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模式”研究述评

【摘要】文章认为近几年学术界对“浙江模式”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对模式的范围、内涵、特征，形成因素，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转型四方面。通过归纳整理分析后，文章对“浙江模式”的形成、发展、升级转型的再认识对目前国内应对经济危机以及全国其他地区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浙江模式 综述 浙江经济

一、导语

美国斯隆管理学院学者黄亚生曾指出，理解浙江的兴起，正是了解中国发展的最佳途径。认识和破译浙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挑战，正是解决中国经济发展存在问题的途径之一。浙江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相应的解决途径可为其他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2007年，浙江省人均收入突破5000美元，成为国内第一个达到中上收入国家水平的省份。2008年，浙江省生产总值达到21487亿元，突破两万亿元大关。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浙江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前沿阵地之一，经济发展始终走在全国前列。一个资源缺乏、工业基础薄弱的省份，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迅速发展成为一个经济强省；一个在亚洲金融危机引致内需不足，市场疲软的情况下，仍显示出较强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的省份，它背后的奥秘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此后，学术界把浙江特有的经济发展模式称为“浙江模式”。1929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后，2008年全球经济又遭受一次袭击，中国概莫能外，浙江也未能幸免。浙江经济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寒冬”，燃眉之急是寻求应对经济危机的妙方，但从长远来看是寻找如何成功实现发展模式转型升级的途径。唯有了解历史，才能谋划未来。笔者试图通过回顾近几年学术界对“浙江模式”的相关研究，对“浙江模式”做一个系统的归纳和梳理，旨在为现阶段科学谋划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理清思路，更好地创新发展模式，拓展新的发展空间。

二、范围、内涵及特征

学术界对“浙江模式”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90年代，最早对“浙江模式”进行系统性研究的是刘吉瑞研究员。他对1978年至1996年间浙江工业和企业体制、农业体制、贸易和市场、投资和金融市场、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政府对经济管理六方面的市场化程度进行了定性和定量的分析研究后，认为“小企业，大市场”是“浙江模式”的精髓所在，“内生性、微观性和诱导性”是“浙江模式”的三大特点。最早在文献中运用“浙江模式”一词的是金祥荣教授。“浙江模式”是发源于“温州模式”。上世纪80年代，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了“温州模式”。温州“依靠两股力量――市场的力量和民间的力量，率先彻底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在全国形成一个开放、完整、竞争的市场体系。市场为主导，民营经济为主体和地方政府的无为而治是“温州模式”的基本特征。20世纪90年代以后，“温州模式”“已经不再局限于温州行政区内，而是扩展到台州、宁波、绍兴、金华和杭州部分地区，是浙江最具活力的经济模式，所以称为‘浙江模式’也未尝不可”。史晋川教授认为“‘浙江模式’只不过是被放大了的‘温州模式’”。任何一种区域发展模式在经历了一段时期后都要“推陈出新”，否则就会“不进则退”。世纪之交，一些学者对“温州模式”提出了警示和质疑，认为“温州模式”正处在历史性转变的紧要关头，“温州模式”亟需新的创新。在“温州模式”的基础上，浙江人民通过不断创业创新，创造出了“义乌模式”和“台州模式”。陆立军教授最早发现并提出了“义乌模式”，认为义乌“通过实施兴商建市的总体发展战略，同时注重以商促工、以商强农、科教兴商，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发展，初步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农村经济发展”。“义乌模式”的特点是“兴商建市，以小商品市场为龙头和核心，以市场经营者为主体，以要素市场和第三产业配套，以现代交通通讯为媒介，以商强农，以商促工，工商联动，带动经济社会全面整体发展”。2000年，陆立军教授对义乌模式的核心――小商品专业市场能够长久不衰的原因作了专题分析。2006年，他又将研究视角拓展到以义乌小商品市场为核心的跨区域分工协作网络，提炼出了“义乌商圈”这一概念，从而将义乌模式的研究视角拓展到与义乌小商品市场相关联的国内外所有区域和经济主体的分工协作关系上来。

1998年，专家学者首次提出了“台州现象”。史晋川教授在《民营经济与制度创新：台州现象研究》一书中认为，“台州现象的本质是民间游资加政府增进的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台州市地方政府在台州企业产权组织结构和产业集聚等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积极的角色”。“台州现象”的内涵是民营主导加政府推动的发展模式。2008年12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次提出了“台州模式”的概念，认为台州模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协同发展的范例。从本地实际出发，探索创造出了通过内生型工业化道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通过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保障和实现人民权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协同发展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被称为台州模式。台州政府在战略选择、规划、服务、管理等诸方面更加积极主动，政府作用更加突出；台州更强调民营经济的自主发展，更强调市场与政府的均衡。台州模式将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更好地结合起来，统筹社会与经济发展。从“温州模式”到“义乌模式”再到“台州模式”，“浙江模式”的内涵进一步得到丰富和发展，但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浙江模式”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1996年，刘吉瑞研究员从经营主体和资源配置方式特征出发，把“浙江模式”概括为“小企业、大市场、具有完全竞争特性的初级市场经济模式”。1997年，方民生研究员从市场化过程和市场结构的特征出发，把“浙江模式”概括为“结构多元的、贸易主导型的、诱致性创新为主动力的市场化模式”。陆立军教授等人认为，“‘浙江模式’是指在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浙江所特有的样式、方法、路径和特征”，其内涵可概括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制度变迁宏观背景、发展环境下，浙江农业、农村领域由内源性力量推动的市场化变革带动工业化和城市化，并逐步走向国际化的道路”。史晋川教授等人把“浙江模式”归纳为“以市场为导向，以民间诱致型制度创新为动力、以农村工业化和小城镇发展为主线的内发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刘迎秋研究员认为“浙江模式”是“思维创新、重构市场主体、加速要素流动、区域特色经济、民众与政府形成合力”的内源自力型模式。2007年陆立军教授提出了以“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创业富民、创新强省”为核心内涵的“新浙江模式”概念，他认为新浙江模式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点：发展战略上，始终贯彻一条“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红线；在经济体制上，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运行机制上，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在发展思路上，比较注重统筹各方、协调发展。对于“浙江模式”具有的基本特征，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一是发展主体：“内生型的自组织的增长动力系统”是最有效率的制度。“浙江模式”以民间群众和基层干部为发展主体，通过“内源性民间力量推动经济发展”，通过自主创业、自主竞争和自由交易，发展壮大这种“民本经济”或者说是“草根经济”。因此，罗卫东教授认为，“浙江模式”具有“世俗化、理性化和平等化”的基本特征。二是发展动力：各个发展阶段，“创新”都是“浙江模式”的发展动力。民间诱致型的制度创新引发的活力和效率是“浙江模式”的主要动力源，形成了民间投资、民间运营和民间分享的“民有、民营、民享”自我循环的经济体系。三是发展路径：以农村为突破口，从农村这个计划经济体制约束最薄弱的区域开始。罗卫东教授等人认为从区域发展类型看，浙江模式发展的主要线路是“从农村向城市推进，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辐射”。四是发展机制：“浙江模式”始终以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为导向。五是发展形式：以个私民营企业为主体，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产业，以块状经济为区域产业组织迅速推进经济发展。六是发展潜力：“浙江模式”具有可扩展性和普适性。以民营经济为代表的“浙江模式”具有很强的自组织性和自适应性，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浙江模式”准确地说是具有浙江特色的区域发展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 和完善，其范围和内涵将不断被突破和丰富，波及效应不应仅仅局限于行政区域，只要具有其基本特征，都可以被视为“浙江模式”。

三、形成因素

“浙江模式”形成的原因一直是上世纪90年代学者专家研究的热点。“浙江模式”的形成和发展背后具有深刻的自然、社会和历史根源，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为此，许多学者对此做出了调查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这些因素并不是独立发挥作用，而是互相作用，共同推进催生了“浙江模式”。一是区域文化：浙江的区域文化是“浙江模式”的精髓所在，也是其它欲赶超区域最难在短时间内效仿的。因为浙江自古就是商品经济发达区域，民间有着丰富的市场交易知识，当地人民潜存着物质利益，热衷于跨区域流动进行生产交易。“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敢为人先”的“浙江精神”在一定的体制环境下激发了浙江人民的创业创新精神，“重功利、重个体、重能力”的价值观在一定的体制环境下培育了大批企业家。罗卫东教授认为，“民间企业家创新是浙江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原因”。“根植于浙江人群中的传统文化形成的公共知识为制度供给提供了‘道德支持’”，使得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创新得以成功。二是制度创新：“浙江的巨变主要是以诱致性创新为主动力的制度变迁的结果”。民营企业家的制度创新对“浙江模式”的发展贡献了巨大的能量。特别是以非公有制为主体、明晰的、可积累、可控制、排他的产权激励机制为特征的新财产所有制结构大大激发了浙江人民敢为天下先、吃苦耐劳的创业创新精神。譬如，叶航教授认为，“浙江改革进程中最具独创性的政府制度创新――全国独此一家的以县为本级的财政管理制度使地方政府的基层组织具有了与当地经济发展相匹配的效用函数和偏好，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基层政权组织参与群众自发性市场化改革的积极性，并为保证政府的效率与公平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三是政府有限干预：浙江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过程中较好地处理了市场、政府、企业、民间组织之间的关系，四者之间相互独立，互不依赖，但又互为整体，有机联动，相互配合。“‘浙江模式’是市场经济中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在地方层面有级结合的成功典范”。罗卫东教授认为，“地方政府有限干预的政治文化是浙江经济发达的必要因素”，“为浙江模式形成发展提供了自由发展的体制环境”。上个世纪“由于民间力量的旺盛和直取市场化利益的内驱力之强大，浙江地方各级政府对推进改革和推动经济发展只发挥了次要或从属的作用”。四是市场机制：早期市场主体确立和市场机制建立完善是浙江经济发展的加速器。“浙江模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伴随着以专业市场为特征的新市场秩序的迅速建立，同时专业市场的升级换代又进一步推动浙江模式的转型升级。金祥荣教授认为“专业市场是浙江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制度基础，也是浙江模式具有竞争力的效率来源”。五是工业化：农村工业化是浙江模式发展的起始点。改革开放以后浙江农村在全国率先走出了一条以民营经济、专业市场和产业集群为特征的工业化之路。罗卫东教授认为，“改革开放后，虽然浙江受到的体制性约束逐渐被废除，但是政策性约束还依然存在，在无法突破这种政策约束时，只有从体制创新力最强的区域（浙江农村）开始，从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张仁寿教授认为，“块状经济已经成为灵活性很强、专业化程度很高的地方生产系统。它们建立在专业化分工基础上，具有‘小商品大市场’、‘小企业大协作’的效应。”六是城市化：“浙江模式”的发展离不开城市化的过程。薛国琴认为“浙江城市化走的是一条小城镇发展之路，小城镇吸纳农村人口和劳动力之多，已经成为推动城市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以看出：“浙江模式”是浙江人民在一定的区域文化熏陶下，在地方政府有限干预的环境体制下，通过制度创新，率先在全国进行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形成的。

四、问题

任何一种发展模式都不是十全十美。早在1998年，金祥荣教授就撰文指出，“浙江经济发展正在逐步陷入一种以古典经济结构为特征的模式锁定，并形成为一种路径依赖”。2006年，罗卫东教授通过对比2004年、1995年和1985年行业构成发现，经过若干年的发展，浙江工业规模扩张很快，但是产业基本格局没有根本性变化。在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面前，“浙江模式”暴露的问题更加集中，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发展动力弱化：浙江经济依然难以摆脱主要靠生产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二是生产主体层次低：小商品，大生产，大市场，低成本扩张，高速度增长是浙江模式在过去几十年能够经久不衰的“杀手锏”，但如今，“低、小、散、弱”在全球化的产业链中处于低端。产业层次低，企业规模小，空间布局分散的局面基本没有改变。有实力的大企业和有创新活力的企业数量少；企业多注重规模扩张，注重多元化，忽视战略化发展，忽视核心竞争力的提高。三是增长结构不科学：传统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高耗能的产业依然占主导，高附加值、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比重依然偏低，“传统优势产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递减”。另一方面，低层次的资源禀赋结构不利于区域自主创新，尤其是人才缺乏和资金缺乏是面临的两大主要困难。四是生产方式粗放：主要表现在资源配置率低。企业热衷规模扩张，导致资金短缺，经济层次和水平提升受到阻碍。随着发展成本的上升，人民币的升值、能源价格的上涨、劳动力成本的提升、土地等不可再生资源的紧缺，浙江“企业整体外迁、资本输出趋势明显”，出现产业空心化。随着以上这些问题的不断加剧，“浙江模式”的先发优势正在逐渐丧失。

五、转型升级

1、目标。（1）跳出全国，放眼全球：“浙江模式”转型升级的目标不应该仅仅局限在国内，应从整个国际经济发展的视角制定目标。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所朱李鸣研究员认为“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目标是应该形成有国际竞争力的、高度协同的现代产业体系和城（市）镇体系，在全球化的产业和城市分工中获得持久和最大的国际分工受益，形成新的国际竞争优势”。（2）跳出经济论经济：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郭占恒认为“浙江模式”的转型既要考虑经济，又要考虑社会、文化等方面。

2、核心。“浙江模式”转型升级的核心应“从要素、投资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从内源型发展模式向内源与外生相融合的发展模式转变”，“扭转报酬递减的低成本扩张、低价格竞争和低报酬的趋势，构筑报酬递增的内生机制”，充分认识到创新是发展的根本动力，依靠自主创新，利用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挖掘自身潜力，走集约型发展道路。

3、对象。“浙江模式”转型升级需要依靠一系列的子系统的升级转型来完成。（1）观念的转型升级：落后的观念阻碍经济的发展。方民生研究员曾把“思维创新”看作是浙江改革开放以来巨变的最重要动力源。何大安教授认为研究浙江经济转型需要研究浙江人的行为方式。（2）产业转型升级：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层次的提升寻找转型空间。针对浙江具有得天独厚的漫长海岸线和天然深水良港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张仁寿教授认为浙江应该顺应工业化发展的规律，在重视改造提升传统轻纺工业，扶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特别要重视发展重化工业，并把它作为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的战略途径。傅白水教授认为，浙江模式转型升级的一大抓手就是发展第三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业。提升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郑吉昌教授认为现代服务业是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助推器。浙江省政府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施利民认为“浙江迫切需要提高技术产业层次”。（3）市场转型升级：金祥荣教授认为，推动浙江经济发展方式和模式的转换应充分发挥作为“市场大省”的优势，通过专业市场信息集聚和扩散、交易制度、交易技术和外向带动等市场功能和制度的进一步创新。（4）区域发展转型升级：尤其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和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建设区域创新体系，提升块状经济。浙江工商大学倪树高教授认为浙江的产业布局和城市布局要从注重形态向注重内容转变，提高区域经济的组织效率。朱李鸣研究员认为浙江要研究新形势下新型城市经济的发展趋势。（5）体制转型升级张寿仁教授认为，浙江模式要发展必须要实现经济体制的转型和社会结构的转型。（6）发展方式转型升级：要从注重数量到注重质量；从粗放型，要素投入型向集约型、创新型经济发展转变。

4、主体。“浙江模式”转型升级需要特定的“主体”来完成。（1）企业：企业是自主创新的核心组织。必须注重企业的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组织创新。“内源型企业要依托国内大市场实现内演式的转型升级，外向型企业要依托国际市场实现外演式的转型升级”。（2）人才：人才是自主创新的核心主体，必须加强人力资源的培养和储备，实施人力资本强省战略，提高区域要素禀赋素质，优化区域要素禀赋结构。（3）政府：政府是自主创新的核心倡导者和支持者。转型升级，政府职能的转换是关键。因此，需要“深化体制改革，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政府应该结合各地的实际发展情况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进一步创新，做好对微观主体服务工作、提高工作效率，维护社会公平。

六、结论

“浙江模式”作为一种区域发展模式，本身就在不断演进。我们不能一味地锁定在某个阶段、某个特定点上的“浙江模式”，必须与时俱进，用发展的、借鉴的眼光和思维推进“浙江模式”的不断创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浙江的经济体制变动出现以一种极其明显的体制整合现象，省内各地区的区域特色开始消退，原本各异的模式逐渐趋同”，一直到本世纪初涌现的“义乌模式”、“台州模式”，“浙江模式”的最大成功之处就是充分发挥调动人民的首创精神，充分认识发展现实、发展障碍和发展潜力，充分尊重规律和环境的改变，充分利用发展机遇和政策优势，充分整合资源和要素。“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是“浙江模式”的精髓；以人为本，以市场为导向，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相结合是“浙江模式”的法宝。

【参考文献】

[1] 朱李鸣、朱磊：求索发展模式――创新之道[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2] 徐明华：浙江现象：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

[3] 史晋川：浙江省改革开放研究的回顾与展望[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4] 罗卫东、许彬：区域经济发展的“浙江模式”：一个总结[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6（1）.

[5] 陆立军：略论“浙江模式”及其转型与提升[J].商业经济与管理，2007（9）.

[6] 倪树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重道远――转变浙江经济发展方式学术研讨回综述[J].浙江经济，200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