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论“智”

追求智慧，成为智者，是人类亘古不变的理想。早在《书》、《诗》中即有“哲”、“哲王”、“哲人”、“哲夫”、“哲妇”、“既明且哲”、“知人则哲”、“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等言辞，而“哲”即“明智”之义。可见，古人很早就已表露出摒弃愚昧、崇尚智慧的美好愿望。不过，这些尚“智”之辞多为一鳞半爪，不成体系。真正开始对智慧与智者进行初步系统而精辟论述的要数孔子。

孔子尊尚智慧与智者。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孔子认为，人有智愚之别，最聪明者为“上知”，最愚笨者为“下愚”。智者较愚者颖悟，“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以下只注篇名)孔子十分赏识聪明的学生，如“闻一以知十”(《公冶长》)的颜回和“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的子贡，而对愚冥不化、“举一隅不以三隅反”(《述而》)的学生则表示出相当不满，甚至发出不愿再教的警诫。第二，孔子有时喜将“知者”与“仁音”比对映照，如“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雍也》)，“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子罕》)，我们知道，“仁”是孔子思想学说的核心范畴，能将智者与仁者相提并论，相互映衬，这充分显露出孔子钟爱“智者”的人格志趣。

那么，孔子为何要垂青“智者”呢?一言以蔽之――“知者不惑”。智者的独特魅力就在于头脑清醒敏锐，能洞察世间百态，通达事理，举措得宜，不犯糊涂。具体来说。这种“不惑”之智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明“察”。“察”即考察、审核。智者深知事物本质隐藏于表象之后，只有先对纷繁芜杂的表象进行一番细致而全面的考察，才能去伪存真。明察的对象主要是人。在方法上，智者懂得从言、行、心等方面综合而深入地考察。先察“言”，从言论本身内容与逻辑上看有无矛盾。察言十分重要，“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尧曰》)，它是评判某人的重要依据。即便顺从自己的话，也必考察一番，“绎之为贵”(《子罕》)。再察“行”，言行不一的情形时常出现，欲真正了解某人，还更应从其实际行动上予以考察，“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决不能仅“听其言”就“信其行”，更不可“以言举人”(《卫灵公》)。末察“心”。仅凭言行有时还不足以知人，还需透过受查者内心的安顿与否来窥测其志趣爱好及价值观，“察其所安”(《为政》)。有些人虽错做了坏事，但因无意或被迫所致，若事后良心不安，颇有愧疚悔改之意，说明其仍不失为好人。

二、“慎”行。如果说“明察”是洞悉外在认识对象的话，那么“慎行”则表现为对自己的言、行所持的审慎态度。如在交谈上，智者不仅会慎重选择对象，既不“失人”也不“失言”(《卫灵公》)，还懂得适时而言，“察言而观色”(《颜渊》)。不急躁、不隐瞒、不盲目。此外，智者不欲强词夺理，“御人以口给”，因为这只会招人怨恨，“屡憎于人”(《公冶长》)。所以智者不轻易言说，但一旦发表意见，必定“言必有中”(《先进》)，言简意赅，中肯中的在行动上，智者也会格外谨慎。如对交友，智者会选择同正直、诚信、博学多识的“益友”为伍，决不滥交“不如己”的“损友”。因为前者不仅可促使自己“见贤思齐”，还可“以友辅仁”，帮助自己提升道德品行，而后者只会阿谀奉承，阳奉阴违，夸夸其谈。

三、远“虑”。智者不仅懂得当下明察与谨言慎行，而且尤重放眼未来，心怀“远虑”。他们不像庸碌之辈那样鼠目寸光，急功近利。相反，智者懂得着眼整体，顾全大局，在不可得兼的情况下会果断舍弃小利。再者，智者能够见微知著，推近知远，事物发展初期根据显露出的某些零散、粗概的端萌、迹象推知其未来发展态势，先知“先觉”。

四、善“权”。如果说上述之智均表现为“知常”的话，那么，善权则为“知变”之智。既能明了和遵循事物的常规与准则，还能够根据时间、条件的动态变化做出相应的合理调整，权衡轻重，与时偕行，“毋固”(《子罕》)，“无可无不可”(《微子》)。如在政治清明的时候，智者懂得顺时而进，积极人仕，敢于“直言直行”，以济国安民；反之，则隐退自守，“无道则隐”(《泰伯》)，甚至装疯卖傻，言谈亦由直言不讳转为谦逊委婉，“危行言孙”(《宪问》)，以保全性命。执经守常虽难能可贵，但却比不上通权达变，“可与立。末可与权”(《子罕》)。

五、“达”命。智者的最高境界在于能够超迈“人道”上达“天道”，把握天人之际。智者懂得从自然万物的事相中体悟宇宙间所蕴含的生生不息的“创生”之道，能从大自然当中感悟四时运行不止(“四时行焉”)与万物生机勃勃(“百物生焉”)的道理，亦能从奔流不息的流水中领悟时光飞逝的真谛，进而转化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惜生珍时的人生信念。当然，在尽人事仍不能遂愿，甚至还遭遇种种不测时，亦能顺时达变，乐天知命，甚至对此还怀存某种敬畏之情。这其实乃是一种豁达、安顺的人生境界。

此外，智者还懂得适度原则与中庸之道，善于控制自己的情感，既使其得剥自然而充分的抒发，又能避免走向极端。快乐时不放荡，悲哀时不痛苦，“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愤怒时不致“忘其身，以及其亲”(《颜渊》)，与人争强斗胜，置自己和亲人于不顾；情感转变有常，不致出现“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颜渊》)这种大起大落的极端情形。

其实，孔子尚智背后还寓含着人生关怀的深层原因。我们知道，春秋世乱。“礼坏乐崩”，人人不免性命之虞，因言行不当而招致杀身之祸的悲剧层出不穷。远如夏、商时的关龙逢、比干，近如春秋晋国的仲伯，“好直言”，结果被他人“谮而杀之”(《左传》成公十五年)；楚国的郗宛，也因“直而和”遭人诋毁而被迫自杀(《左传》昭公二十七年)，等等，孔子一生也颇为坎坷，历经磨难，曾多次遭人毁谤，几次险些被害。历史与现实的不断冲击迫使孔子不能不思考人生安身立命的重大问题。在孔子看来。唯有获取人生各方面智慧，成就智者人格，才能有效解决这一永恒问题。

那么，我们又将如何获取诸如明理、知人、晓事的才智，成为智者呢?孔子认为，条件主要有四：好学、乐思、勤问和笃行。首先要好学，以获取广博的知识。为此，先要端正学习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为政》)。此外，要广开学习途径，在博览《诗》、《书》、《礼》、《乐》等各种文献外，还要注重在生活中学习，“多见”、“多闻”，“多识”，切身体验，以开阔视野。积累经验知识。好学是求智的本源。孔子本人曾将别人称誉自己“圣人”的原因也归于“好学”。别人对孔子也有“博学”之评。可见，好学、博学乃是通向智慧的必经之途。“智”从“知”始，只要坚持不懈，就能“下学而上达”(《宪问》)，通达性命天道，故孔子说“好学近乎知”(《中庸》)。当然，仅仅 好学、博学是不够的，因为它只为求智者奠定必要的知识根基，是“知其然”的工作，实现智者目标的关键一步乃在于热爱思考，在乐思、深思中达到“知其所以然”，融会贯通，由博返约，从而“不罔”“不惑”。否则，“学而不思则罔”(《为政》)，愈学愈迷惑。当然在学、思过程中亦必育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这时就必须勤问他人，即便对于不如己者也要能“不耻下问”，方能不断精进。通过好学、乐思、勤问，明达事理之后，还应笃志力行，在实践中加以坚决而灵活地运用，否则，学得再多又有何益，“亦奚以为?”(《子路》)孔子曾批评“过而不改”(《卫灵公》)者，而对“不贰过”(《雍也》)的颜回则发出由衷赞赏，正是这种原因。

孔子的“智”论在其思想体系中究竟处于一种怎样的位置?“智”与“道”、“仁”、“勇”、“礼”等重要范畴又有怎样的关系?实际上，“道”是孔子思想体系中最根本、最核心的范畴其内涵主要为道德准则，亦即朱熹所说的“人伦日用间所当行者”(《论语集注・述而》)。因此，它是人生的终极目标与价值追求，人人都应“志于道”，笃志奋求。不仅如此，还要能“明道”――明达道义，“守道”――持守道义，“行道”――担当道义。而“明道”必离不开才智，“知者不惑”；“守道”则须具备仁德，“知及之，仁不能守之，必失之”(《卫灵公》)。所明之道若缺乏仁德的护守必将丧失；“行道”则仰赖刚勇，“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政》)，没有勇气，道义无从保证。正是在此意义上，智与仁、勇一起共同构成实现人生价值追求的重要推动力。不过，三者在内涵与功用上各有侧重：“智”重理性，明理晓事，知人知天：“仁”重情感。立己爱人，推己及人；“勇”重意志，笃志力行，见义勇为。后人曾用“知以明之，仁以守之，勇以行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答石于重》)来诠释智仁勇之于道义的关系，确为精辟之论。

正因为孔子高标道德追求，所以其人格理想论也是紧紧围绕这个核心目标的实现而展开的。在孔子看来，价值追求的过程，也是理想人格的塑造过程。反之，亦然。二者密不可分，浑然一体。因此，道德价值的追求决定了孔子的人格理想乃是仁智勇三种品质相统一的圣贤。当然，孔子在充分肯定“智”在价值追求中所发挥的“明道”的重要作用外，也清醒地认识到它若缺乏仁德与礼仪的引导与规节，也易滋生流弊，陷入偏途邪道。比如，或恃才放旷，不知所归，“好知不好学，其弊也荡”；或常从利害角度考虑问题。易陷入自私自利，“知者利仁”(《里仁》)，实行仁德与否取决于对己是否有利。相反，“仁者安仁”，自始自终都不抛弃仁德道义，为之而后安，决不计个人得失。较之智者。仁者更显崇高与厚重。因此，若欲发挥“智”积极的正面作用，就必须摄智归仁，以仁率智。让智者内养仁德，外学礼仪，以期成为“文质彬彬”的君子。倘若智者不能秉道而行，不能“志于道，居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在孔子看来，就不能算是真正的智者，因为他未能与道融为一体，并未真正“明道”。离仁之智最多不过是“小慧”而已。

综上所述，孔子的“智”论有着“一以贯之”的体系，构成了孔子人生价值论与人格理想论的重要一环，呈现出浓厚的道德性、实践性特点。由于是开创性的，不免有不完善之处，如过于偏重社群人生之智，带有泛道德化的倾向，对物理世界和抽象思维关注不足，思辨理性远不及道德理性发达等。尽管如此，它对后世的影响颇大：如“智”被列入儒家“四德”、“五常”之一；智仁、智勇常被相提并论，一起构成“天下之达德”(《中庸》)，具有普遍性；汉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甚至独撰“必仁且智”篇来进一步阐述仁智内涵及关系：育人、用人一贯主张德才兼备等，它为高扬个体依凭自身努力而不是仰祈神灵卜筮去获求智慧的主体性、能动性，为造就聪明智慧的中华民族贡献了力量。我们今人若能细细品味孔子的智慧之道，也一定能从中获益。