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官员首先是老百姓

政府官员首先来自老百姓,这不是问题。总理在与网民交流时说,我也知道所谓“蜗居”的滋味。因为我从小学到离开家的时候,全家五口人只有9平方米的住房。所以,我们说,小巷中走出了大国总理。

但一旦成为政府官员,尤其是成为政府高级官员后,这个群体还是不是老百姓,就是一个问题了。譬如,中国古人云,“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句看似褒扬官员的顺口溜,俨然将官和民划分为两个阶层了。在我国,这一思维的、体制的定势,源远流长、影响至深。

其实,政府官员首先是老百姓,是一个常识,就像我们说生产者首先是消费者、医生首先是病人一样。然而,在当今社会,许多这样的常识要么被遗忘,要么被歪曲,进而导致谬误和荒唐,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

人们不难想象,当各种常识被遗忘、被歪曲时,社会要为之付出多么巨大的代价。一如“政府官员首先是老百姓”这一常识,如果被政府官员遗忘、歪曲,所谓服务型政府就根本不可能形成;当政府不是服务型政府,而是其他什么政府的时候,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水平与质量就无法得到保证,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难以实现,现代文明社会就永远只是一个说法。

之所以在当下中国,官员特别是高官不被认为是老百姓,他们自己也超然于老百姓之上,自视为“为民作主”的“一族”,是因为:其一,他们有着许多老百姓不能享有的特权;其二,他们不是老百姓选出来的。因此,要让官员回归老百姓,一方面要革除他们不该拥有的特权,例如,他们使用公车的权力。又如,他们几无节制使用公款的权力;另一方面,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推进各级官员民主选举的进程。在后者的推进还需要时间的情况下,前者的改革要加快,许多既定方针均已确定的改革,如公车制度的改革,就要在操作层面抓紧落实。

请大家注意,“政府官员首先是老百姓”中的“首先”二字。这里,“首先”有起码的意思,或者说,这是对政府官员的最低要求。尽管如此,这个最低要求很重要。满足这个最低要求的政府官员,至少会懂得自己就是老百姓中的一员的道理,至少不会侵犯老百姓的利益。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对政府官员的行为有一个错误的假设,那就是将政府作为公共利益最大化者的定位推及每位政府官员,认为他们都是公共利益最大化者。

事实上,公共利益最大化是政府的行为目标。每位政府官员都成为公共利益最大化者,是政府的最高境界,是对政府官员的最高要求。显然,指望每位政府官员都达到这个境界,都满足这个要求,是不现实的。这是因为,作为个体的政府官员,也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者。也就是说,在作为整体的政府和作为个体的政府官员之间,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行为目标的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政府官员的各种行为偏差,大到贪赃枉法,小到吃拿卡要。

尽管在我们的政府官员中不乏焦裕禄、孔繁森式的好同志,但是,令广大老百姓遗憾的是,由于体制的、自身的原因,相当部分官员的境界和行为都不如老百姓,这方面的事例俯拾皆是。例如,去年“两会”期间,当记者问到某省政协主席官员申报财产一事时,他竟说,“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财产”。这个回答真是太“雷人”了,其思想境界可见一斑。

根据各种媒体报道,以及我们个人的观察,经常可以发现官员的思想和行为与他们的身份极不相称的现象,说这些官员的道德品质连老百姓都不如,是根本不为过的。因此,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政府官员的行为偏差,大多是在没有达到最低要求的情况下发生的,是在侵犯老百姓利益的基础上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所以,对官员首先要提出最低要求,使他们守住底线,在合法的框架中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不在非法的或灰色的地带谋求非分的利益。当然,我们要用“公共利益最大化”这一最高要求来教育广大政府官员,并在最低要求和最高要求结合的条件下,制定各种相关的制度和规章,约束和监管政府官员的行为。

经过深化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以及现代文明不断发育,中国社会将逐步地由一个官民社会,演变为市民社会、平民社会。在市民社会或平民社会,政府官员首先是老百姓,就真正成为常识。在这一前提下,政府官员一切为了老百姓,将成为执政理念的核心,进而成为他们行事的基本出发点。与此同时,政府官员总是要琢磨老百姓到底想要什么,把满足老百姓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他们行事的基本落脚点。这些就是政府的社会责任,是政府存在于社会的核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