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委托模式博弈分析

摘要：笔者利用博弈论中的支付矩阵模型，分别对国有企业委托的三种模式进行分析。笔者认为，三种模式各有其弊端。在现代企业制度下，要完善国有企业委托关系，可对企业家采取职位消费激励、收入报酬激励及建立声誉制度等具体措施。

关键词：委托；国有企业；博弈

作者简介：周杰(1967～)，男，江西南昌人，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电力建设与国民经济匹配性研究。

中图分类号：F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8)04-0103-04　收稿日期：2008-04-25

一、国有企业委托模式演变

(一)委托理论

企业的委托理论是对企业契约理论的重大发展，它是20世纪60年代末一些经济学家为深入研究企业内部信息不对称和激励问题而发展起来的一种企业理论。根据科斯奠基的“契约理论”，企业是一个在其框架中由相互合作的大量生产要素所有者达成的书面或非书面的契约。委托理论实际上是对企业的契约理论的具体化，其中心任务是研究在利益相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委托人如何通过设计最优的契约来选拔、激励和约束人(张淑敏等，2006)。

委托理论的主要观点认为，委托关系是指一个人或一些人委托其他人根据其利益从事某些活动，并相应地授予人某些决策权的契约形式。在这一契约关系中，一般将能够主动地设计契约形式的当事人称为委托人，而将被动地在接受或拒绝契约形式之间进行选择的人称为人。委托关系是随着生产力大发展和规模化大生产的出现而产生的。它产生的主要原因，一是由于生产力发展使得分工进一步细化，权利的所有者由于受到知识、能力和精力的限制而无法行使所有的权利；二是由于专业化分工产生了一大批具有专业知识的人，他们有精力、有能力行使好被委托的权利。在委托关系中，委托人和人的目标是实现各自的效用最大化。

委托关系本质上是市场参加者之间信息差别的一种社会契约形式。它是掌握较多信息的人通过合同或其他经济关系与掌握较少信息的委托人之间展开的一场博弈，经济环境状态或自然在其中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在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的背景下，人的行为很可能最终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因此，委托关系就是委托人设计出一个契约，来选择合适的人，并授予人某些决策权，以报酬等形式满足人的效用最大化目标，并对人行为进行约束，从而使委托人的财富达到最大化。其核心是激励相容的信息机制问题：委托人为了使人在其不能观察的行为中采取与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相一致的个人行为，需要设计一种能够达到委托人目的且人愿意接受的.合同契约，这就是激励相容的信息机制(杨浩等，2003)。

(二)国有企业委托模式演变

我国国有企业归国家所有，国有产权的原始所有权主体是全体人民，由国家或政府代表全民行使资产所有权职能。由于全民财产的庞大性、复杂性和分散性，在保证全体人民统一所有的前提下，它不可能由每一个所有者都去亲自行使，全体人民把全民产权委托给国家，由国家统一所有。但国家统一所有产权除一些特殊部分外(如国防)，其具体的占有、支配、使用和处置则不可能由国家全部行使(计划经济体制虽曾尝试这样做，但实践证明是失败的)，这就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委托一关系，寻求国有产权具体实现的有效形式。为了达到既保证国家所有权得以有效实现，而又不丧失其所有权权益的统一性，国有产权客观地需要在多层次上通过产权分解，形成多层次的委托一制度(张政军，1998)。但是在多层次的委托一关系中却存在着许多问题，例如委托方的“虚设”、“缺位”问题，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监督问题，委托双方目标不一致问题和经营者短期行为问题等等。带着这些问题，不少专家学者对国有企业委托模式一直进行着不懈的摸索。国有企业委托模式先后经历了三次演变：传统体制下两权合一的委托模式、两权分离条件下的委托模式、现代企业制度下的委托模式(夏林等，2003)。

我国国有企业委托关系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层次复杂导致国有企业经营者监管效率低下。我国国有企业的委托层次极其复杂，委托链条十分冗长。国有企业的监督效率与委托层次过多有直接的关系。初始委托人与最终人之间的距离越遥远，监督效率也就越低(张维迎，1999)。因此，在国有企业里，委托链条过长，制造了过多的中间层，致使信息传递缓慢，加大了委托人对人的监督难度，人为提高了成本。这不仅空耗了大量的社会资源，还导致了国有企业的监管效率极其低下。同时，由于国有企业的初始委托人是全国人民，但是全国人民只是一个虚拟的符号，无法履行所有者的职责，国有资产所有者到位的只是层层委托的代表，这些所有者代表对最终人(企业经营者)的选拔任用机制也不利于经营者认真履行职责。(2)信息不对称导致人滥用权力的动机行为化。在委托关系中，人和所有者信息不对称是不可避免的。经营者(人)拥有企业经营过程中的各种收入、费用和企业经营的各种真实经济信息，资本所有者(委托人)由于不参加企业的生产经营，除非付出高额成本，一般无法获取或验证相应的企业经济信息。由于这些信息被经营者据为私人所有，他就会向委托人隐瞒或谎报信息，提出对自己有利的条件，以谋取私人的经济利益。(3)内部人控制导致人为自身利益而损害委托人利益，委托人面临着来自人的道德风险。从委托关系角度来理解，道德风险就是在人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时，做出不利于委托人的行动。委托人与人目标价值取向不一致、信息不对称以及人的道德风险因素，会导致“内部人控制”(王献锋，2006)。内部人控制是指企业经理人员事实上或在法律上掌握了企业的控制权。由于内部人掌握着企业的实际控制权，使用的又不是自己的资产，当他们感到自己对企业的贡献和承担的风险不相匹配时，就会损害所有者的利益而谋求自身利益。

二、三种模式的博弈分析

从委托理论中我们可以知道，委托人、人所达成的契约实际上是一场博弈在均衡点上的结果(罗燕婷，2006)；从委托人的立场看，必须设计一种契约或机制，能给人提供某种激励和制约，使人在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条件约束下，让委托人的效用趋于最大。但是，这种机制或契约的设计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它必须使双方都愿意接受。在委托一关系中，任何一方在做出决策时，都要考虑对方可能的反应。因此，这种契约的谈判和签订就是一个博弈(Game)问题。在一场博弈中，每个参与者必须在规则条件下，综合考虑所有参加者的反应，选择自己的行为，以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委托人和人通过博弈，最终会达成一个

契约，称为均衡契约。在均衡点上，假定对方不改变决策，谈判任何一方都无法通过单独改变自己的决策和行为而提高自己的效用，这也就是博弈论中所谓的“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郭鹏等，2006)。

(一)“囚徒困境”引入支付矩阵

所谓“囚徒困境”是一个博弈论中最为通俗简明的例子。假设有两名被囚禁的犯人(记作A和B)被检察官指控犯有合作案的罪名。在监狱里，这两名犯人被隔离囚禁，他们同时都面临着两个选择，即招供或是不招供。检察官分别告诉他们，如果他俩都据实招供，每人将被判处10年监禁；如果两人都不招供，都会受到由于身在犯罪现场的另一个较轻的罪名指控，每个人将被判处2年监禁。但是，如果他俩中的其中一人据实招供、而另一人拒不招供的话，招供者将获只判处1年监禁的从轻处理，拒供者则将受到判处20年监禁的从重处理。上述A和B两位囚犯所面临的各种选择以及不同的选择组合所带来的结果，可以排列成一张表格，称为支付矩阵。

囚徒困境支付矩阵表明，如果A和B都相信对方不会出卖自己，两人将会采取合作的态度，即两人都保持沉默不招供，其结果是都只得到2年监禁的较轻判决，这个结果显然对他们都是更有利的。但是，心理学的试验表明，在A和B两人无法沟通串供的情况下，每人都会怀疑对方将会首先招供，通过将重罚转嫁给别人(判处20年)来减轻自己采取不合作态度(先招供)的心态出发。其结果一定是两人都招供，两人都被判处10年监禁。也就是说，在双方均采取不信任和不合作的态度时，结果将会落在上述支付矩阵的右下角的方格内。这一结果即为博弈论中的“非合作均衡”。

(二)三种模式的支付矩阵分析

从博弈的角度看，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即是政府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方案，诱导企业管理者由工作不努力状态转向并保持工作努力状态(杜风莲，2003)。下面我们把国家作为委托人、企业决策者作为人，运用支付矩阵来分析二者之间的利益博弈关系。

1　传统体制支付矩阵分析。在经济体制改革前，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体制的最主要特点是国有资产的所有活动都处于中央政府的严格控制下，中央政府是唯一的经营决策者，而企业只是确定计划的执行者和实施者，企业缺乏自和独立性，只是政府的行政附属机构，其基本使命是完成上级下达的生产任务。因此，国有企业的委托关系表现出一种集权模式。这种集权模式的支付矩阵如表2。

其中M为国家收入，x为由于企业管理者努力工作而带来国家收入的增加，c1为国家的精神激励成本，如宣传费用等，c2为企业管理者努力工作所付出的额外劳动，因为这部分劳动是没有报酬的，因而可看作是企业管理者的固定收益m的一种成本支出。x＞c2，因为传统体制下，国有企业的生产要素大都处于报酬递增阶段，因而管理者付出较少的努力就可使企业产出有较大的提高。m是企业管理者的国家工资。企业管理者无论是努力工作还是不努力工作，所获得的报酬均为m，体现了干与不干、干好与干坏都一样。通过对该利益博弈模型的分析可见，企业管理者作为有经济理性的人，会选择不努力工作，而国家的经济理性选择应该是不进行精神激励，即理性均衡应该是(M，m)。但因传统体制下存在着“道德人”假设，而对于道德人，政府要予以表彰，所以，传统体制下理论上的均衡是(M+x―c1，m-c2)，但实际上，存在的均衡往往是(M-c1，m)。这就是说，在经济理性的支配下，“道德人”假设往往不成立，因而传统体制下企业的生产经营往往是缺乏效率的。

2　两权分离支付矩阵分析。面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企业缺乏活力、国民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的局面，从1979年开始，我们实施了以扩大企业自为核心的改革，并且从1986年起开始推行以承包制为主的国有企业管理制度的改革，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经过这一时期的改革，国有企业的委托关系发生了从集权模式到准集权模式的转化。这种两权分离模式的支付矩阵如表3。

其中P1为国家主管部门具体负责人的正常收入，P2为企业管理者的正常收入，P3为企业管理者通过隐藏信息所获得的不正当收入，c为企业管理者隐藏信息被发现所受到的惩罚，P3为企业管理者支付给国家主管部门具体负责人的贿赂成本。两权分离条件下，由于国家企业的产权关系尚未理顺，突出表现为责权利关系不对称。权力是不会虚置的，但与权力相对应的责任却大都未落到实处。在表3的博弈分析中可见，国家主管部门的具体负责人拥有监督某企业经营行为的权力，由于他可不负责与该权力相对应的责任，因而极易被贿赂，从而使实际收入由P1增至(P1+P3/sub>)。而对于企业管理者而言，隐藏信息会导致收入的大幅度增加，所以不正当收入P3的吸引力往往会起着惩罚C给他带来的约束力。为了规避被惩罚的风险，他往往会采取贿赂手段，以求得主管部门的庇护。最后，博弈均衡会是(P1+P13，P2+P3-P13)。

3　现代企业制度下的支付矩阵分析。由于承包制只是在国有企业的管理方式上进行了有限的调整，并未涉及到国有企业产权关系这一深层次问题上的变革，加之承包制本身的不规范性，因此它并未有效解决国有企业关系中的行为和成本问题。经过理论界多年的讨论，股份制开始试点，并以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标志，成为国有企业制度变革的目标模式。那么，产权改革是不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终点呢?下面，我们通过表4来分析一下。

其中x为企业决策者在不冒任何风险下国家的收入，Y为企业决策者冒险成功给国家带来的收入增加，z为决策者冒险失败给国家带来的收入损失，x为企业决策者不冒任何风险、正常工作时所获得的增加额，y为企业决策者因为国家取得额外收入Y而获得的收入的增加额，z为企业决策者因冒险失败而得到的惩罚。根据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风险一收益并存原则，Y(收益)与z(风险)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是成对出现的，而且成正相互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机会往往是稍纵即逝的，因此从资产增值的角度上分析，企业家需要冒险。但问题是，如果企业决策者冒险不能成功，那么，国家的收益将损失Z。这时，如对企业决策者予以惩罚，就有可能导致企业活力不足。因为在招聘企业决策者时，存在着逆向选择。即在冒险失败要遭受严厉惩罚的情况

下，比较有冒险精神的企业家不会应聘；即使应聘了，也将会变为风险规避型。但这时，如果对企业决策者不予惩罚，那么冒险，企业决策者收入至少为正常水平x；若冒险成功则收入为x+y；否则，国家的收入则可能降低为x-z。这就是说，是国家承担了企业的全部风险。因此，如若对国有企业的人的决策失误不予惩罚，国有资产人就有拿国家资产冒险的倾向，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道德陷阱。而很多时候，冒险失败的原因只有决策者本人心里清楚。为了逃避惩罚，决策者极易隐藏对自己不利的信息而甘冒道德风险。以上分析充分说明了一个问题：我国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绝对不是终点。为了使国家摆脱在与其人的博弈中所处的两难境地――逆向选择和道德陷阱，国有企业必须完善其委托关系。

三、完善国有企业委托关系的建议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现代企业制度下，国家和企业决策者是一种动态的均衡，即均衡点要视Y和z以及y和z的大小而定，而且国家面临着两难的境地：惩罚容易使差的经理人充斥经理人市场，出现逆向选择问题；不惩罚又会使人拿国家的资产冒险，出现道德陷阱(熊文等，2003)。那么，如何做才能使企业决策者愿意冒险而不会出现道德风险或国家惩罚而不会出现逆向选择呢?企业家的目标函数追求的是个人效用最大化。其个人效用一方面来自于自我实现的成就感和社会声誉，另一方面来自于个人收益。个人收益又由货币报酬和职务消费组成。这就是我们激励国有企业企业家冒险而又不出现道德陷阱的前提条件。具体措施如下。

(一)职位消费激励

通过界定不同企业规模和经营业绩可以享受的相对称的职位消费层次，明确职位消费的具体标准。成功的企业家将随企业的发展而享受层次越来越高的职位消费，而经营不善的企业家将失去一切职位消费。这一机制的目的在于打破国有企业企业家的铁饭碗和现行职位消费的平均主义，实现企业家职位消费的透明化和标准化。

(二)收入报酬激励

通过给予部分剩余索取权，使企业家更加关注企业的资产增长和长期发展。剩余索取权的给予可采用年薪和股权分配制形式。年薪制将企业家的工资与一般职工的工资分开来，而企业家的年薪很大一部分和企业经营业绩挂钩。股权分配制指企业将部分股份让渡给企业家持有，企业家收益来源于股票的价格，而股票价格又与企业经营业绩及成长性密切相关。收入报酬激励和职位消费激励机制的共同目的，在于使企业家的个人利益和行为结果紧密结合，使其从自身的角度出发，甘愿冒险而不会出现道德陷阱，从而降低成本和组织的非效率。

(三)建立企业家声誉制度

所谓企业家声誉制度，就是给每一位企业家建立追踪式档案，如实记录其经营业绩，并把其声誉当作其未来能否继续从事管理行业以及报酬高低的重要尺度。因为当前的经营业绩与未来的求职与收入密切相关，每一位企业家在进行管理时都特别珍惜自己的声誉，这样，企业家行为就会趋于理性化。企业家声誉制度的建立健全在事实上就是国家为企业家们确立了一个信念：只要你的经营业绩及声誉能做到好――更好――最好，那你未来的报酬就会达到高――更高――最高。其实质是用未来的预期收入来约束当前的经营行为。建立了企业家声誉制度后，在国家与企业管理者的利益博弈中，国家就会在降低监督成本的情况下提高收益。

(编校：沈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