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教授面面观

教授“反击战”

本学期结束前，我问同事约翰他班上的学生成绩都怎么样。得心脏病前，约翰在大学教一门哲学课。他说，给了一个优A，七个不及格F，其余都是B。这让我不由得想起一部电影――《一个婚礼和七个葬礼》。这老兄怎么下手如此狠毒?后来我想，是因为他不需要评终身教授，所以也不怕学生报复。才敢“大开杀戒”，以致“血流成河”也在所不惜。

听几个当教授的老同学抱怨，如今的世道，学生总是对的，家长总是对的，责任都是老师的。我想，任何评估评价系统，如果是一边倒，肯定是不合理的。有来有往，有批评也有反击，才会走向合理。Ratemy pro 这个网站就是个值得思考的好例子。这个网站在美国大学十分火暴，很多学生会在选课前看一下这门课教授者被人评价的状况。该网站虽然是用户注册使用，但学生的评价、评论又全是匿名的。这样一来，学生可以放胆评价一些教授，什么言语都可以讲，这其实对教授也不公平。不过，最近在网站上也出现了一些教授的反击，为自己辩护的、澄清事实的、自嘲的、针锋相对反击的都有，十分精彩。

纽约大学一位艺术系教授挺漂亮，有学生留言说：我做她奴隶都愿意。她同答说：“可惜我对蓄奴没兴趣，我对研究者比较感兴趣，而你不是这种人。”也有学生说她老忙自己的项目，不管他们，她的回答是：“我不是你妈，对你什么都管。”

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一位心理学教授的学生说他的作业太多，教授回答说：“是吗，作业很多?你干吗不回去读高中?这可是大学!”

一位哲学教授的学生称其傲慢，他的回答是：“唉，要是你像我这样，受过良好教育，头脑聪明，表达清晰，你也会傲慢的!不过考虑到每日接触的都是这些学生，我已经够谦虚的了。”又有学生说他很糟糕，他的回答是：“你学了一学期哲学，从柏拉图学到尼采，结果狗嘴里就吐出这点象牙来?”

终身教授

大部分站出来反击的是终身教授。树立老师的尊严，光用嘴说没有用，得让他们有足够的自由和权威，比如在评价方面。在美国的大学里，评上终身教授之前，老师是不敢在学生中树敌过多的，可是一旦过了这个阶段，他们就牛多了。

在评选终身教授的时候，一般会有学生成员参与。我曾经作为学生代表，参加过终身教授的评选工作。当时，我必须去旁听该教师的授课，并要和其他评审成员一起，通过一系列的观察、访谈、材料审阅来了解这个老师是否能胜任终身教授的职位。而一旦不能成功获选为终身教授，可能就要被大学扫地出门，前五六年在学校里的积累都将功亏一篑。评选终身教授过程太残酷，所以就把一些教授弄得神经兮兮。以前我们学校有一个教授在评选过程中，听说自己的学生在背后给了他负面评价，上课时就很是气急败坏。如果一些学生被他怀疑上，结果这些倒霉学生的科目成绩很惨。这成了他泄愤的手段。

在19世纪时，美国高校的校董或捐助人可以因教授的宗教观点、政见或其他言论炒他们的鱿鱼，直到1915年，美国的高校教授协会才提出了一系列教授聘任的指导原则。这些原则渐渐演变为终身教授制度。在这一制度的形成过程中，发起学术自由运动的教育家杜威等学者功不可没。

和人世间任何系统一样，这种设计也有问题。2007年我去波士顿参加一次会议，会议上的发言者、《魔鬼经济学》作者之一、芝加哥大学经济教授史蒂芬・列维特就曾说过，终身教授制度是世界上最荒谬的制度之一。

如果说在保障自由上这个制度是有心栽花花不开，而在奖励懒人这一方面，终身教授制度则是无心插柳柳成行。通过了终身教授评选，一些懒汉、混混就开始暴露出真实面目了。无论他们在大学里怎么混日子，也拿他们没办法。前几年我上过一门课，老师就是+终身教授。这门课程本来应该有三篇论文要交。到了交最后一篇的时候，老师问：“你们大家对自己目前的成绩是否满意?”我们说还行，他就说：“那好吧，最后一篇论文免了。”这样他不用去改，我们也不用去写，大家皆大欢喜。可是回头再一想，这学期实在是啥也没有学到。

就算这样，对那些绩效差的终身教授，学校也无计可施。所以，在美国的大学里，大家说让一个不称职的终身教授滚蛋，除非“死亡、退休、自己走人”。

“打工”教授

为规避终身教授制度的弊端，越来越多的学校正在增加非终身教授职位，比如合同只签一两年，过期并不进入终身教授评选的教职。另外，兼职教授队伍也日渐壮大。相对于终身教授，他们更像是大学里的打工仔。

一般说来，兼职教授在学校里的地位和终身教授没法去比。他们的自比较小。每个学期上什么课，给多少人上，自己往往做不了主。如果系里临时把课程取消，他们也没什么办法。不过他们大多更为敬业，因为他们教不好的话，接下来的一个学期就有可能不再被续聘。这些兼职教授的地位很是尴尬。

有一回，我去英文系帮一个老师去准备他的网络课程。下午三点多钟，他刚下课，正啃着一个汉堡包。我和他说话的功夫，还有不少学生跑来问问题。我问他怎么这么忙。他说他教四门课。还在另外一个小镇的社区学院教另外一门课。除了这些教学任务之外，很多时候，作为兼职教授，他还得参与很多学校的其他活动，比如写作指导小组，毕业生论文指导等。我问他为什么要让自己这么忙，“得付账单啊。”他苦笑着说。

很多人文和基础学科连工作都不好找，终身教授的职位更是不多，很多人就只有去做兼职教授。他们行色匆匆，奔忙于不同的教职之间，担负着大部分本科新生课程的教学任务，收入却甚是微薄。在我们学校，以及附近地区的一些大学，他们一学期教一门课，收入只有1800美元左右。如果单靠这点工资很难维持生活，因此很多教授必须从事其他工作，或在多个学校兼职。

学校聘用兼职教授，可以节约成本。这对兼职教授并不公平，对学生也不公平。很多兼职教授十分出色，可是学校并不给他们提供任何资源，比如他们没法去参加学术会议等，有的甚至办公室都没有，又怎么能对学生实施课后指导呢?

然而大学越来越像公司，越来越懂“开源节流”的道理。他们争取经费，却削减教育的投入。用《高校不是公司》一书中的说法，教学越来越不重要了，而这本该是高校的使命之所在。

老师还是老板

从前的师生关系就是单纯的师生关系，老师给学生打分，学生也参与老师的评估。而现在，师生的关系日趋复杂。现在，很多高校在转为“研究型院校”。在那里，教学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研究，或者说重要的是创收。比如在一些高校，为了节约开支，聘请学生从事各种临时性工作，助教、助研，有时候可能因学生同时兼任员工这样的双重身份，形成利益冲突。

有时候老师的公司经营的业务和研究内容相关，则更有可能制造矛盾。原来在斯坦福读书的大卫・扎波尔遇到的就是这样的问题。他的导师盖瑞・诺伦是该校一个学术新星，掌管着一个实验室，同时在外面开了一家公司。这时候，无数的尴尬局面就出现了，有一日，扎波尔的另一位同学罗森博格去公司开会，发现他和扎波尔的研究成果赫然出现在公司的投资人会议上，而演示中丝毫没有提及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在二人提出此事后，反倒被导师责备。而实验室其他人则在这个问题上集体失声，因为有不少人已经在诺伦的公司里任职，或担任顾问。扎波尔后来只有无奈地离开了实验室，也终止了攻读博士学位。

有自己公司的老师们，变得越来越不像老师，而像是老板。我曾经上过一门测试课，上课的内容与课程名称不搭边，明明是一门测试课，却要花半天时间来复习早就学过的统计。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位老师在外面开了公司，所以就把自己公司的工作内容拿来作为教学材料使用。

来美国以前，总听人家说美国的教育制度如何高明，美国的教授如何敬业，等近距离观察才发觉其实也不尽然。以前对美国教授的印象是一元的，等我在教育这个行当里工作几年后，发现原来教授也是“品种齐全”。就如同我们的一个教授所说，美国教授也是“马赛克一样品种繁多，绝非大石板一样千人一面。”

不过话说回来，哪一行不是这样呢?

摘自《世界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