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针对性地微调、预调将是应对结构性通缩的常态

对于本届政府来说，结构性通缩要比通胀更难治理，因为面对通胀只要货币政策适度收紧即可，而结构性通缩就要有针对性地进行微调、预调。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5月刊中，通过署名文章《关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系统阐述了他依靠改革解决问题的转型思路。在实际行动中，对于老问题他已经在尽量克制的不去采用“老办法”，而是站在更加长远的角度寻找稳增长与立足改革的新方法。

笔者认为，总理所指的不能再采用“老办法”就是历届政府惯用激进的刺激经济增长的方式。很多人希望重现2009年那样的4万亿投资计划和10万亿天量信贷，再让中国经济在短期内重现生机。不过，鉴于这类刺激政策后遗症太多，所以本届政府再推出的可能性几乎没有，目前中央政府要做的就是稳经济、调结构、防风险三件大事。

其一，不可否认，包括钢铁在内冶金行业已连续28个月的负增长，化工和煤炭行业已经分别连续26个月和22个月的负增长，中国上一次出现该局面还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但鉴于结构性通缩不是周期性问题，而是出口、消费、投资的严重失衡的结构性问题，故一旦投资大幅下滑，就会造成我国制造业面临产能过剩的尴尬。

所以即便是把存款准备金率大幅下调，也无助于让中国制造业摆脱险境，只会制造出更多的过剩产能，更大的资产泡沫。不过，目前制造业的困局倒给本届政府提供了去产业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契机，接下来要做“去过产化”的兼并重组、产业结构升级将大跨步进行。相信制造业在经历过重新洗牌之后，仍将焕发勃勃生机，届时中国的制造业将更加强大。

其二，面对经济的结构性通缩，国家发改委在5月18日宣布推出首批80个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建设营运的示范项目，引入民间资本建设投资，这样既可以减轻政府的投资压力，又可以促进经济的稳健增长，更可以盘活社会存量资金，可谓一举三得。不过笔者认为，要让民间资本放心大胆的投资，政府部门必须做好两件事，一方面要让民间资本投资项目有“钱途”，并保证开放政策的连惯性。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在信贷领域也要给予积极的配合。

另外，5月14日，国务院了《国务院关于同意建立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批复》，同意建立由发改委牵头的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这是对政府一年多前首次的关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的落实，标志着中国收入分配改革迈出了实质性一步。

本届政府之所以致力于推动“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原因有二：一方面，中国的现实是，2013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73，仍维持在自2003年以来的0.47之上，居民收入的绝对差距仍在扩大，这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另一方面，如果社会财富都集中在少部分权贵群体手中，就会造成居民消费动能不足，这既不利于消化过剩的商品库存，也不利于经济结构转型的推进进程。所以通过“控高、扩中、提低”从而打造橄榄型社会，很有必要。那么接下去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将如何进行下去呢？

首先，垄断国企员工收入偏高，民企职工收入增长较少。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垄断性质企业的工资水平远远超出了其他普通企业的工资水平。有媒体对113家央企及其上市子公司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进行整理，发现2012年央企及其上市子公司共287家在职员工平均工资为111357元，相比2011年平均工资102965元增长了8.2%。2012年央企职工工资的涨幅有减缓的趋势，然而垄断企业的工资仍然远高于社会平均工资。

笔者认为，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应该让垄断国企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在将其缴纳的红利大幅提高之外，还应该引入更多的民间资本，而唯有打破垄断，完全市场化才能遏制垄断行业职工的收入过快增长。

再者，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再上30%（其中还不包括乱收费、乱罚款）。在改革开放的前15年是国退民进，政府的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不断下降，下降到最低点1995年的12%。从分税制以后，分税制确实是一个转折点，是从小政府到大政府一个转折点。1995年之后，各级政府收入占GDP比重逐年上升，尤其是2008年以来迅速地增加。

笔者认为，政府部门在社会财富分配上蛋糕分得过多，会造成两大恶果：一方面国进民退，政府掌握的资源过多，就有投资的冲动，再加上中国没有对政府的预算进行制约的机制，最后很容易导致各级政府背负一身债务。另一方面，大量社会财富流向政府部门，用于投资，而不是社会保障，这就会导致民间消费的大幅萎缩，经济结构的转型却迟迟无法成功。所以把税费转化为老百姓的收入，对改革收入分配将是很大的利好！

最后，腐败和权力寻租必须抑制。根据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的调研，2011年灰色收入已高达6.2万亿元，并且存在继续扩大的趋势，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存在重大扭曲。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财富增长远远低于GDP增长的速度，享受不到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笔者认为，一方面个别政府官员和企业高管等权贵阶层拥有大量灰色收入甚至是腐败收入，他们可以通过稳秘的途径合理避税，根本不需要缴纳任何税款，另一方面，我国的个调税基本就是“工薪税”，根本无法起到再次调节社会收入分配作用。所以加大惩治腐败力度，提高个调税税基，降低税率尤为必要。

其三，允许地方政府发债将债务危机延后。一直以来，人们都在担心，房地产市场如果出现问题，势必会影响到土地市场价格，届时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将会减少，这无疑会给今明两年地方政府数万亿债务集中到期埋下隐患。甚至有学者指出，中国式债务危机将会爆发，必将会拖累中国经济。

不过5月21日，国务院正式印发文件，批准10个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地方政府被允许自发债券。这既说明中央政府简政放权的决心，又说明其不会再给地方政府的债务进行兜底，最后也给了地方政府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将中国式债务危机向后延期的可能。不过，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将债务延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一方面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责权、事权方面的责任要厘清，在税收方面中央政府应适当让利于地方。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应该转变职能，由投资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这样债券规模就不会迅速扩大。

中国经济目前的问题是结构性，而非周期性问题，就连通缩也是局部区域的结构性通缩。再加上2009年的刺激政策的后遗症，我们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方面回旋余地已经很窄。正因为如此，中央政府既要在如何利用好民间投资和扩大民间消费方面做文章，又要防范由于经济下滑而带来的各种潜在的金融风险。所以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宏观经济领域对经济进行微调和预调将会是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