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徽州武术发展特点辨析

摘要:运用文献资料和逻辑推理等方法,结合武术基础理论,探究明清徽州武术发展的基本特点, 探寻明清时期徽州武术和商业的巨大成功之间的互动因素,分析商业因素对武术发展以及武术对徽商兴盛和徽州文化的繁荣所产生的影响力。研究认为:明清时期的徽州武术较为发达,它与徽商的兴盛以及经营特点密不可分;徽州武术,不仅为徽商的兴盛提供了条件,同时促进了徽州文化艺术的发展。

关键词:明清;徽商;武术;发展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10)03-0073-03

Abstract:Using literature methods and so on material law and logic reasoning, Searches ascertains clear Huizhou Wushu developed concrete manifestation, Inquires about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ime Huizhou Wushu developed and between the commercial roaring success interdynamic factor, The analysis commercial factor to the Wushu development and The developed Wushu to the anhui merchants prosperously the influence which produces with Huizhou culture′s prosperous. Studies suggest that: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Huizhou relatively well-developed Wushu, It is with the rise of Huizhou merchants and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of closely related; developed Wushu, Not only provides the conditions for the rise of Huizhou merchants, At the same time the promotion of arts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Huizhou.

Key words: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hui merchants;WuShu; developed

1 问题的提出

明清时期的徽州,是个“十室九商”、“以货殖为恒产”的商贾之乡,其资本之雄厚、经营项目之多、活动区域之广、从贾人数之多而享誉海内外,在中国乃至世界商业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今天,人们对徽商的研究方兴未艾,从历史、经济、文化、教育、民俗等各个角度对徽商进行深入的研究,成果斐然。然而对商业致富和徽州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的武术,却未见有人专文论及。因此,分析徽商与明清徽州武术之间的关联,不仅是徽学研究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同时也填补了武术中典型区域研究的空缺,这对徽学和武术史学的发展具有意义。

2 研究方法

2.1 文献资料法

查阅搜集有关徽州历史、民俗及其相关方志、谱牒、文书、笔记、文集等文献资料,充分吸收学术界已有相关前期研究成果,系统把握研究动态,同时了解国内有关区域武术和徽商研究领域的历史与现状,新观点和发展趋势。

2.2 调查法

走访徽州地区的档案馆、文史馆以及乡镇和村庄。了解当地的民俗、民风,收集具有当地特色的武术项目资料,把握徽州区域人群在生产、自卫、竞技、娱乐、休闲等活动中体现出来的与武术文化相关的生活和行为方式。

2.3 系统分析法

对明清时期徽州武术的发展现状进行系统分析,探讨武术发展与徽商经营间的内在联系,分析武术发展的动力和基础。对徽州武术发展的考察、研究与对徽商经营的内在逻辑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将武术发展特点的内在逻辑分析建立在徽州根本价值观的基础上,以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分析为依据进而对徽州文化的繁荣作一定层面的探讨。

3 结果与分析

3.1 明清时期徽州武术发展现状与特点

一般认为,一个地区武术的发展兴盛,习武人数自然是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指标。一个地区的习武人数众多与该地区的习武理念、围绕习武所采取的各种措施以及所形成的尚武风尚等密切相关。明清徽州武术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徽州人将习武视为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手段。明清时期“徽人常常不选学而优则仕的人生正途,提倡商贾为第一等生业,以谋利多寡定个人身价”[1]是徽商最重要的人生价值观之一。在经商为正途和只以谋利多寡定身价的思想影响下,徽州的武术主要就是为实现这一价值服务的。在明清社会动荡,治安相对混乱的社会背景下,徽商要取得商业的成功,就需要有武艺高强的人来护卫。因此,徽商特别重视对武术人才的培养以及自身武术的习练,以提高自己在经商过程中的防卫和防范能力。这是“延师习武在徽州屡见不鲜”[2]的重要原因。据记载:“予尝闻奔走之劳人,行经险道,遭难微躯,惟习乎拳,斯身可围”。[2]不难看出,为保经商行路的安全是其习武的出发点,类似这样的学武经历在徽州地方志与民间书中不胜枚举,这说明了拜师习武在明清时期的徽州相当普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徽州人认识到,在当时社会背景下,武术能为商业经营发挥着独特的功能,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必要条件。

其二,徽州人将武术列为学堂教学内容,为子孙习武创造条件。明清时期,武术除了官方的军事化传播以外,主要还是通过民间传播的方式来传承。这一时期在徽州民间除了个人外出拜师学武外,有学堂也开设武术课,据《吕蒙正破窑赋》载:窃思文可定国,武可安邦,近世学堂,文有武术一科;武备学堂,有作文一科。在徽州民间存在着大量的学堂、书院等教育机构,形成“新安讲学书院较他郡为多”的局面。这些教育机构具有多种意义,而培养徽州武科举人才是其重要功能之一,“尝闻司徒造士,原尚文谋,而善人教民,亦兼武备”[3]、“生子安烈,使习武艺,获售为武学生员”。[3]不难看出,徽州的民间教育机构将武术列入教学内容,并为子孙习武创造条件,从而为明清时期的徽州培养了大批的武进士和武状元,为他郡所不及。根据李琳琦先生的统计:明代徽州武进士者56人;清代徽州武进士者111人,明清徽州武进士总数位居全国各府前列[4]。

其三,大量拳种出现,武术名家辈出,并有武术著作问世。徽州早在唐朝就有隐于城阳山的许宣平创立太极拳三十七势,又名长拳。南宋梁时的程灵洗,徽州府休宁人,传太极与其后人程秘,后改太极拳名为小九天。明永乐年间,徽州府回族吴氏祚永奉诏阖家迁往沧州,其十世吴钟创立八极拳。明歙县程宗猷“自幼习武,注重弓、马、刀、石英钟功夫,操练南拳,武艺高强,从他习武者达数十人”。[2]事实上,在明清时期,徽州程氏大族,父子兄弟辈中会武术者居多。 徽州歙县人程胤兆在《少林棍法禅宗》跋中指出:吾族自晋,梁唐以来理学文章之外,间以武功显。晚清抄本《议约》中也指出:新安古昔称材武,民间练习武术之风盛行。

明清徽州盛行佃仆制。在佃仆中有一类称“拳斗庄”,是充当家丁使用的。据叶显恩先生的调查,祁门县十五都,俗有“查湾三千郎户,八百庄”的言语,拳斗庄即充当家兵的佃仆,拳斗庄凡16-45岁体魄健壮的男子,都要进行武术训练。一般说来,这些拳斗庄的人赤手空拳可敌数人,如持一齐眉棍或火叉则可敌数十人。据《樾右台仙笔记》载,歙县大贾许某家僮百数十人,马数十匹,每出列前后导从,炫耀与闾巷间。有研究者认为:这“家僮百数十人”中,有武术技能的拳斗庄也在其中,这些具有武术技能的拳斗庄,具有充当徽商行商的随从保镖和护卫宗族利益不受到侵犯的双重作用。

在明清徽州习武炽盛的同时,也出现了众多的武术名家和大量的武术典籍。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歙县程宗猷的《少林棍法禅宗》、《长枪法选》和陈真如的《峨嵋枪法》,这些论著是中国传统武术典籍中的翘楚。著名军事家毛元仪将《少林棍法禅宗》、《长枪法选》收之于自己所著的《武备志》中,并论道:“诸艺宗于棍,棍宗于少林,少林之说,莫详于近代程宗猷《阐宗》故特采之”。[5]并将《长枪法选》附于自编的《手臂录》后,称之为“程家枪法”。而吴殳对《峨嵋枪法》有这样的评价:“徽州陈真如的峨嵋枪法,卓哉绝识,枪家之正法眼藏也。总而论之,峨嵋之法既精既极,非血气之士日月之工所能学”。[6]并在自己所著的《沧尘子手臂录》一书后,附有陈真如的《峨嵋枪法》。明清徽州大量拳种、武术名家及其著作的出现并非是偶然的,它与徽州浓郁的习武、尚武风尚密不可分。

3.2 明清徽州武术发展与徽商的关系

3.2.1 明清徽州武术发展的思想基础

明清徽州在“以谋利多寡定个人身价”的观念影响下,经商谋利不仅是徽州人为解决生存的一种手段,更是徽商追求的终极目标。而徽商终极目标的实现,需要大量具有较高武术造诣的人为其商业保驾护航,最终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这是徽州武术兴盛的思想基础,也是其发达的内在动力。前述程宗猷诸般武艺具精,且枪棍卓然成家,其习武的目的是为了家族的商业发展服务,并以经商而终其天年。据《耕余剩技叙》记载,休宁知县侯安国曾劝程氏应募,则答曰:家事颇饶,为自保身家计,实不欲仕出。“家事颇饶”说的是他出身于商家,有一身武艺而不愿出任县府的总兵教头,为的是给家族经商提供服务,它说明了徽人的商业盈利价值有时甚至大于功名价值。明清时期的徽州十分重视对武科举人才的培养,并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武状元和武进士,徽州培养这些仕子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培养红顶商人,为徽州的商业提供有力的官府保护和官方代言人,进而为徽商赢得更多的商业利益。

在今天,我们仍能在休宁看到,徽商为表彰那些在商业经营中做出贡献的武勇之人而树立的“义勇可嘉”牌坊,徽人给武勇之才“树坊表于其乡”,其目的是“励人习练盈利之心尔”。[7]正是在此思想基础上,徽州形成了浓郁尚武、习武的社会氛围。

3.2.2 明清徽州武术发展的物质条件

据万历《志》记载,徽商经营的方式主要有五种:一曰走贩;二曰囤积;三曰开张;四曰质剂;五曰回易。(万历《志•货殖》),在徽商发展初期,徽商的经营以走贩形式居多。这种经营方式是“将徽州的土产如竹、木、石料、纸、茶叶等外运,回程则可运输丝绸、百货等商品”。[8]因此,外出行商是徽州商人重要的经营方式。在明清时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繁荣、以及徽州商业地位的稳定,徽商的经营也不限于走贩经营,而是从事“两头在外”的商业为主,即“从外地采购商品,在外地销售,或者完全在外地经营”。[8]由于在商品经济空前繁荣的明清时期,人口的大量流动,“各地方都滋生出一些流氓地棍,他们凌弱暴寡,无恶不作”。[9]而这一时期徽商经营的重点大市场是长江中下游的长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素有“无徽不成镇”之说),在明清时期的长江三角洲治安状况相对恶劣,商人受盗贼掠夺时有发生。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王振忠教授在《少林武术与徽商及明清以还的徽州社会》中指出了明清徽商重要经营区域的29条路程图记及其相应路程的恶劣治安状况,更具体指出徽商经营路线中诸多盗贼和响马活跃地点。可见,在明清时代,徽商外出经商时常历经艰险,因此,徽商对安全的需求就直接为徽州武术的发达提供了重要的驱动力。

正是因为习武是为商业保驾护航,为经商提供安全保障,最终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所以在徽商获得发展后,他们不吝资财,为宗族子弟和家丁习武创造条件。试举几例,便可反映徽商对子弟习武资助的不遗余力:乾隆初年,徽州盐商汪应庚“以一万三千余金购腴田一千五百亩,悉归诸学,以助武举资斧”。[10]在《怀秋集》也有这样记载:休宁程宗斗弱冠好枪棍,祖付三千命贾,千里秣马,将异僧迎至六安授艺,以期求得真传。在明清的徽州社会,“中人之产”的标准是“十金”,三千金至一万三千金,无论从那种意义上说,都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这些庞大数字,说明徽商为其商业发展之需而对宗族子弟习武资助的程度。因此,可以推断这种资助的行为并非是个别化的,而是大多数徽商共同的行动。也正是这些徽商的共同资助为徽州武术的发达提供了物质基础。

3.2.3 明清徽州武术与徽州商业发展的互动

首先,在浓郁尚武、习武的徽州社会氛围下,通过习武获得武术技能、增强体质,可以直接为家族的经商提供有力保障。徽州在皖、湖、赣三交界处,地处皖南崇山峻岭之中,特定的地理位置和经营方式决定了徽商必须要有强健的身体和具有高深武功的众多群体,如前述程宗猷及徽商培养的拳斗庄就是代表性的列证。此外,习武者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成为职业镖师,为徽商的经营服务,据载:“徽州汪某以武称,有大贾延之为镖客”,[11]类似的记载在徽州各氏宗谱中还有很多。无论是参与家族经商,还是成为职业镖师,都为徽商的经营营造了良好的商业环境,为徽商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外部条件。

其次,徽商通过培养出来的大量的武状元和武进士,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徽商在官府中的代言人,单以歙县就有“居相国之隆者有许国、程国祥等……副师武之用者有汪宏宗、王应桢等”,[12]这些武宦对“凡有关闾桑梓者,无不图谋筹画,务获万全”,[12]在施政中竭力保护徽商的利益,为徽商的发展起到官方保护作用。这正是明清时期徽商在两淮、两浙盐业、石料、茶叶运输等独占鳌头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徽商经营发展的重要的内部条件。

再次,“公平、诚信”等历来是传统武术文化的重要品质。通过武术习练不仅能培养人的这些良好品德,还能锻炼习武者自强不息、勇于进取的意志。发达的武术在文化上为徽商注入了精神血液,这也是徽州商帮集团在明清兴盛几百年的因素之一。

3.3 明清徽州武术发展与徽州文化繁荣的关系

明清徽州武术的发达,不仅为徽商的发展提供了内、外部条件,通过武术习练,还大大提高了徽州人整体的武术素质,培养出了象程宗猷、陈真如等武术名家和武术人才,赢得了“新安古昔称材武”的文化美誉。

徽州是新儒学的故乡,社会生活基本遵循朱熹的理学准则,明中叶以前,新的宗教很难在徽州找到信奉者,更不可能生根发芽,广为传播。《歙事闲谭》卷18《歙风俗礼教考》有这样记载:徽州独无教门,非惟乡村中难以错处,即城中诸大姓,亦各分段落,所谓天主之堂、礼拜之寺,无从建矣。可见,除了儒教理学外,外来宗教很难在徽州深入人心。在明中叶后,徽州实际上形成佛、道二教的思想与儒家观念之间相互补充和融合的态势[13]。形成这样态势的原因,从占有的资料来看,还没有发现有人论及。不过,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推断的是,徽州人喜武、尚武的风尚是推动三教融合的重要力量。因为,在明清时期,中国武术门派林立,少林和武当在各大门派中鹤立鸡群,它们更是习武者向往的圣地,在这一时期,少林武术在徽州得到广泛传播,且出现了上述两位具有代表性的武术大师。而少林和武当的传统武术分别与佛、道教合二为一,少林、武当传统武术在徽州广泛传播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佛道二教在徽州广泛传播的过程。

对于徽州人来说,宗教活动也是娱乐活动。各种宗教活动都提供了大量有趣的节目,在这些节目中傩戏较为流行。傩戏的内容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祭祀,二是武功。武功傩戏表演时动作规范,有固定程序,“以绸纱糊人马,皆能武斗,较为夺目”,[14]《休宁铭洲吴氏家纪》卷10中有“首春行傩人婺源州香头角抵之戏”的记载,充分说明了傩戏中祭祀与武术合二为一的性质。舞傩者灵巧,跳跃、翻滚、变化自如,同时配合各种身法、脚法、步法,其动作粗犷、幅度大,如没有武术基本功底作基础难以表演得出神人化,引人人胜。

不仅如此,徽州人还将武术融入到地方剧种中,从而形成了“唱、念、做、打”并重的完美徽剧,其中“打”是徽剧武戏的特殊之处。徽剧即今天京剧的前身,徽剧进京后形成京剧。徽剧形成于明代中叶以后,具有鲜明的表演特色,其最显著的当为对武功的重视,平台与高台武功在徽剧中极为突出。平台武功如“独脚单提”、“刀门”、“飞叉”等非常惊险精彩,以“金鸡独立”、翻桌子等高台武功尤为险要。徽剧戏子常以这些精湛的武技,使观者叹服。著名戏曲鉴赏家张岱曾这样描述徽剧:“余蕴叔演武场,凡三日三夜,四周始百计座。戏子献技台上,如翻桌、筋斗、蜻蜓、跳索、窜剑之类”。[15]武功戏虽只是徽剧的一个部分,但已表现出惊人的武术功底和徽人对武术的热爱。正如叶显恩先生强调“徽剧的武戏特色来源于徽州明间重视武术的传统,它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16]徽州发达的武术,为徽剧提供武戏素材,扩大戏曲社会影响力,提高徽剧在众多戏曲中的竞争力,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徽剧艺术的发展。

可见,发达的武术促进了徽州文化的繁荣,而文化的繁荣对推动徽州商业经济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徽州发达的武术在促进文化繁荣的同时,实际上间接地在为徽州商业服务。

4 结 论

在徽州特定的人生价值观的影响下,徽州经商之风盛行,并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同时,徽州也成为全国武术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它具体表现在习武人数众多、武术人才辈出和武术典籍的大量出现,并形成了浓郁尚武、习武的社会风尚。

明清时期徽商的兴盛与武术的发达有着内在的关联性。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商业的发展是推动徽州武术发达的重要力量,商业的价值追求为武术的发达提供了思想基础,商业的兴盛为武术的发达提供了物质保证。而武术的技击实用功能和所包涵的文化品质为徽州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内外部条件,发达的武术还促进了徽州文化的繁荣,实际上是武术通过文化对经济的影响间接地服务于商业。时至今日,徽州武术的实用功能已经退出了商业舞台,而文化价值日益凸显,如何开发武术的文化资源为重振雄风的当代徽商发挥作用,仍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 章正.徽州的生活情态与价值观[J].安徽大学学报,1997(3):28.

[2] 黟县地方志编委员汇编.黟县志[M]. 1988:557.

[3] 罗会玮抄.议约.晚清抄本[M].

[4] 李琳琦.徽州教育[M].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159-160.

[5] 《 武备志》卷88《陈传别•练•权艺•棍》,《续修四库全书》子部•兵家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964.

[6] 故宫博物院编.沧尘子手臂录[M].海南:海南出版社,2001:325-326.

[7] 《婺源县志》卷7《坊表赞》[M].

[8] 葛剑雄.从历史地理看徽商的兴衰[J].安徽史学,2004(5):85.

[9] 陈宝忠.中国流氓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250-268.

[10]歙县汪氏谱乘.光禄寺少卿汪公事实[M].

[11]《清稗类抄》第六册《义侠类》[M].页2777.

[12]道光. 重修徽州府志.序[M].

[13]高寿仙.徽州文化[M].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94.

[14]《寄园寄所寄》卷11《故老杂记》[M].

[15]张岱.《陶庵梦忆》卷6,丛书集成初编.

[16]叶显恩. 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M]. 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