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分离与会通

[摘要]受学科范式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长期以来处在分离的状态下。由于先已生成的理论范式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破解与转化，国外马克思主义只是被生硬地绑定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之中，呈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断面上的，也就不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本然面貌。从尊重思想史的角度出发，我们要求这两者从分离走向会通。两者的会通关乎到学科边界的重新划分、学术范式的重新厘定以及具体学理观点的重新指认等多方面的内容，它通向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整体性研究以及由之而来的对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平台的构筑。其意义是非凡的。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国外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　分离　会通

[中图分类号]A81；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10―0038―07

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国学者虽然试图自力更生地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但在研究的范式和叙述的体例上。还是受到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强烈影响。所以，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这样那样的问题，也就顺理成章地延伸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当中，成为制约这一学科深度发展的根本性因素。中国学者自然已经意识到这样的问题并在近些年开始在学科自主创新的诉求下提出一些发人深省的观点。例如，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不应当仅仅是范畴史和抽象的思想史，更为根本地看则应当主要是哲学的生活史；它也不应当仅仅关注少数领袖人物的哲学思想，而应当关注哲学家群体的思想。这些观点，对于转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范式无疑是有建设性的。不过，在我们看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完全突破原有的框架，有些问题自始至终都是语焉不详或者根本就是蔽而不显的。如何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关系。就是这样一个极为根本的问题。

一、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分家：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一个误区

在现行的学科分类中，国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被当作两个并列的二级学科来加以划分的。这种学科分类在一定意义上乃是为了凸显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地位。然而，这种学科分类实质上隐性地将国外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外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而存在的哲学形态，这就在逻辑上将国外马克思主义排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之外。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在范式上不能根本地接纳国外马克思主义，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缺少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视野，成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普遍学术现象。如果还原地考辨，我们不难明察，将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等马克思主义形态置放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框架之外加以界定，其实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确立起来的理论定向。苏联马克思主义者由于是以他们自己所理解并定格下来的哲学模式为最终的标准来确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内容，所以，进入到他们研究视域中的，只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哲学思想(自然也不是他们哲学思想的全部)，至于青年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霍克海默、萨特、沙夫、科西克等人的哲学思想，则被不由分说地贴上“非马克思主义”的标签从而不可能也没有出现在苏联马克思主义者研究的视线之内。时下中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等国外马克思主义形态的评价，与苏联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相比已是大为不同，但将国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生硬地分割开来足以表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苏联的标界体系。中国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创之时没有纳入国外马克思主义应当说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形态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登陆中国学术界也只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之后才发生的学术事件，这样一股对中国学者来说完全陌生的理论思潮在其性质与特质没有被完全辨识之前，是很难被放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视野中来得到介绍与评论的。然而，当人们在对原理教科书体系批评之后已经普遍地不再用原有的标准(特别是唯物主义一唯心主义对立的标准)来指认种种国外马克思主义形态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继续被作为两个异质的构架来对待，是让我们不得不深入反思的问题。平心而论，应不应当将国外马克思主义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并不是一个可以任凭研究者个人的喜好而随意决定的问题，其最根本的判断依据，理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形成的内在机制与已然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风貌的历史事实。

马克思1877年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马克思这段话是对俄国知识分子提出的《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的规律是否适用于俄国这样一个问题的回答，实质上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规律的一种深度思考。马克思无非是要表明：以西欧为背景并根据它的实践材料创立的唯物史观和社会发展理论，作为一般性的学说本质上是属于世界的，然而，在世界化的过程中，它们又一定要结合具体的历史环境从而采取特殊的民族化的方式来实现。如果说马克思在此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般性与特殊性、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关系的问题，那么这一问题在恩格斯那里得到了更为明确的说明。1886年在致左尔格的信中。恩格斯指出：“德国人一点不懂得把他们的理论变成推动美国群众的杠杆；他们大部分连自己也不懂得这种理论，而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认为只要把它背得烂熟，就足以满足一切需要。对于他们来说，这是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我们发现，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这些论述中，通过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性与特殊性、世界性与民族性相互之间的关系，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内在机制就在于通过特殊性来体现一般性、通过民族性来体现世界性，由此指出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依托对本民族文化历史发展与具体革命实践的研究，创造出与本民族文化语境和历史语境相契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这实际上是承认了不同民族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形成与存在的合理性，承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由一元到多元、由单一理论模式到多种理论模式并置的格局。

然而，马克思与恩格斯身后的理论史，特别是“教条主义”与“非教条主义”的分野与斗争史表明，那个风行了大半个世纪的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实质上从来就没有承认过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哲学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因为那些打着“正统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哲学家。从来就是以被定于一尊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模式为标准去评判和裁剪生成于西欧大陆、英美资本主义国家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从而将这些理论形态指认为是

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这无疑也就是上文所说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形成的真实语境)。相反，这些被标识为“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形态，几乎都是在反教条主义的基础上，通过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各自所属的民族的文化和历史相融接而创造出来的。这些哲学形态的大部分，一方面从来就没有放弃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的批评，另一方面它们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一种。并不主张用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模式去打压其他的模式。如果我们并非用先已预制的观点，而是以深刻解悟马克思与恩格斯指认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形成的内在机制为基准去观望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程，我们自然有理由相信，这些哲学形态其实并没有溢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传统。它们从一开始就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史”的组成部分而形成与发展的。照此说来。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衍生形态，是不可能为自己独霸天下的位格提供有说服力的辩词的，我们所称指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种种理论形态，也不应当被排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认识框架之外来加以对待。作为学科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如果要尊重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推进的机制和规律。尊重迄今为止已然形成的多种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并存的经验的历史，就应当在理论范式上将国外马克思主义纳入其中加以逻辑的确认与叙述，这是一种最起码的历史主义的学术态度。若非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呈现的将依然是离散的、不完整的历史，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则会由于缺乏哲学史的视野而继续停留在对“正面启示与负面影响”之类问题的讨论上，而不能深入到宽厚的哲学史逻辑中来清理哲学家是在什么样的路向上接续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的。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应当如何叙述国外马克思主义

我们指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分离，主要是就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范式而言的。我们并不否认，在学术史上曾有著名的理论家在这一问题上提供了完全不同的研究范例。科拉科夫斯基撰写的《马克思主义的主流》、麦克莱伦撰写的《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这两部在欧美学术界产生了深刻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就是将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法兰克福学派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哲学流派作为重要的内容来加以叙述的。我们也不否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虽然在范式上普遍地排斥国外马克思主义，但由于受《马克思主义的主流》、《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等著作的影响，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八卷(黄楠森、庄福龄、林利主编，易克信、吴仕康分主编)开始，有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著作和教材有意识地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进行阐述。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来说，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突破性的进展。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会通，实质上并不是在其本来的意义上发生的。所以由此粘连的问题仍然值得我们去追问和反思。

其一，正如上文所述，我们强调将国外马克思主义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体系，乃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形成的内在机制和已然生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多样化形态并存的格局的深刻把捉。但对中国学术界讨论这一问题的学者来说，最为普遍的认识基础却在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就其性质而言，无论如何都不属于马克思主义，但它作为一种特定的理论的流派，又始终与马克思主义保持着这样那样的联系，始终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存在与发展的一种外在环境，就此而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理当将它放入逻辑的叙述结构中。这种认识并不是把国外马克思主义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史”而是当作“外史”来加以指认的，这样，国外马克思主义接人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逻辑中来，也就不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部分而实现的。这说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指涉到国外马克思主义，至多只是内容上的简单增加，至于研究的主导性范式，则并没有进行根本性的调整。

其二，在对国外马克思主义进行考量的时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根据的主要不是理论家哲学创造自身的逻辑和进路，而主要是一些捆绑在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中的研究框架和问题论式，例如唯物主义、唯心主义、阶级斗争等等。这样一来，大量的具有民族特色和哲学家个性的理论就处于被遮盖的状态，像文化批判、政治哲学、全球化理论等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极为关注的学术方向和理论话语，几乎不可能作为内在的范式进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叙述逻辑中来。如果说，这是一种叙述逻辑和思想历史的分割，那么，这种分割造成的后果便是，前台的理论设置与后台的历史指向之间不是重合的、一致的，而只能是错位的。

其三，正如有些著作和教材呈示的那样，它们即便是将国外马克思主义置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体系中进行阐述，这也只是在局部的意义上实现的，因为被纳入叙述框架的，主要是卢卡奇、葛兰西、柯尔施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等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的人物和流派，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英美分析学的马克思主义以及20世纪70年代之后出现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流派。则依旧不能进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体系。这种现象指涉的首先是一个研究对象的择取的问题，它表明。人们实际上习惯于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名下来叙述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学术工作，因为我们称指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内容，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然而，这里连带出的是另外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如何分辨国外马克思主义内部传统的差异以及如何界划不同传统的研究边界的问题。人们之所以习惯于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名下来叙述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并不仅仅是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较比其他内容更为重要，同时也在于这样一种极为普遍的学术指认：如果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国外马克思主义”是两个有差异性的概念，那么这种差异也仅仅是外延上的。在理论内涵上，两者几乎是重合的。所以，国外马克思主义诸流派之间并不存在传统上的分歧，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说明，也就可以通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说明来完成。这种认识，无疑是用一种同质性的理论视界来观察作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之西方传统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有意无意地将其内在传统的分野仅仅看作是一种平滑的理论过渡。

其实，中国学术界所使用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概念，并不指代一个具有统一的内在逻辑结构和清晰的外在学理边界的思想整体，这一概念实质上是对包含了多种哲学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形态的总体称谓。除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外，英美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以及种种在后现代的文化语境中生成的马克思主义形态，都应当是“国外马克思主义”涵盖的内容。这些马克思主义形态虽然在许多理论质点上都是相通和联结的，但由于它们形成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语境不同，决定了它们在理论逻辑和思想路数上本身就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具体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指的是始自卢卡奇、葛兰西、柯尔施等思想家，并于20世纪50、60年代强盛起来，但70年代初之后又逐渐走向衰落的根植于西欧大陆

的马克思主义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在反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模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汲取了黑格尔主义和20世纪欧洲大陆人文主义哲学传统的理论成果，注重对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思考(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对当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现代性批判(40年代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定位)。与此不同，英美马克思主义则是根据英美自己的文化传统发展起来的，特别是在自身形态的创构中，汲取了英美具有科学主义倾向的分析哲学的理论成果(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的)。英美马克思主义的大部分理论形态虽然也不同于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模式，但它们并没有将反对后者作为一种明确的口号提出来。与此同时，英美马克思主义虽然也涉及到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批判，但其主导形态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路向告诉我们。现代工业文明的批判只是英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附生的、边缘的理论向度，对唯物史观、辩证法以及现代制度之政治哲学的解释与考量。才是它的主要方向。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它的兴起虽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人本主义思想的刺激不无相关，但究其内缘，却主要在于东欧社会主义制度内部的理论反拨。既然如此，它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质性的差别，自然就是不言而喻的事情。还有就是后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思潮、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等在中国学术界被冠以“后”指称的理论形态。它们虽然也与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着某种隐性的关系，然而，它们基本上是在后者走向衰落之后开始登上思想舞台的，在某种意义上，它们的出场亮相是以颠覆后者的主导性逻辑为根本前提的。

由上可知，试图仅仅依托西方马克思主义来理解和说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形态。无论如何都是一种虚妄的、令人生疑的学术定位。如果说，这种学术定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在涉及到国外马克思主义时形成的一种理论误认，那么，与这种误认关联在～起的另一个问题是，那些本不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不止是被放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视域中得到解释。而且还经常被直接地当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得到论述。这种状况尤其存在于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等英美马克思主义形态的说明之中，因为在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在内的学术研究的界面上，这些理论形态就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而出场的。实际上，这些理论形态形成的逻辑传统与卢卡奇、葛兰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开出的传统是完全不同的，将它们直接当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进行论述，自然就混淆了不同理论传统的边界，造成概念使用上的漂浮与研究视线的混乱。

上述种种问题的存在表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即便已经开始由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分离走向会通，但因为先已生成的理论范式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破解与转化，所以国外马克思主义只是被生硬地绑定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在说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也就脱离了对后者真实话语逻辑和殊异理论样态的清理与把捉，呈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断面上的，也就不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本然面貌。这样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会通，如果不是以学科范式的升级以及对理论的整体性透视为其根本性前提。则是不可能真正达及的事情，它只能是两个不同理论板块的平面性拼合，或者是一方附生甚至是捆缚于另一方之上。

三、根据国外马克思主义重新解读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问题

将国外马克思主义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框架从而实现两者的会通，不仅意味着要根据国外马克思主义自身的法则对之加以哲学史的解释与定位，同时也意味着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相连带的问题加以重新的思考与追问。惟有如此，我们才可能在整体的意义上指认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价值，界定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真实关系。从较为集中的角度看，下述两方面的问题是必须要予以说明和澄清的。

其一，如何叙述和评价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思想。在长达百年的思想与社会运动中，第二国际总是被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从而受到这样那样的批评与指责，所以，在长期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中，第二国际的理论如同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一样，始终摆脱不了被边缘化、被放逐的理论命运。根据业已形成的评价标准，第二国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几乎是最缺乏思想原创性的一个时期，就其功能而论，它至多只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一般性解释与传播。正因为如此，在各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和教材中，总是难以看到第二国际理论家多少身影，对于他们思想的研究，总是浮光掠影、浅尝辄止。然而，当我们将国外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引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体系之后，会获得一个完全不同的理解第二国际思想历史的视界。我们可以通过分析第二国际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关系来对此进行说明。

考察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活动，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青年卢卡奇提出“总体性的辩证法”、葛兰西创构“实践哲学”，还是柯尔施论述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他们都是在特定的理论路向上思考与回答“什么是马克思哲学的实质与本真精神”。他们的思考与回答，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角度审视，虽然首先表现为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但更为根本的，是对发生在第二国际内部的理论论争的回应。马克思、恩格斯身后，第二国际围绕“本真的马克思主义”展开了激烈的理论争论，由此形成了“经济决定论”(考茨基)、“伦理社会主义”(伯恩斯坦)、“基于实践的历史唯物主义”(拉布里奥拉)、“整体性经济学”(卢森堡)等不同观点的分歧，乃至不同政治派别的分野。这样的理论争论。并非是起于第二国际而又止于第二国际，而是它在第二国际走向崩解之时，又延伸到了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阵营之中，并逐渐运演为柯尔施所说的“新老正统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理论对峙”。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理解，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开始的。这样说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第二国际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发生的重要介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开创，与第二国际的理论争论以及它所造成的历史效果之间，有着分割不开的关系。如果说，这种状况体现的是第二国际之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思想效应，那么，在具体的个案上，这样的效应也是存在的：拉布里奥拉文化哲学的理论进路以及将历史唯物主义诠释为“实践哲学”的观点，直接影响到葛兰西马克思主义哲学探索的维度与方向；卢森堡考察资本积累时运用的整体性方法，被卢卡奇、柯尔施等人传扬为“总体性”哲学思想，并最终定格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基调；同样是卢森堡，她对俄国和德国革命中民主问题的思考，深深启发了卢卡奇、葛兰西对西方革命道路的探索与理解，从而形成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以民主为视野、以革命为问题的政治哲学理论取向。

基于这一分析，我们不难推知，如果隔离了对第二国际哲学思想的系统而深入的考辨，就难以完整地说明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思想背景以及它是在何种意义上重新理解与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

时，如果隔离了对第二国际哲学思想的考辨，也就难以完整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之后缘何会形成东方与西方两种根本异质的理论传统，对于还原马克思主义哲学真实的历史，就有些捉襟见肘了。所以，仅仅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引发的问题便可说明，第二国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起码彰显的是一种历史的相关性价值，强化第二国际理论的研究，也就具有了深刻的哲学史意义。这种研究无论是在肯定的向度上开掘第二国际理论的特色与丰富性，还是在否定的向度上指认考茨基、伯恩斯坦等人的理论失误，它的哲学史意义都会存在。

其二，如何看待马克思哲学的黑格尔起源。马克思哲学的黑格尔起源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基本上是在列宁所证立的方向上进行的。这一方向凸显的是马克思与黑格尔在辩证法方面的联系。强调的是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与“改造”。这一方向实质上已经内化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框式之中，所以，人们无论怎样书写哲学史，在关涉到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时候，阐释的无非就是那些公式化的观点与话语，例如，黑格尔的辩证法在何种意义上影响了马克思，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处理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如此等等。然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却提供了完全不同的研究马克思与黑格尔思想关系的路径，他们阐发的许多问题告诉我们，在马克思哲学之黑格尔起源上，传统研究范式下形成的观点并非是无懈可击的，对于这一问题，我们还需要从新的视角进行理解。

在我们看来，一个具有范式转换意义的方面是，卢卡奇、马尔库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通过解读黑格尔与马克思的文本，提出了一个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乃至马克思学都具有引导性的观点，这就是，不仅是黑格尔的逻辑学以及与之勾连在一起的辩证法，而且还有熔铸于精神现象学与法哲学之中的唯物主义的元素，都成为马克思进行哲学探索与创构的重要思想资源。这一观点，若是滞留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范式中，是无论如何都推导不出来的，因为传统研究从来都是把黑格尔作为唯心主义者请出场的。但是，在卢卡奇、马尔库塞等人看来，与《精神现象学》大概同时期写成的《耶拿手稿》证明，黑格尔并非不懂得人的自由问题与经济问题经常勾连在一起，他在创构思辨哲学的同时，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英国古典经济学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并将这种研究整合到了哲学的逻辑体系中。所以，在黑格尔的哲学尤其在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中，沉积了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社会唯物主义”的元素。当马克思把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法哲学原理》作为重要的对象加以批判时，这种“社会唯物主义”的元素就以不同的方式接入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中来，为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以及历史辩证法的创造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源与灵感。平心而论，卢卡奇、马尔库塞等人的考证，比起传统哲学史研究封闭、僵化的教条主义叙述，更能当得起“精察洞问”的学术推敲。这是因为，如果说传统哲学史研究主要是以信守业已定格的见解为前提来指陈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思想关系，那么，卢卡奇、马尔库塞等人则是以精心的文本解读特别是以对《耶拿手稿》这一在思想史中经常被删除的黑格尔的文本的解读为前提来指陈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思想关系的；而如果说传统哲学史研究仅仅指认辩证法对马克思与黑格尔联系的意义是因为这种研究本身就分离了唯物论和辩证法，那么，卢卡奇、马尔库塞等人则是将这两方面统一起来，进而在此基础上去说明不仅是辩证法。而且还有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与黑格尔思想联系中的意义。卢卡奇、马尔库塞所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路径及其由之而推导出的观点，虽然因为过于拉近马克思与黑格尔的距离所以有时招来“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这类价值倾向的诘难，但就“马克思唯物主义逻辑之黑格尔起源”来说，则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因此复原了思想史的真相：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经指认，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对他(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提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曾经指出，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以巨大的历史感为基础，他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既然如此，我们就应当从传统哲学史的研究框架中超，以深刻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指涉的问题为起点，重新审视马克思哲学之黑格尔起源的许多具体的学理性问题。例如，在解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时，我们不应当总是习惯性地认为，马克思实现的只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改造，获得的只是用于分析不同事物之间关系的一般辩证法。我们更应当注意到，马克思在黑格尔辩证法的巨大思想空间中，发现的是用于透视和剖析历史与社会结构的唯物主义的哲学视角，因为马克思解悟到黑格尔的辩证法特别是劳动辩证法乃是对历史法则的深刻暗示和抽象表达，马克思“对象性活动”以及之后“实践”概念的提出，都与他对黑格尔劳动辩证法的理论考辨分割不开。在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为什么套用黑格尔《逻辑学》的表述逻辑时，我们应当指出，这不仅是因为马克思认识到黑格尔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方法适合表述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和社会结构的观点，同时也是因为马克思认识到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为在“在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实质上是以逻辑的方式表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性。再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生成结构，认识到这样的辩证法与他自己正在推进的资本批判归根结底竟是同宗同源的。我们相信，对马克思哲学之黑格尔起源如此这般的理解与诠释，如果能够转化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以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直接关联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基本定位，那么，我们就完全有可能打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许多新的话语空间，不仅是马克思哲学的黑格尔起源，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路径等问题，都会在新的理论界面上获得更符合思想史原初语境的理解。这自然也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通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之意义的一种直接彰显。

总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会通，关乎到学科边界的重新划分、学术范式的重新厘定以及具体学理观点的重新指认等多方面的内容，它通向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整体性研究以及由之而来的对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平台的构筑。既然如此，结束这两者的分离而实现它们之间的会通，将注定会是一项可能布满阻力但一定收获巨大的学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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