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活化石”申纪兰:我的级别是农民

申纪兰是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一个地道的农民，却有着一般农民全然不同的经历。她是唯一连任12届的全国人大代表，曾担任过10年的山西省妇联主任，至今仍担任长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曾被媒体称为两会“活化石”。她多次受到的亲切接见，在家中做过客，与邓小平合过影，被称作“凤毛麟角”，、、朱F基等国家领导人还亲自到西沟村看望过她。她家里的墙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照片，这些照片就是一部新中国的历史，因为人们熟悉的国家领导人几乎都在其中。它们是申纪兰最宝贵、最温暖的财富…… 从只会“画圈儿”到履职楷模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第一次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经历肯定很难忘，能说一说吗？

申纪兰（以下简称申）：1954年9月，我骑着毛驴走出大山，到了县城再坐大卡车到太原，赶了几天路才到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时山西代表团有26人，除了我之外，还有歌唱家郭兰英、刘胡兰的母亲胡文秀、基层干部李辉3个女代表。当我知道这次代表的任务是选举国家主席时，最大的想法就是，一定要把选上！去北京开会前，我每晚都要认真练习画圆圈，决心要在的名字下把圈画得大大的，圆圆的。在中南海怀仁堂，我和1210名全国人大代表审议通过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选出了国家领导人，使国家领导机构全面建立起来。最让我感到幸福的是，我见到了。在旧社会，一个农民是不可能见到国家领袖的，妇女连自己的主都做不了，又怎么能关心国家的大事？

记：您是全国唯一连任12届的全国人大代表，对哪一届人代会印象最深刻？

申：印象最深的是1975年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那届人代会上，带病作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他老人家身体虚弱，还坚持站在台上作报告，我和许多代表都流下了眼泪，不断鼓掌，总理也感动得坐下又站起来。我记得当时的报告只做了一半就没能继续下去，大家只能含着泪去讨论。我曾受邀去过家，向他汇报西沟村荒山绿化的战果。总理很高兴，还鼓励我多植树，说树多了可以保持水土。多少年来，的话一直激励着我。

记：您从一个不识字的劳动模范，到现在成为一个履行职责的楷模，是如何做到的？

申：我上过扫盲班，也跟孩子们一起上过学堂。学会认字后，我听新闻、看报纸，领会党的新文件、新精神就轻松多了。这么多年，我坚持每天看《新闻联播》。2007年，我还花了40天时间，每天早起，一字一句地抄写党的十七大报告。以前开人代会，我只会画圆圈儿。现在，每次开会前，我都会走访周围群众，把群众的呼声和要求带到会上。开会时，我认真审议各项报告，庄严地按下表决器，还要就我所关心的“三农”问题和山西的发展问题提出议案。让我高兴的是，现在人代会越来越规范，我提的每一件议案都得到了回复，哪些落实了，是怎么落实的，哪些还没有落实，问题出在哪儿，今年落实不了的，明年还可以再提，很多问题就这样逐步得到了解决。比如我提出关于尽快解决山西农村干旱地区人畜饮水困难的议案后，山西省下大力气采取措施，很快解决了农村的饮水困难问题。

记：60年来，您觉得咱们国家的人大制度都有哪些变化？

申：现在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从形式到内容变化都很大，以前是举手表决，现在是按键，电子计票。现在的人大代表素质也越来越高，就拿去年来说，有九成代表受过高等教育，还有1000多人拥有硕士和博士学位，代表们的履职水平也越来越高。现在开人代会虽然会期不断缩短，但民主气氛越来越浓，需要审议的事情越来越多，代表们也都能畅所欲言。每参加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我来说都是一次学习，也是一次提高。

记：您是德高望重的全国人大代表，向您求助的人很多吧？

申：每年我都会收到很多外省市老百姓的来信，有的是反映他们的冤屈，更多的是反映迫切需要政府解决的问题。除了来信，还有许多老百姓千里迢迢来找我反映情况。对每个来访者，我都耐心接待，安排他们吃住。有一年，一位60多岁的妇女来找我，一进门就给我跪下了。我赶紧把她扶起来，让她有话好好说。她说她来自四川，女儿被县领导的儿子霸占了，丈夫上访却被活活打死。这样的事情让我很气愤，全国解放都这么久了，怎么还有这种欺压百姓的恶霸？我一定要过问。后来，我把她的告状信转给了有关部门，事情很快就得到了解决，坏人终于被绳之以法。前年有一位山西其他地方的老人找到我，说他的儿子在一家企业上班，遭老板诬陷被判了刑。我对他说，你有冤我一定过问，并专门到检察院了解情况，最后为他儿子洗清了冤屈。 与时俱进带领乡亲闯市场

记：您曾担任过10年的山西省妇联主任，能讲讲当时的情况吗？

申：1973年，我被任命为山西省妇联主任，我觉得自己不适合这个位置，因为我文化水平低，没有机关工作经验，在村里比在城里更能出上力。我如实向组织汇报了自己的想法，但最后还是服从组织决定，带着行李去了太原。到任后，我很难进入角色，不习惯坐沙发，也不习惯坐办公桌后面的大椅子。每天打开办公室的门，总有走错门的感觉。省妇联的日常事务都有分工，几个副主任各管一头，我主管全面工作，除了偶尔参加会议，在文件上签字、画圈外，几乎没有别的事情。我是个闲不住的人，就找事情来做，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打扫办公室，打扫完自己的办公室，再打扫公共的。第二件事是打开水，灌满自己的水壶，再把别人的水壶灌满。后来，就连打扫单位厕所的活也被我承包了。在机关食堂吃饭，我吃完饭还会留下来帮炊事员洗碗刷锅。有人说我不像个厅级干部，倒像个打杂的。我觉得有事情做心里舒坦，别的就没管那么多。

记：当年您为什么不把户口迁到省城呢？

申：当时人事部门要为我转户口，我想，户口一转我就不能算农村人了。为此，我回了趟西沟村，向几个知己讨主意，她们都说：“你天生就是个出力气的人，受人领导行，领导别人不行，你这样整天没事干，像个摆设，长期下去非弄出病不可！”这些话说到了我的心坎里，我也拿定了主意。回到太原后，我向组织声明：不转户口，不拿工资，不要住房，不坐专车，我仍要做西沟人，反正在西沟村比在省城更能出力气。组织上对我的决定很不解，我诚恳地说：“我是长在地里的庄稼，离了土就活不成，何况我向保证过，要把西沟村的荒山都绿化了。离开西沟村，我还怎么绿化荒山？”组织上最终同意了我的请求。我当了10年的省妇联主任，每年在西沟村至少挣150个工分，最多的一年挣了250多个工分。我一年的生活费用，基本上靠在西沟村的这部分劳动收入，省里给我的职务补贴，大都花在路费上了。1983年，我从省妇联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省委领导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啥要求也没有，只请领导让俺回西沟村。”

记：现在您还担任着长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也不拿工资吗？

申：从省里回来后，组织上又安排我当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我一再向组织声明：“当人大副主任既要有德，又要有才，俺识字不多，本事不大，当不好这个主任，对不起人民。”可组织上还是决定让我来当这个副主任，还要为我转户口，定级别，配专车，我又回绝了。我说：“我的岗位在西沟村，户口在西沟村，级别也在西沟村。”市人大几次换届，我都当选副主任，但这些年，我一直住在西沟村。我知道，我就像是一棵树、一株庄稼，不可能离开自己的土地。

记：这么多年，听说您外出办公花的也是自己的钱？

申：我外出联系业务，坐的是公共汽车，住的是价格很低的小旅馆，吃的也是最便宜的饭菜。为了给村里办事，我每年的车票、住宿费少说也有几千块。但我从未在村里报销过一次车票、领过一次出差补助，花的都是国家每月发给我的生活补贴。我当了30多年厅级干部，每月只拿村集体150元补贴，这两年才拿到300元补贴。2008年汶川大地震，我把自己攒下的15800元钱捐了出去。

记：虽然您年纪大了，但带领西沟村的乡亲办了不少企业，很不简单！

申：时代在变，观念也得变。1984年冬天，我带着几名村干部一路南下，考察了许多先富起来的地方。在河南新乡刘庄村，当时的老支书史来贺对我说：“老申，光靠种地富不了，赶快上工业吧，西沟村石头多也是资源。”是啊，刘庄村光企业就有20多家，让我羡慕不已。考察回来后的几年内，西沟村陆续办起了铁合金厂、磁钢厂，还利用山里盛产的核桃加工成饮料。1998年，西沟村成立了山西纪兰产业公司，公司下属集餐饮、住宿、娱乐为一体的“西沟人家”相继在太原开了6个分部。这些年，很多人想借我的名发财，都被我拒绝了，但对群众有利的，我同意。西沟村办厂，党支部考虑到我的知名度，决定把“纪兰”的名字用到产品上。我说：“只要对群众有利，怎么都行。现在是商品社会，要把东西卖出去就得做广告，咱也得跟上形势啊！” 孝敬老人是做人的根本

记：能说说您的家庭情况吗？

申：我和老伴张海良早年是娃娃亲，他在抗美援朝时就是连级干部，回国后又到南京炮兵学院进修，后来被提拔为营级干部。为了家庭，他转业后回到长治市工作，在城建局局长的位置上退休。我有3个孩子，从小我就对他们要求很严格。孩子们很懂事，也很努力，大女儿靠自己的努力走上了大校军医的岗位。二女儿先是修马路，后来凭自己的业绩，调到了单位公安科。儿子从部队转业后，先是在长治市市政处工作，后来通过考试，成了一名乡镇武装部干事，再后来又成了一家市直单位的纪检组长。3个儿女所经历过的单位，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是我的孩子。为了事业，我对家里照顾得很少，尤其是对老伴，我没能尽到一个妻子的责任，让他受了不少委屈。1996年，老伴因病去世，我觉得这一生亏欠他太多了。

记：听说当年您在十里八乡还是孝敬公婆的榜样，能讲讲吗？

申：孝敬老人是做人的根本，不孝顺更不配做一名共产党员。在外面工作再忙，回到家我都抢着干活儿，做饭、洗衣、收拾房间，见什么干什么。有一年，我公公病重，丈夫又在外地工作，里里外外都靠我一个人，我守在公公床前，喂水喂药。公公病逝后，为了照顾年迈的婆婆，我和她吃住在一块儿，睡在一个炕上，精心侍候。婆婆患青光眼双目失明，生活不能自理，多年来我一直坚持为她梳头、洗脸、洗脚、洗身子，变着法儿做好吃的，给她改善生活。在我的精心照料下，婆婆活到93岁，是村里年龄最大的老人。

记：您在20世纪60年代建的房子里住了30多年，对老屋很有感情吧？

申：我是从苦日子中熬过来的，觉得有地方住就行了。当年在省城工作时，组织上要分给我一套房子，我看到单位一个想结婚的年轻人没房子，就主动让给他了，我一直住在办公室里。前些年，组织上考虑给我分一套房子，我也拒绝了。大儿子在市里没房住，只好在他爸爸办公室里住了7年。我对村里那个住过多年的老房子很有感情，那套房子里只有一张旧桌子、一个旧式小柜子、一张老式木床，这几件老式家具陪伴着我过了好多年。让我最骄傲和自豪的是那个老屋的墙上，挂满了我与、朱总司令、、总书记、总书记、朱F基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合影。房子里连个沙发也没有，但那条长凳子却是我最爱的宝贝。因为当年总理、朱F基总理、总书记先后到西沟村来看望我时，都坐过那条凳子。2006年，村里人全都住上了楼房，我才开始盖新房子。搬家时，那些老家具我一样都舍不得扔，尤其是那条长凳子，我要保存到老，将来放到村史博物馆去。

记：生活中您有什么爱好吗？

申：平时，我最喜欢端上一碗饭，进东家、出西家地和街坊邻居聊天，谁家婚丧嫁娶、满月生日，我都出面张罗。闲下来的时候，我还会打打扑克，只是年龄大了，打着打着就犯瞌睡。年轻时，我喜欢唱歌、编歌，现在没人时也哼两句。当年开人代会时，我和郭兰英一起住，她教给我许多歌，像《清粼粼的水来蓝盈盈的天》《南泥湾》等，我都喜欢唱。当年村里举办拉歌比赛，我还是主力歌手呢！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还编了好多歌：西沟妇女真是行，赛过宋朝的穆桂英，事事不离场场到，每次战斗是英雄。我还编过植树歌，有这么一句歌词我一直记得：走一山又一岭，小花背上去播种。那个时候，唱得最来劲的就是《修地歌》：红彤彤的太阳，蓝盈盈的水，照耀我们来修田，不分女来不分男，300亩河滩要修完。现在年轻人唱的流行歌曲我不太喜欢，软绵绵的没劲儿。

记：您对金钱有什么样的看法？大家都说您生活别节俭。

申：金钱这东西就像水一样，缺了它会渴死，贪图它会淹死。用来为乡亲们办事，金钱如命根一般；放在自己手里，则如过眼云烟。2001年6月，我受到全国保护母亲河委员会的表彰，李瑞环同志颁发给我2万元奖金，我捐给村里打机井，让全村群众吃上了自来水。前几年，市里代表中组部发给我5000元奖金，我也把它交给了村集体。平时我生活十分节俭，乡亲们找我借钱，只要有，我都会慷慨相助。有还钱的，我就收下；不还的，我也从未要过。邻居张根无儿无女，他患病住院，我给他拿住院费，他去世后我又给他操办了丧事。我觉得钱用到正经地方，才能发挥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