官员财产入手，以铲除腐败这一危害俄罗斯经济的毒瘤。

在就职两周后，梅德韦杰夫签署了成立总统直属反腐败委员会的总统令，并制定了相应的反腐败计划，要求公务员及其家庭成员，以及国有公司和基金的领导人公开自己的收入和财产，否则予以罢免。在就职总统9个月之后首次国情咨文里，梅德韦杰夫就提出修改宪法。这是《俄罗斯联邦宪法》制定15年后的首次修改。规定：将总统任职期限从4年提高到6年；国家杜马代表任期从4年提高到5年：政府必须向杜马代表做年度报告；联邦委员会成员由地方权力机关选举产生；地方各自治共和国领导人不再称为总统；俄罗斯联邦各地区应该在2015年1月1日前相应地修改自己的宪法或法律；简化政党登记制度；恢复俄罗斯地方行政长官直选的法律（这一做法曾在2004年被普京取消）。

2011年3月31日，梅德韦杰夫公布了法令，建立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要求内阁部长让出他们在国有企业董事会中占据的席位，以消除种种特权和利益冲突。这一改革议程导致普京的盟友谢欣从俄罗斯天然气总公司辞职，财政部长库德林不再兼任国家控股的银行董事会职位。政府官员退出大型国有公司和银行的董事会的法令得到普京政府的支持，并在当年10月份得以完成。

反腐败必然涉及握有实权的强力部门。2010年，莫斯科内务局警察叶夫休科夫在超市向人群射击，使政府下决心整顿警察队伍。杜马通过新的法律，严格了进入警察系统工作的要求，大幅提高了通过再考核的内务部职员的工资，成立不隶属于检察院的俄联邦侦查委员会。在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期间，更换了许多地方行政长官，很多人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任职的政坛“常青树”。莫斯科市长尤里・卢日科夫的夫人因经营莫斯科房地产成为俄罗斯的富婆，卢日科夫则以“失去总统信任”被解职。此举再次显示联邦中央加强对地方政府的控制。

2010年1月，梅德韦杰夫成立包括整个北高加索地区的第八个联邦区，任命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行政长官亚历山大・赫洛波宁为该联邦区的总统常驻代表和政府副总理。发展北高加索联邦区经济的关键计划之一是建立北高加索旅游区，发展旅游疗养业，以解决北高加索地区的形势不稳。

2011年6月，梅德韦杰夫提出扩大首都面积的建议。2012年7月1日起，将莫斯科州的部分区域划归莫斯科市，使其管辖区域在西南方向扩大，并计划将联邦国家机关，包括联邦委员会、国家杜马、政府部门和总统办公厅等将迁往新区。

在对外关系中，梅德韦杰夫继承普京的路线，加强与独联体国家的关系、与中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与德国的经济合作，但对西方发动利比亚战争和叙利亚问题则采取强硬政策，维护俄罗斯的与安全利益。2008年8月8日，梅德韦杰夫总统利用格鲁吉亚总统萨卡什维利对南奥塞梯的军事冒险，果断决策采取军事行动，在五天的时间里，俄军队摧毁了格鲁吉亚军队在南奥塞梯的主要军事设施和在阿布哈兹海域的舰艇。8月12日，俄总统主动宣布停火，随后接受法国总统萨科齐调停，从格鲁吉亚撤军。两周后的8月26日，梅德韦杰夫总统宣布正式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独立。此举虽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跟进，但实际由俄罗斯控制了格鲁吉亚两个闹分离的地区，也遏制了格鲁吉亚加入北约的步履。

在对北约关系上，梅德韦杰夫坚决反对北约以应对伊朗的名义，在波兰和捷克部署雷达系统，以在加里宁格勒飞地部署布拉瓦导弹回应。经过长期的讨价还价，2010年4月，美俄两国首脑在布拉格签署了新的削减战略进攻性武器的条约，计划在七年时间里各自削减战略武器1/3，保留至1550枚战略核武器的水平，其削减数量比2002年莫斯科条约要多一倍，不仅解决了两国长期争吵的战略平衡问题，也为世界战略稳定作出贡献。梅德韦杰夫还两次登上与日本有争端的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宣示俄罗斯对二战后成果的维护和捍卫领土的决心。

总体看，由于俄罗斯的体制是总理负责分工经济，梅德韦杰夫对经济改革没有更多举措，未见大的变化。然而在政治体制和反腐败问题上，还是有所作为的。梅普保持了良好的政治盟友关系。2012年，梅德韦杰夫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宣布退出总统选举，提名普京为统一俄罗斯党唯一总统候选人。普京第三次顺利当选总统，进一步掌控俄罗斯的发展方向。从普京顺利当选，可以看出，俄罗斯主流民意对普京与梅德韦杰夫的组合和改革思路是认同的。

普京在当选总统后，任命梅德韦杰夫为总理，开始了“王车换位”新的“普梅组合”。由于宪法的修改，总统任期延长，舆论普遍认为，俄罗斯可以有24年的政治稳定期，这是俄罗斯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②

中国经济改革要先于俄罗斯

通过对俄国改革之路的回顾与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的改革从时间上走在俄罗斯的前面，方向、方式不同，取得的经济成果远比其可观。2010年，在世界发生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世界都为中国的增长速度感到惊讶。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道路上，两国都存在两极分化和官员腐败的问题，但俄罗斯治理腐败的措施要比中国得力，已经建立了官员财产公开制度。

俄罗斯的改革经验并非对中国没有意义，普京执政以来的政治治理和梅德韦杰夫的政治改革是可以借鉴的。俄罗斯在官员财产公示，不允许公务员在国外有不动产等方面都有成功经验。

从政治角度比较，俄罗斯的变化可谓天翻地覆。俄罗斯的新版教科书对俄罗斯的社会制度变化，要追溯到十月革命，否定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认为俄罗斯到二月革命就完成了任务。而中国改革一直是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思想。明确表示，中国不走资本主义道路。

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没有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回顾中国走过的改革之路，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是全面的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

关于中国的改革之路是“倒逼改革”的论断非常准确。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发展曾经走了弯路。1956年，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实际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经济建设上搞，急于“赶超英美”。20世纪60年代后期发动的对中国造成的灾难是全面性的，使中国经济、社会陷入空前混乱，国民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如果不是广大农村地区基本稳定，百姓吃饭都会成为问题。的教训非常值得总结。中国不能再发生类似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这对中华民族是一场浩劫。

“逼迫”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寻求社会主义改革之路。中国百姓吃饭问题一直是头等政治大事。计划经济的各种票证只能维持人民最低的生活水准，自由市场只是半明半暗地存在。安徽小岗村的村民私下订立“生死文书”，偷偷地搞“包产到户”，激发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粮食多了，农民开始富裕起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将中国的改革全面提上日程，从允许土地承包，将土地不涉及所有权的前提下交给农民经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到最终取消“”的三级分配制度，恢复县乡体制。这是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长期困扰中国的吃粮和副食供应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粮票、肉票、针织票、布票都逐步退出流通。经济搞活了，农产品丰富了，城市供应不紧张了。与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所带来的可喜变化颇为类似。

中国百姓切实感受到改革的好处，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老百姓从心底里拥护改革政策。北大学生在1984年国庆游行时自发地打出“小平，你好”的条幅，表达对中国改革总设计师的由衷拥戴。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不辩论“姓资姓社”问题，以“不管黑猫白猫，逮住耗子就是好猫”和“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使中国初步解决了老百姓吃饭穿衣的温饱问题。

紧接着，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向城市扩展，设立沿海经济特区，建立深圳和上海两个股票市场，引进外资，允许外资独资企业、合资企业在中国经营，搞活流通体制。但国民经济的主体还是国企，坚持国有经济为主体。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并不是全部放开，而是实行双轨制和企业股份制，政府发挥调控作用。私有制经济只在温州地区达到很高的程度，而在农村地区，既有南方经济高速发展的华西村，也有保留体制的河北的周家庄乡，仍以劳动密集型工业体系实行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分配。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发展多种经营，特别是发展乡镇企业。

由于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重头在城市，牵涉到更多的利益集团和垄断行业，改革的艰巨性明显显现。中国在放开物价控制之后，出现的1992年通货膨胀和1993年的经济过热。在朱基总理铁腕治理金融体系后，才出现中国经济软着陆。但沿海地区在放开搞活之后，走私猖獗。在搞活经济的口号下，海南圈地、卖地、盖房子，房地产在无序的状态下蓬勃发展。各地政府纷纷仿效，保住土地红线的各种措施显得非常不得力。官员腐败与“官倒”问题没有得到有效治理，持续发酵，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更为严重，老百姓不满意。事实说明，完全将经济交由市场，并不能保证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政府的主导责任不能放松，该管的要管。

对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我们不能脱离国际形势大背景和中国的国情去分析这一现象。19的使中国陷入极大的外交困境。中国遭到西方国家的全面制裁，副部长以上的交往都被停止。如何打破这一困境？邓小平提出两个根本的策略：一是经济上坚持改革不动摇；二是外交上“稳住阵脚，冷静观察，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由于内政外交的密切协调，中国逐步打破西方国家的制裁，逐步恢复高层交往。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将反对西化和“维稳”作为政治工作的重心，但同时与全球所有国家都打交道，发展贸易往来，实行不结盟的外交战略。在此背景下，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稳步回升。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进一步推动国内经济改革。与此同时，国防建设也加大力度和投入。

党的“十六大”确立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集体领导体制，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理念。农村和农民问题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农民种地得到政府鼓励与补贴。中国政府试图将中国的经济发展在环境与资源可持续科学发展的正确轨道下，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不吃子孙后代的饭。“和谐世界”的理念通过《中俄两国联合声明》和主席在2005年联合国首脑会议的发言，向全世界宣示其核心内容。相对于冷战后美国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政策，“和谐世界”的理念产生强大的国际“震撼力”。

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治理目标提得非常及时，是治国理念上的飞越，但是缺乏有力措施保障。在以GDP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体制下，“科学发展观”在许多地方陷入空转，并受到各种利益集团的掣肘。“和谐社会”的理想蓝图也没有得到有效的贯彻，各种社会矛盾逐步积累。在中国市场放开过程中，“官倒”现象、腐败现象一直相向而行。在经济改革中，一些官员利用手中权力，不是调节市场和各方利益分配，而是纵容子女、情妇、秘书非法聚集资源与财富，老百姓心中的清官也被子女经商绑架。因此，共产党的威信受到损害，中国百姓对改革出现的高层腐败深恶痛绝。中央虽然出台了各种政策，设立了许多机构，但腐败问题没有从源头刹住。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严重地拖了经济改革的后腿。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沿海地区经济受到重创。在中央出台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投资，投入4万亿的人民币之后，各地也加大贷款和货币投入量，中国经济因而避免了西方国家的衰退，但随即出现了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外汇储备大量缩水的现象。

从不同视野总结中国的改革，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从经济角度审视，会看到经济实力的增强，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从军事角度看，由于有经济实力投入国防建设，国防工业成果和军事力量增强令国民振奋；而从社会角度分析，人们普遍感觉两极分化严重，官员腐败严重，社会道德水准下降。回顾中国改革35年之路，经济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这是举国承认的事实，同时也要看到中国现在的经济规模是“虚胖”，GDP有重复计算的水分，高科技含量相对较低，房地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过高。城镇化率达到50%，但积累了很多社会问题，如环境恶化等。

住房改革和医疗体制改革一方面解决了一大批干部、职工的住房问题，但城市新就业者的住房要在市场解决，在市场缺乏有力调控政策下，政府卖地、开放商建房、银行贷款捆绑在一起。这一涉及千家万户的住房改革没有惠及更多普通百姓，不能完全体现公平正义原则。由政府出资建设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小区改造工程缓解了社会矛盾，但房价高企并没有被遏制住。从2003年到2013年，在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房价增长了十倍。

国企改革救活了企业，但将大批工人抛向社会，成为下岗失业工人，在社会保障不健全的条件下，又成为社会不稳的根源之一。看病难、看病贵、普通家庭的孩子上不起大学的问题，困扰着中国社会。过去已经根绝的犯罪现象，如、贩毒吸毒等沉渣泛起。大批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就业，但户籍制度使他们成为享受不到城市居民待遇的特殊群体。

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但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中国的沿海经济带依附发达国家市场的现象十分严重。发达国家的经济出现金融危机，反向蔓延。中国在参与世界经济大循环的同时，必须提升自身经济的科技含量，充分重视科技创新和理顺中国国内这个大市场。中国外向型的经济到了必须转型和改革的严峻关口。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已经迫在眉睫。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从全面深化改革开始。

中国扬起全面改革的风帆

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看到中国改革的深水区，进入到下决心全面改革关键时期。在2012年11月中共十当选为党的总书记之后，就率领政治局成员参观《中华民族复兴之路》展览，提出“中国梦”的发展目标。

2013年3月，在当和军委主席之后，在外交上布局谋划。首选出访俄罗斯，与普京总统会谈，签署了继往开来、加强双边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一系列文件。在与普京会见时说，“我们两个人的性格十分相像”。从那个时候，人们就预见，会向普京学习强国之秘方，即加强政治治理和经济的全面深化改革。经过近一年时间的调查研究和理论探讨，以为首的党中央全盘考虑的顶层设计改革方案终于出台。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了中国下一步改革的主要思路。

公报提出到2020年全面改革的愿景目标，即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些目标非常全面，也非常艰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改革共识重新凝聚，改革动力重新汇集，尽管现在有矛盾、有冲突，但是局部社会秩序基本稳定。在改革过程中势必会触动利益集团，会有阻力。尽管发展方式转变艰难，但是公众的预期相对乐观。中国的下一步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市场经济改革，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才能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激发出各方面努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性。

全党上下都期待十之后的中国发展更加符合民意，给中国百姓带来更多经济发展的实惠，治理腐败更加有力，党与群众的关系重新得到民众的认可。未来中国的改革之路既是不平凡的，也是充满风险的。但中国的改革不再只是“摸着石头过河”，而是按照“顶层设计”和不断探索与总结前行。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明确提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全会出台的改革方案和政策，符合党心、民心、军心。中国又扬起深入改革的风帆，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必然会迈出坚实的步履。中国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光明前景。中国的改革之路也将推动中俄两国互相借鉴、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推动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地位提升。

注释

白宫当时是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所在地，现为俄罗斯政府所在地。

本文俄罗斯各阶段经济的发展数字都转引自外交部网站。

责 编杨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