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何来 第1期

幸福与不幸，以及相关的乐观与悲观情绪，是各个民族最为关注，各种语言描述最为丰富的主题之一，因为它们是人类最基本的情感。

法国人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居民相比，很少承认自己非常幸福。在阳光明媚的意大利，笑容灿烂的工人和歌喉嘹亮的农民也常说自己不幸福。不知别人如何解读这些现象的含义。在我研究它们时，关注的是上述不同国家同一社会阶层的幸福感差异。当时只有零散的调查结果，所以只能假设人们的回答是短期的、暂时的，可能只是对某些临时情况如经济危机的合理反应。

大规模社会调查数据使我们衡量国民幸福的局面完全改观。有了这些数据，可以追踪考察十个欧洲国家在十年之间（1976年-1986年）的反应，还有更多不同类型国家的短期反应。通过研究可清楚看到，不同国家人民认为自己幸福或不幸的倾向十分稳定，每年变化很小。

观察这些欧洲国家的幸福感排行，人们可能由此假定，幸福感受的表达与收入或财富密切相关。然而，这种想法受到一些相反证据的挑战。在任何国家，个人收入水平与幸福的关联都非常微弱。其次，始终存在这样的事实：国家财富增长，国民的平均幸福感受没有相应提升。最后，当有些时候我们可以把多个贫穷或欠发达国家纳入调查范围时，却发现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大众的幸福感之间经常没有关系。

1979年一项由日本人主持的调查，虽然又一次显示欧洲国家的相似模式——英国有47%的人非常幸福，而意大利和法国只有10%和16%，仍然没有证实国家落后和个人不幸密切相关。

在两个拥有许多相似客观特点的国家之间，我们能否发现国民基本态度和个人特质等主观层面的重要差异？

以荷兰和丹麦为例。两国地理位置相似，近代以来没有战争，在国际事务中声誉良好。两国都有长期的高效民主实践经验，同时又对王室保持忠诚。两国人口密集，几乎全部实现城市化和工业化；人均收入高，汽车、电话十分普及。两国不像比利时那样深受民族问题困扰，不过荷兰被天主教和新教平分天下，而丹麦人则十分一致地皈依国教。这也许会导致其他重要差异，但影响我们的主要看法是：丹麦人可能是日耳曼文化中一些常见倾向的继承者，而这对荷兰人没有显著影响。当然，两国的历史经验还有很多不同。最应该强调的也许是：我选择这两个国家时，对于比较将揭示什么样的差异没有任何预期。

两个国家人口样本的绝大多数，在回答中并没有体现出明显差异。这在意料之中，因为从很多方面看，欧洲人可以说共享一个文化传统，而我选择比较这两个国家，恰恰是因为它们通常被认为在许多方面相似。因此，关键的问题不是它们如何相似，而是它们如何不同。我的研究确实凸显出丹麦人和荷兰人具有实质性差异。这些差异不是偶然的，它们反映了一种模式，说明除了具有一般欧洲发达国家国民共有的很多特点，荷兰人和丹麦人体现出若干迥然相异的心理—社会特征。

比起丹麦人，荷兰人似乎更容易被生活中各种力量束缚或制约，他们更常觉得自己不能影响事件的进程，认为外力决定自己的生活。比如，当问到他们是否能使国家变得更好时，丹麦人表现出对个人政治效能的强大信心，这一直领先于其他国家，通常是荷兰人的两倍。当问到“你能在多大程度上自由选择和控制自己的生活”时，回答“很大程度”的丹麦人占43%，荷兰人只有22%。

荷兰人在评价生活时的负担感几乎是自己强加的。丹麦人看起来更愿意随遇而安，接受权威结构和周围人的行为。荷兰人愿意承担责任的一个标志，是他们时刻准备着帮助贫穷或受灾地区的人们，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他们对这类事情的积极性是丹麦人的两倍。如果上级下达了一条自己不认同的命令，大多数丹麦人选择服从命令；而荷兰人坚持必须能让他们相信这个命令是正确的。

面对邻居有可能表现的11种极端主义或异常行为方式，荷兰人明显表现出与这种人比邻而居的忧虑，丹麦人则不以为意。34%的丹麦人不会拒绝与这种极端分子或异常人士为邻，而持类似态度的荷兰人只有8%。

荷兰人感受到的生活制约和他们加于自身的负担，显然对心理幸福感有负面影响。在所有受调查国家中，丹麦人对生活的满意度排名第一。荷兰人尽管位居第二，但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一直落后于丹麦人10个甚至20个百分点。最重要的一个证据是，71%的荷兰人感到“焦虑”，这个数字领先于其他国家，只有22%的丹麦人有这种感觉。

《国民性》，（美）艾历克斯·英格尔斯著，王今一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11月。本文摘自该书第11章，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