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核危机及其控制

[内容提要]国际核危机严重影响了国际社会的稳定,威胁着人类社会的安全,如何认识国际核危 机以及控制国际核危机是国际关系学界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本文介绍了国外四十多年来对 国际核危机及核危机控制研究的情况,分析了国外在这一领域研究的两个阶段各自的研究重 点和特点,并给予了评价。

[关键词] 核危机 国际危机 危机控制

中图分类号:D81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9)1-0086-10

自核武器发明以来,国际社会已经发生了数次国际核危机,包括古巴导弹危机、印度和巴基 斯坦核实验危机,正在演变进程之中的朝鲜核危机和伊朗核危机。这些核危机严重影响了国 际社会的稳定,威胁着人类社会的安全。在国际核军控机制未得到完善和有效遵守的情况下 ,不能排除今后还会出现类似核危机。鉴于国际核危机失控将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如何认识 国际核危机以及控制国际核危机成为国际关系学界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本文将梳理国外对 国际核危机以及核危机解决办法的研究成果。[1]

国际核危机是指涉及核武器或者由核武器所引发的破坏国际稳定、威胁国际安全的恶性状态 或事件。国际核危机的控制,是对国际核危机的应对与管理,是国际社会在国际核危机发生 后为防止危机恶化并最终消弭危机而采取的各种措施和办法,包括为了预防国际核危机和解 决国际核危机而制订的各种条约、协议、预案以及设立的职能机构等。国外学术界对国际核 危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际核危机的类型、国际核危机产生的原因、国际核危机的演变过程 等方面。对核危机控制的研究则集中在国际核危机的预防、国际核危机发生后的解决对策, 国际核危机中各当事行为体的行为模式等方面。事实上,国外学界对核危机与核危机控制的 研究一般是结合在一起的。[2]大体上看,国外对国际核危机的研究可分为冷战时 期和冷战后两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冷战时期的国际核危机及其控制研究

冷战初期,虽然少数有远见者在核武器诞生不久就预见到国际核危机的可能,并对此做了初 步的探讨,但零星的探究尚不能构成该问题在学术意义上的研究。[3]对国际核危 机及其控制 有规模的研究活动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古巴导弹危机既是冷战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也成 为国际核危机及其控制研究的契机。此后,国外学界对国际核危机的研究贯延了整个冷战时 期,所研究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核危机发生的原因(根源)、核危机的演变、核危机的类型、 核危机中的决策、核危机的预防等方面:

1.国际核危机的原因

由于古巴导弹危机是冷战时期内最重大的国际核危机,学者们集中探讨了古巴导弹危机发生的原因。总结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一般认为有这样一些原因。①苏联想通过在古 巴部署核导弹,增加能够攻击美国本土的核弹数量以改变美苏核力量对比失衡的局面,进而 实现苏美在全球战略上的均势。[4]40-56②苏联想保护古巴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 国家,使其免遭 美国的入侵,并避免苏联作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领袖的声誉受到损害。[5]③苏联准 备在柏 林问题上摊牌,制造危机来分散美国的力量部署和战略注意力。[6]④由于美国在 土耳其部 署了导弹,苏联想取得和美国的导弹部署相对称的局面。[7]在各种解释中为更多 人所信服是 当时战略核力量上逊色的苏联试图通过冒险来取得与核武力量优势方相等的战略地位。 [4]106亨 利•基辛格较早前曾预测到了苏美之间由于在核导弹上的差距,苏联可能会对美国进行核讹 诈,这样必将极有可能在美苏之间引发核危机。[8]

除了古巴导弹危机这个案例,学者们还分析了国际核危机发生的其他可能原因。约瑟夫•奈 分析了核危机的几种可能原因。他认为国际核危机一般发生在热点地区,由于热点地区往往 是超级大国的利益汇集地,核大国在这些热点地区的“低烈度”争端有向“高烈度"冲突升 级的趋势,核大国可能会无意识地将一般性的利益冲突升级为核危机;一些发生在核大国之 间的“随机性”遭遇也可能够导致国际核危机;另外,发生在敌对的核强权国家间的一般级 别的紧张局势,或者它们之间的一次意外导弹发射都可能引发一次核危机进而引发核战争。 [9]409此外,学者们还讨论了被第三方(例如恐怖组织)引爆核装置也可能导致一 场国际核危机 ,特别强调当以上几种情况汇集在一起时,即使是一场意外,爆发国际核危机的可能性更大 。[10]188

2.国际核危机的类型以及发生和演变进程

理查德•奈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尝试为国际核危机进行分类,他将可能出现的 核危机分为被有意制造出来的核危机、由主要冲突引发的核危机、战争边缘政策的核危机, 并 且在分类的基础上探讨哪种类型的危机更易于解决。他认为无意或者偶发性的核危机、双方 都试图避免升级的核危机较易于控制并解决。反之,一方蓄意挑起的核危机或者一方执意追 求胜利的核危机最为危险。[10]194约瑟夫•奈则分析了五个可能引发核危机并导 致核战争的危机 路线,它们是:①常规战争有可能升级为核战争;②孤注一掷式的先发制人;③由于错误操 作导致核武器意外发射;④由于恐怖组织掌握核武器而引发的核危机;⑤一个核超级大国对 其他中等核国家发动的突然核攻击。[9]404对于国际核危机发生后的演变过程以及 为何会升级乃至于失去控制,威廉姆斯•尤里(William Ury)总结了以下几个因素:高风 险性、紧迫的时间压力、高度的不确定性、选择的有限性。由于这些因素,国际核危机的当 事方无法确定另一方的行为是精心策划还是本能的反应,抑或仅仅是缺乏情报而为。这种对 意图的不了解和在有限时间内做出判断的压力往往使危机当事方将选择集中在简单化和极 端的选项上。另外,危机当事方决策者常常有意地预先排除一些选择以表明他们已经为特殊 的后果承担了责任。尤里解释了以上这些因素合在一起的“歪曲效应”使危机事件中的决策 者看似相对理性的决策却产生了不理性的结果。[11]尤里等人的研究表明,处于核 危机压力下 的决策者倾向于将注意力集中于所面对的威胁上面,而忽略来自于对手的试探性的妥协建议 ,结果是,决策者往往会没有及时采取步骤来使危机降温。

3.国际核危机中的决策及信息沟通

关于核危机过程中,当事各方的决策过程,美国学者格雷汉姆•阿利森(Graham Allison) 和菲利普•泽利科(Philip Zelikow)尝试着运用理体模型、组织模型、官僚政治模 型这三个决策模型来解释古巴导弹危机中美国和苏联两个危机当事方在危机爆发后的反应以 及双方如何最终解决了这一危机事件。理体模式主要从两个超级大国的战略选择这一 角度来解释这次危机;理体模式解释了美国决策层没有在危机开始做出最强烈反应 ,而是选择了有节制,可控制地应对措施。组织模型和官僚政治模型则被用来解释危机初期 双方的反应过程和分析危机双方决策的政治环境。[4]14-16,28-32,45戴维• 韦尔奇(David welch)认为在 防止危机升级的过程中,决策层所表现出的超越惯例的能力与意愿,增加了成功解决核危机 的可能性。[12]

一些学者注意到了保持有效沟通对于缓和核危机并最终解决核危机的作用。约瑟夫•奈将不 同国家之间由于信息沟通不畅而导致的误解及猜疑形象地描述为“黑盒效应”,这种效应使 “我们只能看到盒子中输出了什么,却不能了解盒子里面发生了什么……显然,这将 导致误解,但却难以了解这个误解是什么”[9]403。鉴于信息沟通在核危机控制中 的重要性,约瑟 夫•奈在其提出的五个降低核危机风险措施别提到了在平时及核危机期间保持有效沟通 畅通的意义。持相同观点的还有罗伯特•杰维斯和威廉姆斯•尤里。罗伯特•杰维斯专门研 究了危机中决策者的心理活动,指出决策者的认知局限所导致的错误知觉有可能在危机事件 中做出错误判断。尤里基于同样的考虑,特别设计了联合危机控制中心这样的国际核危机应 对机制,这个机制首要的功能是通信中心,其次是核危机及其解决的研究机构和决策智库。 [13]建立联合危机控制中心这样的设想也得到了塞姆•纳(Sam Nunn)的支持,认 为这样的机 制能够避免由于假想和误解而带来的核危机。[14]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极为重视核 危机时信息 沟通的重要性,他甚至建议美国公开申明在遭遇小规模核攻击后,在与敌方沟通之前,不立 即进行二次核反击。[15]

4.国际核危机的应对措施及控制战略

约瑟夫•奈认为核危机控制的关键是建立一套紧急安全处置程序,这套既定的程序即可用于 阻止危机,也可用于核危机爆发时减少盲动性和不确定性。对于可能升级到国际核危机的地 区性冲突,这样一个紧急安全处置程序可以包括地区安全会议(由冲突各方以及在该地区有 重大利益的第三方组成)、国际调解以及在冲突地区快速部署维和力量等举措。[9]4 03-409还有学者 提到了高级别军事官员对话机制,认为这也是危机控制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在和平时期,高 级军事官员如果能够建立互信,重申对危机的共同理解,交流危机应对程序的信息,回顾既 往危机处理的经验,这些无疑对核危机的控制有帮助。[16]此外,核危机中的当事 国与盟国间 保持密切联系,听取盟友的意见也能避免出现核大国之间的危机失控。一些学者提到了英国 在古巴导弹危机中所起到的类似作用。[17]亚历山大•乔治列举了几个核危机管理 的必需操作 程序要求,包括:①最高文职官员控制军事选择;②危机发生后,必须为外交活动留下时间 ;③军事选择必须与外交战略相协调;④释放出的军事解决信号要与有限的外交目标相一致 ;⑤避免刺激对手先发制人攻击或诱使其诉诸全面战争;⑥首先释放政治解决而不是 军事 解决问题的信号;⑦提出解决危机的方案不要与对手的核心利益相冲突。[18]约瑟 夫•奈分析了5个可能引发核危机并导致核战争的危机路线,它们是:①常规战争有可能升级为核 战争,②孤注一掷式的先发制人,③由于错误操作导致核武器意外发射,④由于恐怖组织掌 握核武器而引发的核危机,⑤一个核超级大国对其它中等核国家发动的突然核攻击。针对这五种核危机路线,相应地分析了各种可能降低危机等级或是减轻核危机的方法,这些 方法包括:单边的政治与军事策略来提高威慑、提高军事能力的可靠性、排除核武的意外或 者非授权使用、给予重要盟国安全承诺等,约瑟夫•奈指出,这些降低核危机可能性的方法 不需要对手的合作,即使单方面实行,也是有效的。[9]403-405

5.国际核危机的解决

古巴导弹危机何以能够和平解决,有学者将最主要原因归于当时美国相对于苏联所具有的核 优势。亨利•基辛格认为核优势在危机的解除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在《对古巴危机的见 解》一书中写到:“如果不是美国能够在首先进攻的情况下赢得一场全面战争,即使在作为 一场突然袭击的受害者的情况下也能使苏联遭受无法忍受的破坏的话,这场危机就不可能结 束得如此之快和如此干脆利索……我们的威慑的可靠性要比他们的大。”[19]也有 学者提出 了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美国在事发地区的常规军事力量对比优势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这些学者认为,在核恐怖已经被双方所充分理解的前提下,美国的核优势并非是关键性因 素。在解决危机方面决定性的因素反而是美国在危机区域内明显的可用和可信的常规军事力 量优势。另外,美国在危机中采取了正确的策略也是关键因素之一。[4]72-73总的来说,大多数学者们都同意缺乏沟通和对对手反应估计不足是此次国 际核危机产生的直 接原因之一。危机当事方对核危机危险性的充分认识是危机走向和平解决的根本原因,而面 对信息不足、决策时间紧迫等压力,双方决策人的谨慎和控制危机的决心是危机得到解决的 宝贵经验。

关于如何控制国际核危机并阻止核危机演变为核战争,以哈佛大学核谈判项目主任威廉姆斯 •尤里为代表的危机管理研究专家在此问题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威廉姆斯•尤里探讨了如 何控制国际危机的方法,尤其关注如何避免两个超级大国在冷战时期产生核危机进而引发核 战争。威廉姆斯•尤里提出了一些有助于控制核危机并阻止核战争的基本机制性要素,它们 包括:①国际核危机控制中心,由分别设立在华盛顿和莫斯科的机构组成,并且保持不间断 的联系;②预订好的危机处理程序,预防引发核危机的意外事件,在危机发生后按照预案 处理;③降低核危机谈判,由美苏负责外交和国防事务的官员通过谈判讨论控制核危机的 措施;④最高危机控制会议,由最高决策者、高级安全顾问以及有危机处理经验的专家们 组成,负责危机事件的决策;⑤提高第三方(国际组织等)在国际核危机控制中的作用。[20]尤里的这些建议得到了核大国的重视,部分建议在行政机构的危机处理程序中得 到了采纳。

6.国际核危机的预防

核危机的预防是对可能导致国际核危机的因素(事件)的预先消除。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 美苏之外的其他几个大国家先后掌握了核武器,国际核俱乐部成员数量呈扩大趋势,核国家 的增多意味着发生国际核危机的可能性在增大。大部分学者认同这样的观点:将核武器控制 在越小的范围内,由于核武器所导致的危机事件的可能性越少。持这个观点的学者如理查德 •肯尼迪(Richard Kennedy)、约翰•沃特曼(John Weltman)、乔治•奎斯特(George

H. Quester)等人认为,少数负责任的核大国有能力控制好自己所掌握的核力量,并且这样 的核国家由于同时具备强大的常规军事力量,因此在与他国发生争端时,倾向于不诉诸于核 武器而是选择运用常规军事能力。相反,缺乏控制力的“新兴核国家”由于在常规军事力量 上的不自信,有可能选择依赖核武器来取得战争的“胜利”。核武器的扩散将可能增大核武 器在国际争端中被使用的概率,由此引发国际核危机的可能性随之增大。[21]也有 少数学者如 肯尼思•沃尔茨认为核武器的缓慢扩散对世界和平与稳定有利,将降低爆发战争的可能性。 [22]皮埃尔•加洛斯(Pierre Gallbois)也认为某种形式上的核武器扩散反而会 降低发生国 际核危机的可能性,因而也会降低核战争的可能。[23]关于如何防止核扩散,国外 学者提出了 许多防止核武器扩散的措施,包括核材料的监管、核技术和核设备的控制、降低无核国家制 造或引进核武器的意愿、有核国家核裁军等。但学者们在防止核扩散具体措施的有效性及合 法性,防止核扩散的最终成效,防止核扩散以技术手段为主还是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 、文化手段,应该单边行为主导还是多边合作为主上存在着不同看法。[24]皮埃尔 •勒卢什( Pierre Lellouche)回顾了上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与欧洲在核不扩散政策上的分歧,分析了 由于在核商业政策与核安全政策上美欧的获益不均造成了双方在政策目标、期望效果上的分 歧,指出美欧在核不扩散问题上的“争吵”不但影响了跨大西洋关系,并且给国际核不扩散 带来了损害。他的研究指出核不扩散政策极端复杂,不能仅仅依靠抽象的“规则”与“条例 ”,而是需要各方在具有对核危机及核战争恐惧认识的共识下来协力完成。[25]对 于核不扩散 体制的基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评价,一些学者赞扬该条约以国际公约的形式赋 予了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制止核扩散的责任,有利于遏制核武器的扩散,缓和了冷战时期核武 器竞赛所造成的紧张局势,降低了发生国际核危机的可能;也有学者批评了这个条约的诸多 缺陷,指出了条约中有核国家和无核国家间义务与权利上的不平等,条约约束了无核国家和 平利用核能的权力,制约这些国家民用核技术的发展。总体上看,大多数学者认为虽然《不 扩散核武器条约》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承认该条约为预防核危机的机制化打下了基础。[26]

除了宏观层面的核危机预防,以昂卡•马瓦(Onkar Marwah)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对区域性的 核危机预防进行了研究。昂卡•马瓦认为学界缺乏对核扩散实际发生后的影响及其后果的实 证研究。他以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核门槛国家为例,分析了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政策,研 究了特定区域内长期敌对的两个国家核武器竞赛可能产生的核危机模式,并对印度在1974年 核爆炸试验后国际社会的应对策略进行了分析,检验了由美国、英国监管核技术和核制造设 备,加拿大、澳大利亚控制核原料等所谓“国际核控新机制”的效果。昂卡•马瓦 总结他的研究结论后认为,南亚地区逐步地核武器化为理解核扩散问题提供了既普遍又独特 的案例,在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到核不扩散机制的“软约束性”,即如果一个国家决心开发核 武器,其对代价和成本的考虑并不能制约其行为。事实上,制造核武器所需要的大部分装备 、原料都 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并且这个国家不需要具备特别复杂的工业体系就可以制造出核武器 。值得一提的是昂卡•马瓦通过自己的研究准确的预计到了南亚地区核扩散将来可能引发严 重的国际核危机。[27]

7.冷战时期国际核危机研究的评价

以上述及,在冷战初期,国外学界对国际核危机及其控制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对国际核 危机与其控制的研究主要围绕着古巴导弹危机来进行,所研究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此次国际核 危机的产生的根源、危机发生后美国与苏联各自决策层的决策过程与动机、核危机演变的进 程等方面。由于古巴导弹危机是历史上第一次国际核危机,并且发生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 国外学界对此次国际核危机的研究和分析最为彻底,对古巴导弹危机的研究不仅构成了国际 核危机研究初始阶段的主要对象,也成为此后学者们不断推陈出新、温故出新的经典案例。 但是,应该看到,由于国际核危机的特殊性和案例的稀缺性,这个时期的研究成果显得涉及 面较窄和“就事论事”,对国际核危机这一课题所涉及到的其他方面,研究得不够宽广和深 入,如在苏美战略核力量达到均势后或者在两国“势力平衡”区域如果发生核对峙引发核 危机的研究猜测的成分居多,缺乏深层次的探讨,且历史描述性成分大于理论分析[28 ]。但是 ,无论如何,这一时期的研究为今后对国际核危机及其控制这个课题的研究打下了基础,引 起了国际社会对核危机的高度重视,吸引了更多的学者来关注并进行有关的研究。

20世纪70年代后,国际学术界在对古巴导弹危机进行较为充分的研究后,部分学者开始将研 究着眼点从个案研究跳转到普适性研究上,开始探讨冷战背景下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如何避免 再次发生核危机,以及发生核危机后如何控制危机,避免其蔓延和恶化。另外,随着美苏之 外的其他几个大国家先后掌握了核武器,国际核俱乐部成员数量呈现扩大趋势,从预防危机 的角度出发,核国家的增多意味着发生国际核危机的可能性在增大。因此,在这一时期,国 际核危机的预防、国际核危机的原因与演变以及国际核危机发生后的应对与解决办法成为国 际核危机与控制研究领域的核心命题。上世纪70年代到冷战结束前,国际学术界对核危机的 研究特点是:研究议题更为宽泛,由注重对个案的研究扩展到普适性研究,重视寻求对整个 核危机规律性认识的把握。部分学者开始运用建模推理、系统论、控制论、心理学、行为理 论等各种新的研究范式来做研究,对国际核危机的原因、预防、应对等做了较为详尽的分析 并提出了许多很有启发性的意见,这些意见受到一些国家的重视和采纳,并部分运用于国际 关系实践之中。古巴导弹危机后虽然超级大国之间还发生过有可能导致直接冲突的危机事件 ,但都不曾演变为核危机,这离不开各国决策层对国际核危机研究成果的吸纳。但是,囿于 冷战这个大背景,这个阶段对国际核危机与控制的研究还主要围绕着超级大国间爆发核危 机来做理论建构和模型推演,研究的“想象力”似有局限。虽然也有学者探讨了“超级大国 为主角”式核危机之外的危机类型,并做了一定的研究,但不占这一时期研究的主流。

冷战后的国际核危机及其控制研究

冷战结束后,国际核危机频繁爆发。印度与巴基斯坦在1998年连续进行了一系列核试验,引 发了冷战后的第一次国际核危机,紧接着先后爆发了朝鲜核危机和伊朗核危机,引起了国际 关系学界对国际核危机及其控制研究的再度关注。近十几年来,国外学界对国际核危机的研 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问题:

1.冷战后国际核危机频繁发生的原因

为何在两个超级大国紧张核对峙的冷战时期,国际核危机只发生了一次,而冷战后国际核危 机却频繁发作,学者们对此有多种解释。一些学者区别了冷战后爆发的几次核危机与冷战时 期人们所熟知的危机类型不同,指出冷战后的几次国际核危机不是核大国之间的对峙,而是 由非核国家开发核武器所引发的危机。之所以在冷战后核武开发式的国际核危机频频发生, 这些学者从核危机预防机制的基石――核不扩散体制上寻找原因。他们认为,现有的核不扩 散 机制对核大国以外的国家有一定歧视性,在国际社会不能充分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不但 限制了中小国家发展保护自身的核能力,并且阻碍了这些国家发展和利用民用核技术,这刺 激了部分国家突破国际核不扩散体制的约束,开发核技术和核武器。[29]还有部分 学者从冷战 后国际安全格局背景变化来解释原因,他们指出,冷战时期,在两个超级大国的对峙局面下 ,一些国家获得了“安全搭便车”利益,对于那些具有一定战略地位的国家,超级大国为其 提供核安全保护伞。两极格局结束后,一些国家失去了这样的安全保障,在美国对这些国家 的敌视和打击意图下,获得核武器保障安全成为这些国家开发核武器的直接诱因。[30 ]

还有一些学者从这些国家自身因素来分析原因,指出这些开发核武器的国家或是希望通过加 入国际核俱乐部以提高本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或是因为通过开发核武器来保护国家 安全的成本比进行常规军备竞赛更便宜,带来的安全收益更大[31];或是由于竞争 敌手拥有核武器而迫使自己也必须拥有同等的攻防手段。[32]

2.国际核危机的预防

对于如何预防国际核危机,国外学者一般有两个研究路径:其一是研究核不扩散机制。这一 研究路径的学者们认为预防国际核危机的最有效办法是控制核武器的扩散,并逐步削减核国 家的核武器数量;其二是研究核国家之间如何避免由一般性的利益冲突演变为核危机。 [33]冷 战时期,这两个路径的研究成果都比较多。冷战结束后,随着美国与苏联这两个超级核大 国之间核对峙局面的结束,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视国际核不扩散为预防国际核危机的基石。

对于国际核危机预防机制的基石――核不扩散机制在冷战后的效果与前景,学界内存在较大 的 争议。一些学者持悲观意见,认为冷战后失去了稳定的两极格局下超级大国的庇护,会有许 多国家寻求自行开发核武器来获得绝对保护能力。冷战后超级大国对中小国家的军事干预, 特别是北约对巴尔干半岛的干预中对塞尔维亚的空袭、美国攻打伊拉克等事件强化了一些中 小国对核武器的渴求,它们希望拥有自己的核遏制力。这样的现实与国际社会的期盼相违背 ,一个有更多核武装国家的世界正在成为现实,虽然美俄核武库在削减,但西方面临的安全 威胁却在增大。在那些存在潜在军事冲突的热点地区,例如南亚、朝鲜半岛、中东地区,核 武器在这些地区的扩散将可能造成更多棘手的国际核危机。[34]另外一些学者则持 相反观点, 他们认为冷战后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基本上得到了维持并起到了成效。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如理 查德•罗赛克朗斯(Richard Rosecrance)就认为,实际上弃核的国家要多于试图开发核武 的国家,核武器扩散的速度比预想的慢。开发核武器并不是大多数国家的安全首选,核扩散 并非是不可避免的。[35]

冷战后,国际社会一度担忧随着苏联的解体,其庞大的核武库可能失去控制,核材料甚至核 武器有可能会流落到更多的国家甚至于被恐怖组织这样的国际犯罪组织所掌握。由于此前学 者们着重研究的国际核危机模式主要是发生在核大国之间的情况,这种由中小国开发核武器 而触发的国际核危机或者由恐怖组织这样的非国家行为体获得核武器所造成的国际核危机成 为许多学者的担忧。鉴于此,美国等西方国家通过经济和技术援助等办法协助俄罗斯、乌克 兰等国家控制核材料和核武器的流失。雷赛勒•李(Rensselaer W.Lee)分析了这种控制供 应源头政策的局限性,指出了遏制需求源头的重要性。[34]戈德斯特恩(Goldstei n S.)、芮 塞勒(Rensselaer W. Lee)等学者也分析了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选择来应对 恐怖组织等非国家组织获取核武器的企图。[36]

3.新兴的核国家与国际核危机

对于新兴核国家的出现是否会打破国际社会的核稳定局面,以及新兴核国家的大量出现是否 可能带来更多的国际核危机,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以马丁•范 •克莱沃德(Martin van Cr eveld)为代表的乐观主义者认为西方国家担心中小国家不能负责任地掌握核武器是出于少 数核大国希望垄断核武器的目的,新兴核国家的涌现并不必然意味着大量国际核危机的出现 。[37]戴文•哈哥特(Devin T. Hagerty)认为新兴的核国家之间即使处于对立状 态(例如印 度和巴基斯坦这样两个长期对立的国家),也有可能建立起稳定的相互遏制关系从而避免核 危机与核战争,就像美苏在冷战期间那样。[38]对新兴核国家是否将更容易导致核 危机,斯考 特•萨冈(Scott Sagan)则认为即使是美国这样的超级核大国都不能完全避免核武器被意 外使用,遑论控制能力和经验都差之千里的新兴小型核武国家。肯尼斯•沃尔兹则持不同意 见,他相信虽然新兴核国家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会高一些,但这种高可能性并不必然是来源 于这些国家的意外或不负责任。[39]

4.冷战后国际核危机的应对方略

对于国际社会应该如何应对冷战后国际核危机频繁发作给国际安全所带来的严峻挑战, 米切尔•瑞斯(Mitchell Reiss)、罗伯特•S.利特瓦克(Robert S Litwak)等学者认为 ,可以通过核裁军和建立相互信任等措施来创立一个更广泛的多边核军控架构来有效控制核 武器,以防止核危机和核战争。[40]麦克•穆尔(Mike Moore)认为各国应该立即 展开谈判并 签署全球性条约来销毁所有的核武器以及它们的运载工具。[41]一些西方学者和美 国国家安全 技术官员提出了一些防止核扩散条约(NPT)框架外的措施,探讨了通过积极预防和先发制 人的军事手段来消弭个别国家开发核武器引发国际核危机。[42]

鉴于冷战后频繁发生的国际核危机多由开发核武器所引发,一些学者及政界人士指出强化核 不扩散体制的约束力,弥补既有体制的漏洞是预防此类核武开发危机的有效手段,并且提出 了许多具体的建议,包括将扩散核武器(包括扩散核设备、核技术、非法买卖核材料等)的行 为定义为国际罪行;扩充控制核武器(包括技术、原料、设备等)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的“全球伙伴关系”,建立稳固有效的核防控同盟(美国与俄罗斯的合作是关键);执行有 强制力的出口管制措施,切断非法的核扩散网络,以挫败恐怖组织获得核武器(核装置)的 企图。[43]具体针对伊朗核危机和朝鲜核危机这两个正在演变进程之中的国际核危 机,一些学 者和政策专家们提出了许多解除危机的可能路径,包括军事威慑、国际社会联合施压、灵活 的多边谈判、变更核武开发国政权、容忍并有条件的纳入现存国际核机制等等。[44]

5.对冷战后国际核危机研究的评价

综上所述,冷战后,针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面临严峻挑战,先后爆发了三次国际核危机的新 情况,国际关系学界在国际核危机及其控制研究上有一些新的突破,主要表现在就 国际核危机的预防、核不扩散机制的完善与未来走向、冷战后国际核危机频发的根源以及因 应之策等方面进行了许多有开创性的研究。与早前冷战时期的研究相比较,最突出的特点是 研究的针对性更强,出现了许多超越了冷战时期的重思辨而弱实证式的研究成果。一些学者 对冷战后几次核危机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和比较研究,提出了诸多解决问题的具体思路和 方案。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国际核危机研究事关国家的最高利益――安全利益,虽然有少 数 学者在解释核危机原因时,指出了美欧核大国利己主义的核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国际核 危机,但占主流的研究结论有为少数核大国核政策和对外战略服务的倾向,更多的强调维护 核大国既有的核垄断利益,强调西方国家在国际安全事务上的主导地位,强调强制性措施, 注重维护西方国家的绝对安全。

和平与安全问题始终是国际关系领域最核心的研究问题之一。自核武器问世以来,国际关系 学研究者们就如何化解国际核危机、防止核战争进行了近半个世纪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问题引发研究,研究成果则解释和解决问题。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核问题,国际学 术 界对国际核危机及其控制的研究方法将会更为多元化,研究视角将更加多维度,研究成果解 决问题的能力也将越来越强。

注释:

[1]前苏联、俄罗斯与亚非国家较少有核危机问题的研究成果公开发表,本文主要概述美 欧等西方国家的相关研究成果。

[2]后文中将对这两个方面的研究统称为国际核危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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