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农业转移人口就业能力提升研究

摘要：文章以浙江农业转移人口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问卷调研和走访，充分了解目前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现状，揭示当前职业教育、社区和政府为此提供的服务不足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农业转移人口的提升对策。

关键词：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就业能力提升；新型城镇化

浙江是吸纳农业转移人口就业的大省。统计数据显示：浙江省现阶段农业转移人口的总数为1783万，其中本省占1260万，外省占523万[1] 。农业转移人口作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力量，其就业现状如何？就业的可持续性怎么样？就业收入匹配于融入城镇的能力吗？带着这些问题，课题组在查阅浙江统计局2014年年鉴已有的相关数据基础上，选择了杭州、宁波、义乌、嘉兴、丽水五地作为调研区域，在劳动力市场和十余家企业进行了问卷调研和个别访谈，共发放问卷1500份，回收1500份，有效问卷1462份，回收率和有效率分别为100%和97.5%。籍此获取浙江农业转移人口就业状况真实、客观的数据，剖析问题，提出对策。

一、农业转移人口的内涵

“农业转移人口”称谓的产生和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2009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议明确提出：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

要充分理解“农业转移人口”的内涵，关键是准确理解“转移”两个字。“转移”表示该群体所在地域的转换。“农业转移人口”既包括从农村迁移至城镇就业居住的农业人口，也包含农村和城镇之间来回流动的农业人口。相对“农民工”这称谓而言，“农业转移人口”较为含蓄和中性，关注的重点在于农业人口从农村向城镇转移，进而逐步成为城镇居民的过程。而“农民工”直接体现的是进城务工人员的身份和职业，始终带有一定的歧视色彩，难以被进城务工农民坦然接受。

二、目前浙江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现状

（一）基本信息

1.男性多于女性，青壮年居多

调研数据显示：男性比重高于女性（男性59.5%，女性405%），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男性与女性的性别比重差距不断扩大。在流动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中，年龄在30岁以下的占63.9%，40岁以上的农业转移人口不到10%，以青壮年居多。

2.文化程度偏低，缺乏必要的从业知识和技能

调研对象中初中学历的占50.3%，高中或职高学历的占31.9%，初中以下的占17.8%，总体上文化程度偏低，以初高中为主。另外，多数调研对象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流水线上工作，工作机械而重复，难以学到新的知识和技能，无法提高自己的就业层次，可持续性较差。

（二）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现状

1.“低端就业”迹象明显

调查发现农业转移人口目前的就业主要分布在制造业、建筑业、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居民服务业等。从岗位分布看，多数农业转移人口从事的是城里人看不上、不愿干的苦、脏、重、累而又报酬较低的岗位，如家政服务工人、公交或出租车司机、环卫工人、物流搬运装卸工、派件员、餐饮服务员、酒店宾馆卫生人员等等。这和农业转移人口缺乏专业知识、技能和经验有关。

2. 接受过技能培训的人数比例低

数据显示：农业转移人口中接受过良好技术培训的仅占25.6%，只接受过简单技术培训的占69.2%，没有任何培训就上岗的占52%。由此可知，农业转移人口的从业培训状况比较差。但鉴于农业转移人口大部分接受过初中或初中以上的学历教育，如给予适时正规的职业技能培训，对其接受能力应该秉持乐观态度。

3. 就业稳定性相对较差

数据显示：两年内平均每位农业转移人口转换工作在1.08次左右，53.8%的农业转移人口换过工作。有换工作经历的农业转移人口中，35.5%是因为想找一个更能发挥自己特长的单位；46.4%是由于工资太低而换工作。

4.失业保障不足

在失业期间，55.3%的农业转移人口依靠以前赚的钱来维持生活，17.1%的农业转移人口依靠亲戚朋友的帮助，13.6%的农业转移人口靠打些零工，依靠社会救助和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仅占2.8%。由此可知，农业转移人口的失业保障不足，使农业转移人口失业后承受着比当地人更大的经济、社会、心理压力。

5.维权意识弱

随着政府对农业转移人口工资、维权等方面的进一步重视，其工资、福利待遇和劳动权益问题正在得到改善。但必须看到，当前农业转移人口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的问题依然严峻，依然出于弱势地位。表现最为突出的问题包括：克扣和拖欠工资，强制加班加点和超时工作，劳动和卫生条件恶劣，不按规定与农业转移人口签订劳动合同等。

三、目前职业教育、社区和政府为农业转移人口就业提供的服务情况

（一）职业教育

目前的职业教育，不论是中等职业教育还是高等职业教育，基本上以学历教育为主，培养对象一般是在校学生。部分职业教育机构也接受企业委托，为其定向培养员工，如“双元制”教育，但其实质还是学历教育。直接面向农业转移人口的从业培训，目前还没有。

相对于企业而言，职业教育机构的师资、设备和场地都比较完善，其培训资源相对比较成熟，部分职业教育机构还有考证发证资格。如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能充分发挥各层次职业教育资源的作用，引导其为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提供适时正规的从业知识和技能培训，不失为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水平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二）社区

多数农业转移人口长期在城镇就业，落地在各社区生活。但目前的社区服务往往只针对户籍在社区的城镇居民，极少能让农业转移人口享受到。在就业方面，大多数农业转移人口遇到就业困难时，一般都靠老乡和朋友帮助解决，还没有将社区作为一个可依赖的 “家”。

究其原因，主要是上级主管部门没给社区这样的经费支持，面对为数不少的农业转移人口群体，社区自然也没有能力组织这样的培训，更谈不上就业帮助了。由此，要在社区建立为农业转移人口服务的平台，在政策、资金、人员等方面给与一定的支持，以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适时的援助和支持，为他们融入城镇提供人性化的平台。

（三）政府

政府作为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机构，近几年虽然一直在努力推进城镇化建设，对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就业生活提供了一些政策支持和保障，但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法律法规不健全，往往导致了多数农业转移人口，特别是户籍还在农村但却长期居住就业在城镇的群体，成为最大的弱势群体，常受到排斥。社区就是因为缺少政府的资金支持而无法对农业转移人口提供就业帮助，导致了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居住就业的“边缘化”现象。

综上可知，现阶段浙江农业转移人口由于缺乏良好的职业引导和技能培训，普遍从事着技术含量低和报酬差的工种，加上目前各层次职业教育机构、社区和政府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政策支持和帮助力度不大，引导不足，存在着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极不匹配的状况，这一现象的长期存在将不利于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和推进。

四、农业转移人口就业能力的提升对策

（一）职业教育

1.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

要从根子上改变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能力，首先，要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的顺利实施和全面普及，防止经济落后地区的适学青少年群体因为家庭经济困难等各种原因而过早离开学校加入打工者的行列。其次，以农村初中毕业生为主要对象，加大力度开展农村职业教育，政府也应适时加大对农村职业教育的投入，适当补贴贫困家庭青少年接受职业教育。

2.利用各层次职业教育资源，实行订单式培养

近些年浙江各地中高职院校、职业培训机构遍地开花，蓬勃发展。查2014年统计年鉴数据可知：目前浙江有高等职业院校49所，中等职业院校300所，成人技术培训学校4753所，技术培训学校2768所，成人初等学校59所，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学校9所，成人中等学历教育学校44所，成人中学393所，技工学校66所，职业教育资源不可谓不丰富。

3.改革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改革职业教育办学模式，鼓励民间力量投资农村职业教育，把职业教育作为农村义务教育以后、进入劳动力市场以前的中间过渡阶段。首先，要改变当前政府垄断农业转移人口培训市场的现状，全面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实行企业化运作，政府只掌舵不划桨，以“裁判员”的身份切实抓好农业转移人口培训市场的质量和水平。其次，要做好全面的统筹安排，政府应加强对农业转移人口职业培训市场的规划、管理与监督，搞好培训与就业的长期规划。再次，要推进权威机构对于农业转移人口职业技能的鉴定，落实职业技能资格证书制度，使得农业转移人口的职业资格证书成为劳动力市场的“准人证”，以此来指导和监督农业转移人口职业培训工作的开展，促使职业培训适应地方经济发展的需求。

（二）所在社区

农业转移人口每天生活的所在社区构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的场域，应充分重视“接受社区”在农业转移人口提升就业能力方面的重要作用。首先，社区可建立数据信息档案，完全登记农业转移人口的基本信息，如性别、姓名、学历、婚姻、联系方式、职业或岗位，同时登记农业转移人口的数量、比例、分布，记录其就业情况和就业需求。这些数据信息可与政府下属的人力资源机构共享，争取从大平台层面形成信息对称，以提供更好的就业服务。其次，社区可根据就业需求，针对性地开展就业技能培训。再次，在社区公告栏里，定期告知就业供求信息，形成自助服务平台。最后，社区可针对附近企业的用工需求，在周末开展小规模就业供求洽谈会，以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满意就业比例。

（三）当地政府

政府在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进程中，从政府职能发挥的角度，可借鉴一下英、法、德、美等发达国家的成功运作经验，特别是英国的做法。首先，尽快推出有利于农业转移人口公平、稳定就业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章，以从制度层面保障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机会。其次，政府应把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就业能力的问题提升到公共服务层面上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再其次，政府作为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应从市场供需层面的供给方角度，提供公共服务所需的资金，这部分资金投入也即投资，长此以往，不但能积极有效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也将极大地促进现代化进程和国民经济发展。再次，政府在提供此项服务的角色上，应该是掌舵者，而不是划桨者，注重服务方向和目标的实现，而不是具体的操作。最后，可借鉴英国成功的运作经验，把“农业转移人口就业能力提升”这个大项目市场化，采用招标的方式，让有能力承接此项目的主体间平等竞争，实行购买培训的办法来实施此项目，以实现效益最大化。（作者单位：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黎智辉，黄 瑛.“半城市化”与“市民化”―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城市正式移民问题研究[J]，规划师，2013，（4）：32-36

[2]叶华靓.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思考[J]，市场论坛，2013，（5）：51-53

[3]胡文静. 安徽省新型城镇化的瓶颈：农民工市民化影响因素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3，（2）：17-19

[4]浙江省统计局.2014年浙江统计年鉴[DB/OL].

[5]咸怡帆，杨虹. 新型城镇化中的农民工市民化探析[J]，中国第五次人的发展经济学研讨会参会论文，2013，191-194

[6]王瑜. 立法保障农民工平等就业权[N]，工人日报，2013.06.02（2）.

[7]吉阳光.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劳动力人口就业中的政府因素分析[D]，苏州：苏州大学，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