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创新: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根本任务

摘 要：艺术学升为门类是我国艺术与理论的历史发展与现实要求的必然选择。艺术学理论成为一级学科后，理论创新应成为本学科的根本任务。艺术学理论的创新是时代的要求，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可持续发展的内在的必然趋势。20世纪以来包括艺术理论在内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受西方影响较大，理论自主创新程度不够，必须改变这一状况，加强对中国丰富的各艺术门类的艺术理论的研究，关注美术学、音乐学等一级学科的新的理论成果，关注当代各门类艺术创作新的形式、风格和表现手法与新的艺术经验，从中概括和总结出新的艺术规律，提升为新的艺术学理论。我们应该将艺术学理论创新确立为当前和今后一段工作中学科发展的战略目标。

关键词:艺术学；升级；门类；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理论创新；根本任务

中图分类号：J0文献标识码：A

一

我国艺术学学科近20年得到快速发展，经过同仁们的努力，艺术学现已从一级学科上升为门类，从文学门类中独立出来，艺术学成为和文学、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法学等并列的一个大学科门类，下属艺术学理论、美术学、设计艺术学、音乐舞蹈学、戏剧影视学五个一级学科。学科门类的这一次调整，为艺术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更大的空间，在我国艺术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艺术学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之所以得到快速发展，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科技得到较快发展，带动了全社会对文化与艺术的需求，社会主义经济大发展的同时，也要求文化和艺术大发展、大繁荣，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必然受到重视，成为国家重要的战略任务。近20年来艺术教育也得到快速发展。20世纪中国经历了两次艺术教育大发展时期。一次是20世纪初，废除科举，兴办学堂，一批教育家、艺术家和从海外留学归来的艺术学子一起试办新式艺术学院，包括上海美专、北平国立艺专、杭州国立艺专、中央大学艺术系、武昌艺专、苏州艺专等一大批高等艺术学院创建兴办，成为我国20世纪艺术教育的一大景观，为培养艺术创作、艺术学研究以及艺术教育人才，起到关键作用。

我国艺术教育的另一次大发展，则是在20世纪末。20世纪90年代，随着高校综合学科发展的需要，高等教育产业化口号的提出，以及社会对艺术设计人才、美术、音乐及影视等人才的广泛需求，综合院校增设艺术设计等专业像井喷一样爆发，全国有七百多所本科院校设置艺术专业，与此同时，社会管理和学术研究对艺术学理论人才以及艺术管理、文化管理人才的需求，也为艺术学的大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此外，我国古代艺术与理论的辉煌成就以及现代艺术教育、艺术创作与理论研究的新的成果，这一切都为艺术学升为门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艺术学升为门类是我国艺术与理论及艺术教育的历史发展与现实要求的必然选择。

艺术学升为门类，这对我国艺术学的发展既是一次新的机遇，也是一次新的挑战。作为一级学科的艺术学理论，今后的根本任务是理论创新。如果说前一段时间，我们将部分精力用在艺术学学科定位、学科升级以及学科研究对象和特点的研究方面，而且取得了相应的成果的话，那么今后的任务，则应将更多的精力集中在艺术学学科的理论创新方面。作为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更应将理论创新作为首要任务，包括艺术原理、艺术史学理论和艺术批评理论的创新，这为艺术学理论的研究者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同时也提供了新的机遇。我们国家将科技创新提到战略高度，正在实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即由资源消费性、劳动力成本廉价和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向原创性和科技创新拉动经济增长新的发展模式转换，由产品之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换。科技创新或自主创新、科技和产品的核心因素和核心价值的创新，已成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根本的内在动力。科技创新，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我们时代的重大主题。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可以说，艺术学理论的创新也是时代的要求，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可持续发展的内在的必然趋势，因此，我们应该将艺术学理论创新确立为当前和今后一段工作中学科发展的战略目标。

二

吕思勉先生在其《先秦学术概论》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我国学术发展可以分为七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先秦诸子百家之学；第二个时期是两汉之儒学；第三个时期是魏晋之玄学；第四个时期是南北朝至隋唐之佛学；第五个时期是宋明之理学；第六个时期是清代之汉学；第七个时期是现今之所谓新学。“七者之中，两汉、魏晋不过承袭古人；佛学受诸印度；理学家虽辟佛，实于佛学入之甚深；清代汉学，考证之法甚精，而于主义无所创辟；最近新说，则又受诸欧美者也。历代学术，纯为我所自创者，实止先秦之学耳。”①如果我们将《论语》《老子》《庄子》《韩非子》《墨子》等视为哲学、伦理、政论等方面之学术上的原创，或将春秋战国时期视为我国学术的原创时期的话，那么我们另可将魏晋南北朝时期视为艺术理论史上的原创期。

艺术理论的建立需要艺术实践提供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已有先秦之《诗经》《楚辞》，又有汉赋、汉乐府以及玄言诗、山水诗和田园诗的新的发展，此外书法上出现了自汉以来的张芝、蔡邕、钟繇、韦诞、皇象、索靖、王羲之、王献之等大家，绘画上则出现了卫协、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等大师，从理论上总结这些艺术成就，归纳和提出艺术上的理论观点成为必然。这一时期出现了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钟嵘的《诗品》，特别是刘勰的《文心雕龙》，建立起体系周密、论述精辟的文学理论体系，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书画理论也在创建之中，包括钟繇的《用笔法》、卫恒的《四体书势》、卫夫人的《笔阵图》、王僧虔的《论书》、庾肩吾的《书品》、袁昂的《古今书评》等。绘画著述则有顾恺之的《论画》《魏晋胜流画赞》、孙畅之的《述画》、谢赫的《画品》、宗炳的《画山水序》、王微的《叙画》、姚最的《续画品》等，他们分别提出文学和艺术理论中的基本概念、范畴和理论思想，如神思、情采、以形写神、绘画六法、书法用笔及丰筋多骨、三品九等等，这些理论都是原创的，对其后中国的文学艺术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其后中国艺术理论的活水源头。在唐宋元明清各代，我国艺术理论又得到新的发展，仅从绘画理论来看，如宋代苏轼的文人画观和郭熙的山水画巨著《林泉高致》，明代董其昌的绘画南北宗论、清代石涛的《苦瓜和尚话语录》等，均在绘画理论的不同方面具有创造性，推动了我国艺术理论的发展。

进入20世纪后，随着西学东渐，向西方学习成为一股强大思潮，从清末开始，先是要学习西方的造船制炮，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然后扩展到社会科学，包括艺术、艺术教育、艺术史论与美学。20世纪的新学，诚如吕思勉先生所言，无非是欧美诸学。20世纪以来，我们在文化理论、哲学与艺术理论上，追随的是一连串西方学者的大名，从赫胥黎到达尔文、从叔本华到尼采、从康德到黑格尔、从马克思到普列汉诺夫、从别林斯基到涅多希文、从弗洛伊德到海德格尔、从伽达默尔到德里达、从弗雷泽到马林诺夫斯基、从克利夫·贝尔到贡布里希、从沃尔夫林到潘诺夫斯基，等等。20世纪以来，我们采取鲁迅所言的“拿来主义”，追赶和阐述西方的艺术理论、美学理论和文化理论。的确，我们在这一过程中，开阔了学术视野，并在尝试用西方理论来研究中国的艺术的过程中，取得了相应的成果。但总体看来，追赶和模仿西方的艺术理论的现象比较严重，而艺术理论上的创新成果相对缺少。此外，西方20世纪以来的艺术流派和理论著述，变化频率加快，如20世纪初艺术创作上的后印象主义、主体主义、野兽派、表现主义、未来主义、抽象主义、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到二次大战后的抽象表现主义、波普艺术、大地艺术、偶发艺术、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影像艺术等，不断翻新，理论上从形式主义、精神分析心理流派、表现主义、存在主义、现象学，到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解释学、风格理论、图像学、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及视觉文化等，不断翻新。我们不断地追赶西方的艺术表现方法，阐述西方艺术理论中的观念，当我们还未来得及消化时，西方另一种或几种新的艺术与理论又出现了，于是我们又得追赶。这样，我们似乎总是处于追赶别人的被动之中，自主的理论创造显得不够。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王岳川教授曾呼吁21世纪中国的学术应该搞“输出主义”，但“输出”不仅要有“国货”，而且还要看别的国家是否需要。我认为，现在我们紧要的任务，还不在搞“输出主义”，而在增强我们的学术和理论的核心创造力，在各自的研究领域脚踏实地地取得创造性成果，创造我们的艺术学理论体系和学派，这样才能推进我们的艺术学理论向纵深发展，以至推动我们的艺术学理论研究成果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