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官员转换三部曲

革命家――技术官僚――职业化官员，这是世界上不少国家都经历过的政府领导人转变的“三部曲”

法学家从政现象越来越备受瞩目。《时代》周刊甚至强调上海徐汇区区长孙潮是“中国新一代政府决策者的典型形象”，认为“像孙潮这样的官员已经创造了历史”。

从中国第一代法学家沈家本、伍廷芳、董康等修律大臣参与上世纪初清末变法修律开始，一百年来，中国人“以法治报国”的理想代代相袭。

近年来，被称为“第五代法学家”的这一群体以其在政、学两界的成就日益为人瞩目。

“第五代法学家”崛起

在法律实际部门和法学界都有着很大影响的“杰出青年法学家”是“第五代法学家”的代表人物。这一群体发轫于上世纪90年代。当时，为促进法学理论的繁荣和发展，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国法学会于1995年、1999年、2002年、2004年，四次开展评选“杰出青年法学家”活动，每次评选出10名。

引人注目的是，这总共40名“杰出青年法学家”，不单在法学界和法律实际部门声名卓著，而且在政界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其中，担任正、副部级官员的有六人：国家保密局局长夏勇，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鹰，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江必新，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袁曙宏，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公丕祥。

而在学界，这些“杰出青年法学家”也已走上前台，担当要职：浙江大学副校长胡建淼，武汉大学副校长黄进，海南大学校长谭世贵，华东政法学院院长何勤华，北京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张守文、副院长陈兴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利明、赵秉志、韩大元等人。

在《望东方周刊》对历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报道中，也屡屡闪现“杰出青年法学家”的身影，、周叶中、夏勇、王利明等曾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作过法制讲座。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武汉大学教授万鄂湘、华东政法学院教授出任最高法院副院长，湖南省高级法院等省市级法院的副院长职务由江必新等法学家担任。

与此同时，一批知名法学家近年先后担任各省级检察院正、副检察长。新近的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知名学者甄贞博士担任北京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广东商学院法律系副主任王学成博士担任广东省检察院副检察长。而较早一些担任江西省检察院检察长的孙谦、担任黑龙江省检察院检察长的姜伟，作为刑法学界的翘楚，更是广为人知。

其中，孙谦身兼吉林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等职，以创立职务犯罪理论、建构逮捕制度的理论体系等而知名；姜伟乃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是最早挂职基层检察院的著名刑法学家，开辟了法学家挂职检察机关的通道，让北京诸多基层检察院受益。之后他又延揽八位专家学者挂职黑龙江省各级检察院，以促进检察业务建设。

一个法律人群体正在逐渐形成壮大，并逐渐影响着中国这一场划时代的社会转型。

政府领导的转型标志

“革命家――技术官僚――职业化官员，这是世界上不少国家都经历过的政府领导人转变的‘三部曲’。中国目前正处在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型的过程中。”上海交通大学国际公共事务学院常务副院长胡伟告诉《望东方周刊》。

新华社曾经发表文章说，在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大多是职业革命家和军事家。随着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转型，中国的建设越来越需要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中国开始进入“技术专家”时代。中共十六大之后，这一时代特色更加鲜明。

在2003年“两会”上产生的中国新一届“内阁”，具有强烈的“专家背景”。人们注意到，中国的主要国家领导人――国家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国家副主席等都毫无例外是理工科类大学毕业的工程师。

加强领导干部专业化，在近几年的中国官员人事更迭中已屡见不鲜。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黄平认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中，工程技术和经济知识被视为“末技”。很多官员都是读着文史哲长大，并参加以文化为核心的考试而走进官场。只是在近代，中国的大门被坚船利炮打开，一些有识之士才提出“师夷长技”、“实业救国”。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工程师们才作为稀缺的资源分布在国家的大型项目中，受到全面的锻炼，并从中产生了一批优秀的人才。改革开放后，工程师出身的一些大型企业领导一步步走向政治权力中心。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向成熟，民主法治也日益走向成熟，需要管理者具备更加丰富的人文、管理、法律、哲学的知识结构。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政法部副主任卓泽渊对《望东方周刊》说，在政府官员选拔中，特别是专业性较强的政府部门，一些职位应由法律专业人士或具有法律专业背景的人士担任。这样不仅可以促使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树立依法治国的政府形象，更会因政府官员组成结构发生变化而对法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应时而论，在我国，法学专家和法律专业人士进入法律机关应该是第一步，在此基础上，法学专家、法律专业人士进入行政管理部门等非严格意义的法律机关，从某种角度上说，也是依法治国的良好开端。”卓泽渊说。

一些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的专家认为，现实中，“社会科学专家从政”的概念比“法学家从政”更为准确，但人们对法学家的期许依然很高，这源于人们对“”中民主法治曾遭践踏的痛苦记忆，也是对“依法治国”的向往。

“把法学家等社会科学人才纳入总的干部储备，是一个大的趋势，这与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进程是一致的，是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需要。”胡伟指出。

借鉴西方，但决不会同于彼

法律人从政是一些发达国家的潮流。在美国，职业政治家在角色身份上普遍呈现出律师――政治家这样一种极具标志意义的形态，律师经历是许多政界精英们一致的职业背景。律师与政治家相结合的传统无疑可追溯至美国独立时期。殖民地的早期，律师们在吹响独立号角的同时，也将自己推上了创建合众国上层建筑的政治舞台。

“法学家从政在西方是个普遍现象。但我们应该看到，虽然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相似的规律可循，我国目前很多行政管理、公共政策也借鉴于西方，但是中国政府管理者面临的问题远比西方复杂得多。”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李习彬说。

李习彬认为，西方社会的核心问题――产权，从一开始就是私有制，并构建了市场经济，法治是在多元政治约束公共权利的基础上产生的，经过一个世纪的完善后，发展到如今的公共行政。

“而中国社会的发展就不是这个逻辑。以前一直实行公有制，现在提出产权多元化，很多问题尚未得出结论，企业转制还在进行中，整个社会处于转型期；我们的市场经济虽然明确了，但仍存在问题。应该说中国政府面临的问题和西方国家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中国政府的建设，从理论上讲可以借鉴西方，但实际道路上是不会相同的。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并非仅靠法律就能够解决。”李习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